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养生】

《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Sanitary Regulations）源自1851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卫生会议，是为了应对欧洲当时的霍乱大流行。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世卫）正式成立，1969年正式将此条例改名为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IHR)（中文翻译也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修订的IHR版本，于2007年正式生效，法律上可施行于世卫组织的所有成员国。

2005年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条例包括：

扩大需要通报的事件（原本只是霍乱、黄热病及鼠疫）至一切可以威胁国际其他国家的重要公共卫生事故。
世卫将决定及宣布事件是否符合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故”的条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
列出每个国家需要拥有的疾病监察最基本的机制及能力。
国家须在24小时内通报可能危害国际公共卫生的事故。
除了国家通报，世卫也可从非官方管道获得事故的资讯。
世卫将建议和劝告国际如何採取应对措施，一般会建议在港口、机场、地面等入境处实施特殊措施，以防堵疫情扩散。但同时也须避免不必要的旅游和贸易限制，以让防疫措施的干扰降至最低。
世卫可以公佈、点名及指责没有及时通报事故及採取过度激烈手段防疫的国家。

世卫在2020年1月31日宣布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武汉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故（PHEIC），多国便陆续关闭边界，禁止近期到过湖北、甚至中国的人入境。中国股票市场大跌，宜家暂时关闭30间中国境内的大卖场，不少国际品牌也纷纷跟进。

二月首个星期，武汉肺炎疫情依然没缓和的迹象。虽然世卫发表声明肯定中国的防疫措施，但不少国际舆论谴责中国当局早期刻意隐瞒瘟疫，以及掩盖疫情的严重度，一些官员也承认早期控制疫情“做得不够”。

瘟疫蔓延时，国家延迟通报疫情并不少见，甚至可说是常态。问题是，国家为何不及时通报？

隐瞒的两个理由

发生诸如武汉疫情的事故，国家不及时通报的理由可分成两大类：第一是卫生医疗体制不健全、没有能力监察及诊断疾病，因此也无法通报。第二是国家其实有能力监察及发现突发传染病，但选择了隐瞒。

隐瞒的理由有两个，首先是经济的冲击。瘟疫的消息一传开，很多国家便马上会面对国际的贸易及旅游限制和孤立。武汉疫情反映这个现象，之前的许多疫情也出现同样现象。

国际卫生条例于2007年生效，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俗称猪流感）是世卫宣布的首个突发公共卫生事故，当时世卫也发表声明称，国家无需实行旅游及贸易限制，但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家马上决定一定程度的旅游及贸易限制，对发生疫情的国家有经济影响。

2014年世卫宣布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故，发出同样的劝告，但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也随着实施一定程度的旅游及贸易限制。

武汉疫情是是世卫自国际卫生条例于2007实行以来第六次宣布突发公共卫生事故, 尽管世卫依然表明无需实施不必要的旅游及贸易限制，越来越多国家也开始关闭边境。其实多数国家都心知肚明全面封锁边境并无太大效果，但基于国内人民的施压，各国政府为了照顾选票，不得不随着民意起舞。

隐瞒不报的第二个理由是面对国内政治压力冲击。多数政府希望能在不惊动大众的情况下处理早期疫情。瘟疫的爆发会引起人民恐慌，进而高度干扰民生。无论是疾病造成的大量病亡，或是纯粹因为流言而引起的恐慌，历史上有太多政权因为瘟疫而动摇，甚至被革命推翻。

国家选择隐瞒，往往是考虑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结果。受到国际旅游及贸易限制，将严重的打击国家经济及民生，进而导致政治动荡。

许多国家往往是由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政府的层层隐瞒。很多国家依然是强权当道，人治在法治之上，报喜不报忧成了官场潜规则，等到纸包不住火时，在航空业高度串联起来的世界，瘟疫早已穿越国界了。

那不勒斯的历史教训

史诺登（Frank Snowden）在《霍乱时期的那不勒斯》（Naple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1884-1911）一书，梳理十九世纪末意大利第一大城市的霍乱时期。

1884年，那不勒斯（Naples）发生霍乱大流行，几千人因而死亡。随着那场霍乱，那不勒斯开始推行一场庞大兼昂贵的城市重建工程，其中大笔经费被贪官和当地黑社会组织（Camorra）中饱私囊。

那不勒斯是世界唯一因霍乱而重建的城市，当时政府信誓旦旦告诉人民，这将是永远不会再有霍乱大流行的城市。

言犹在耳，那不勒斯于1911年再度发生霍乱大流行，只是历史及学界文献里并没有大量记载这场瘟疫。史诺登为了研究这场霍乱，从不同的资料中逐渐梳理还原历史，把当时意大利政府如何与美国联手隐瞒这场霍乱瘟疫的事蹟，记载在这本书中。

他在那不勒斯墓园记录里，发现1911年夏天死亡的人数比前一两年或后一两年都多，许多死亡案例来自一家传染病医院。他到那家医院去翻阅资料，发现1911年夏天的死亡记录都不见了，但图书馆的资料里有当时医师们讨论如何处理霍乱病情的记录。

他也在警察局档案里，发现政府派秘密警察监视医师及医药协会，将他们录製关于如何防范霍乱的传单没收，甚至逮捕发出霍乱流行警告信息的医护人员。在美国纽约，记录显示1911年夏天，从那不勒斯出发的意大利移民被隔离在一座岛上，也出现意大利移民到美国后发病的记录。

史诺登的结论是，国家高层精心策划隐瞒1911年的霍乱大流行。至于为何政府当时要隐瞒这场瘟疫，他给了一些看法。

1911年是意大利王国成立的五十週年，意大利大事庆祝建国五十年，维护国家形象因此成为首要任务。当时霍乱被视为肮髒及落后的疾病，那不勒斯花费了一大笔钱，为了永远避免霍乱而重建，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疫情就捲土重来，不免无法对纳税人交代，尤其是在贪污大行其道的年代。

当时那不勒斯市政府的反对派是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者，当权政府若承认疫情，政权将摇摇欲坠。美国当时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考量，支持这个自由派政府，因此和意大利政府联手在国际间隐瞒这场霍乱瘟疫。

意大利政府隐瞒这场瘟疫的后果，就是让霍乱得以从那不勒斯散播到意大利其他地区，也让到意大利参加五十週年立国庆点的游客带来受到感染的风险。意大利移民也从那不勒斯把霍乱带到纽约，1911年那一场疫情，是美国本土最后一次的霍乱流行。

多数国家选择隐瞒

许多学者的研究显示，面对瘟疫，多数国家在开始多数选择隐瞒而不及时通报，因此武汉瘟疫并非例外，甚至可说是常态。隐瞒的原因有很多，有些纯粹是无法在流行病学上确定早期案例会否大量蔓延（尤其是新型传染病）。另一些案例开始时病情不太严重，医师可能觉得病情可以轻易控制。

但很多时候，瘟疫已经明显成型，当局还是选择隐瞒，学者发表的文献总结种种原因，包括：

国家担忧面对经济冲击。
国家对内需考量民生和政治动荡。
国家及民族的尊严。
医学家长主义，认为专业人士才能处理危机，透明报到只会引起恐慌。
专制政权一般只允许报喜不报忧。

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及世卫，或许应该关注为何国家都不愿意第一时间通报突发病情，而选择隐瞒。

诚实通报的国家，换来的往往是其他国家的旅游及贸易限制，反而让隐瞒看起来成为一种值得下赌注的策略。同时，很多国家採取的过激手段，其实都没有流行病学上的证据支持，多是面对瘟疫是回应大众要求的民粹措施。

世卫在国际卫生条例里拥有公开指责违约国家的权力，但世卫因为靠会员捐款来维持，迄今彷彿一只无牙老虎，从来没有强烈公开指责隐瞒疫情的国家，也没有点名批评那些祭出过激的旅游及贸易限制的国家。

孤立及制裁不是办法

无论原因为何，进入21世纪，我们都活在地球紧紧相连的网络。瘟疫不可能只是国境内的事情，今天无论疫情发生在何地，发达的航空网络可在极短时间内把病毒带到每一个角落。

既然我们都无法倖免，管制边境并非万无一失的做法。当关卡无法阻止病毒传播，一味孤立及制裁只会造成民生、经济及政治动荡，等于变相鼓励在疫区的人想办法私自逃出去，更是让瘟疫悄悄四处散播。

科学的无国界合作让致病病毒在短时间内被人类破解，但生物医药手段（寻找特效药及开发疫苗）需要时间，不可能成为立即控制瘟疫的办法。管理流动的感染者，最终需要的还是政治手段。

历史里教导的是，各扫门前雪把自己封闭，或把对方孤立，从来就不是能够把伤害（疾病的直接伤害，或是民生、经济及政治的间接伤害）减到最低的最好办法。

无论是历史或是生物演化学都可以很肯定的告诉我们，无论是新型病原，还是沉寂一时的微生物，只要人类还存在，它们肯定会不断出现，瘟疫是我们活在地球多样化生态的必然代价。

世界已进入无国界时代，减少隐瞒瘟疫最好的办法，其诱因也许就是让第一时间通报病情的国家得以将其经济及政治冲击减少到最低。要不然，每一次瘟疫重新出现，我们只好再度面对同样的恶性循环。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二十三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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