文：禤素莱

编按：此文为作者之前刊登的《 在德国专访安华：从双溪毛糯到慕尼黑 》的采访后续篇，曾在报章刊登，为了完整呈现整个访问的气氛和作者的心路历程，我们特此再刊出一次，并感谢作者惠供稿件。

在那已经被戏称为“公正党指挥中心”的慕尼黑，我在采访拿督斯里安华依不拉欣后，出来就认识了弯先生。

弯先生说不用叫他名字，叫他“弯”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全名。

外面还有几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马来青年，尽管他们说了好几次他们的名字，我还是分不清谁是谁，除了弯先生。

助理本来安排给我的时间仅三十分钟，可是谈呀谈地，谈了八十分钟，护士来干涉了。坐了太长的时间，安华要站起来时挣扎了半天双腿不听使唤。正在我犹疑着要不要去搀扶他时，助理及另个青年向前一左一右将他从椅上‘挟’了起来。站了起来的他没有马上走动，他问我：“你来自马六甲哪里？”我挤了挤眼睛笑答：“野新。”他笑了，他当然明白我的意思。野新曾是前副首相嘉化峇峇的选区。

天空快乐地飘着慕尼黑啤酒节狂欢的气氛，我伴着他们一伙人回旅馆去。黑暗笼罩前面无人的小径，初秋的晚风迎面刮来，安华拉紧了衣领说：“很冷啊！是不是？！”我放慢了脚步——其实，我们已经走得很慢很慢，我说：“是的，真的很冷。”

助理邀请我和他们共进晚餐，他先送安华回房。我坐在大厅里检查访谈录音。糟糕！为什么我什么也听不到？！这时候，弯先生挨过来了，他说：“你让我听听你们谈了什么话？！”就一把将小录音机夺了去，翻弄着并乱按着键，包括那个红色的录音键。我伸手客气地将录音机夺了回来，我说：“这大厅的钢琴声也许是我听不见的原因。”

吃饭的时候，我和坐在身边的人——还是记不清他的名字——谈起了录音效果不太好的问题，我说我双耳的耳鸣将使我更无法分辨声音。他说：“吃了饭我们帮你听。”弯先生在我们身边不断地拍照，他举起相机正对着我拍了一张大头照。

既拍了照，弯先生便很理所当然地向我要电邮，说是好将照片传送给我。我写了，可是弯先生说：“这看不出你的全名，你再写得完整点罢！”我于是又整齐地写了姓名、地址、电话。只差没写下当天的地点、日期及时间。

另外三个人正严肃地谈论政治，弯先生却从皮夹里拿出他太太及孩子的照片让我看，还不断强调太太有华人血统。这样的照片拉近人的距离，换取信任的方式。

我其实是湿着一只脚采访安华的。啤酒节的人潮将我卡在火车站里，到达旅馆就已经迟到了。匆匆赶去对面的Alpha Klinik时，一不小心踩进了积水里。投入的访谈倒使我忘了湿脚，一直到吃着饭才想了起来。然而就在我看着弯先生的照片时，一旁的女侍应一个转身，不知怎地，竟将她托盘上一瓶粉红色的饮料倒翻在我身上！在这样一个提供五星级服务的旅馆里！

湿了脚又湿了身的我只好站了起来准备离座。助理说：“明天早上八点到八点半之间一块吃早餐罢？！”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说：“我们待会来找你，一起听那个录音。”

我上了楼，洗了澡换好衣服，打开了手提电脑开始聆听录音，这时室内电话响了。

“你的录音怎样？”对方问。

我说：“有点麻烦。可是听还是能听的。你们什么时候要过来？”

“我在想，单独地和你在房里恐怕不太好。。。。。。”

我赶紧道歉。是的，我倒是没有想过要避嫌。我说我下楼来吧，我们在大厅里工作好了。可是对方不愿意，他说：“这大厅令人不是很舒服。”

“那么，就不用麻烦你们了。我自己可以弄。”我说。

“可是你要是弄不来的话，谁还可以帮你忙呢？这马来口音的英语只有马来西亚人会听得较真切。你找德国人恐怕也听不来的。”对方说。

我觉得有道理，万一我那尚剩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听觉听不出什么来，这个访谈不就白作了吗？我于是问：“那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协助你，不过只能一个钟头。而且，我们去其他地方碰面吧！”

我提着手提电脑下了来，却没看见人。这时，手机响了，声音说：“你到外面来。我在这外面。”我走了出去，外面的那个人是弯先生。咦？为什么是弯先生？我竟然没有分辨出电话里的人原来是他。怪了，我记得说要帮助我的是坐在我旁边的青年。

“他们已经睡了。我刚刚去敲过门，没人应门。”弯先生说。“这些人疑心病太重，以为我有特殊背景。那个助理还警告我不可以去骚扰你。你要答应我，和我见面的事不可以让他们知道。”

我对这捉迷藏般的游戏实在没兴趣。一心只想尽快将录音腾抄出来。弯先生将我带到路对面的一家小旅馆，在接待处的角落，我们开始“工作”。他迫不及待地要看我的提问表，又细心研究我当场作的笔录。

听了开头的问题后，弯先生问：“当拿督斯里说他原谅的时候，他看来是真的原谅了吗？”

我点了点头。有一种境界，你只能用苦难换来。而这没有办法伪装。

开着的电脑本来可以直接输入访谈，可是弯先生碰也不碰键盘，他去要了纸和笔，将他听来的录音作了重点纪录。这，并不是我需要的方式。我向他强调我必须逐字逐句纪。可是弯先生没理会，他以聊天的口气问：“你和拿督斯里是什么关系？”

我说：“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那么他刚刚为什么和你谈了这么久？他后来还告诉助理说他很喜欢今天的访谈。”

“也许因为我是个带了榴梿登门造访的甘榜妹吧！”我说。

“那么你跟政治无关？”

“我不搞政治。我说了，我是一个纯粹的写作人。”

弯先生悠闲的态度令我不耐烦，他问了有关个人的许多问题。我住哪里？我在德国作什么？奈保尔为什么会书写安华？什么时候的事？在哪一本书里？

我悄悄看腕表，已经半夜十二点了，弄了一个钟头，弯先生没有帮我腾抄出半句话。我实在浪费不起这个时间，站了起来表示我要离开。这时候，弯先生掏出口袋里的手机，低声讲了几句话，然后关机。为什么现在才来关机？

弯先生说：“是我太太，她说我压到了数字键，无意间拨了三次电话到英国给她。她一直被逼听我们的谈话。她拨来说她不想听了，叫我关机。”

我说：“那真对不起！让她以为这个时间了你还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总归不太好，我要回去了。”

我将电脑关上，弯先生却捉紧了我的小录音机不放，他说：“你让我把整个谈话听完。”

我开始感到奇怪，就说：“我只有两个备用电池，我担心你听完整个录音电池也没了，那我下半夜如何工作？”

可是他竟然答：“我买电池给你！”

“这个时间？你要到哪里去买电池？”我很惊讶，收拾了东西准备离开。

回去的路上弯先生说：“拿督斯里也邀请了我一同吃早餐。”

我说：“那好，我们明天见。”

待我回到了房间，房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回，里面的声音不是弯先生——“我是查卡里亚，我们就住隔你三间房。找了你半天，你去了哪里呀？不是要我们帮忙听录音的吗？”

我没有据实以告。我已经说了我对这样的游戏没兴趣。这是个神出鬼没的夜晚。

五分钟后，门口站了两个穿着沙龙打着赤脚的马来青年，说着我多年不用的马来话，在慕尼黑，我不由得感到滑稽。

房里安安静静地只有录音机转动的声音，我这才发现录音已经被弯先生破坏了不少，许多的话没了上下文。这样的句子只能忍痛割爱。两个青年很认真地帮我腾抄，然而到了凌晨三点，我们也只处理了三个问题。我决定中止这耗时耗力的尝试，谢了他们。这两个人一直到离开，都没有问过我一句私人的话题。

第二天八点十五分我被电话吵醒了，是弯先生。他说：“拿督斯里已经下来了，不是约定好一块吃早餐的吗？你在哪里？”

我说：“我还在房里。所谓的约定也不是个认真的约定。我随时都可以下楼吃酒店提供的早餐的。‘拿督斯里’是不是已经下来对我没多大影响。”

十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还是弯先生，他说：“你为什么还不下来？他们已经进去餐厅了。我要等你一块进去。”

我说：“你不要等。你为什么非等我不可？！”

待我下了楼，进入餐厅。我没有看见弯先生。他不是说了他被邀请的吗？

吃着早餐的安华心情很好，他问说：“你的访问稿写出来了没有？”我摇头，说弄到凌晨四点也没弄完。他笑：“昨天啊，也许是你让我看的那些——你朋友六年前从大马寄给你update时事的东西——让我太高兴了，说了那么多的话！”

他边吃东西边唱歌，歌声真的很好听。发现我在笑，就露出好玩的表情说：“你知道在牢里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每次洗澡就慢动作，边洗边唱歌。有一次在医院，唱得忘形了，放怀高歌了很久很久。出来时，发现护士们都在偷笑。Oops! 我这才知道我的歌声传遍了整个医院走廊！”

安华的小女儿靠了过来问：“姐姐，慕尼黑有什么？”

我说：“慕尼黑附近有美丽的天鹅堡，听说迪斯尼乐园的梦幻城堡，就是按它的样子建造。你去看过了吗？”

“可是我要陪爸爸，不会去看的。那天在学校，老师跟我说：‘你爸爸出来了，你还不赶快回家去看他？！’我高兴得马上就哭起来。爸爸离开时我只有六岁，现在我都十二岁了。爸爸终于回家来，我哪里都不要去，我只要天天陪着他的！”

我转头去看安华，他正对太太哼着Eddie Hodges的歌——I’am gonna knock on your door, ring on your bell, tap on your window too….

我没有再看见弯先生，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有一天有人会用不同的语气来对我唱这首歌。

认识弯先生，我终于真正认识到，马来西亚的民主路原来不是一般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