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不一般的“华人”新年
【沙砂作响】
2019年马来西亚一偏远角落，一八天八夜的活动被亚洲纪录大全认定为“最长华人新年庆祝活动”。如此创举，仅有部分沙巴的马来文英文媒体报导。
这活动是“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Festival Tahun Baharu Cina Pitas，简称FTBC）。活动地点是沙巴北海岸的必达士县（Pitas），去年是全马第三最穷的县市，家户平均月入仅不到3100令吉。
必达士县位于沙巴“狗头”的“右耳”，与“左耳”古达县（Kudat）遥遥相望。若从亚庇出发，车程需三小时。但别说到访该地，大部分沙巴汉活了大半辈子，都没听过此地。
如此的偏远地区，如何及为何打造此亚洲纪录？
【沙砂作响】
2019年马来西亚一偏远角落，一八天八夜的活动被亚洲纪录大全认定为“最长华人新年庆祝活动”。如此创举，仅有部分沙巴的马来文英文媒体报导。
这活动是“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Festival Tahun Baharu Cina Pitas，简称FTBC）。活动地点是沙巴北海岸的必达士县（Pitas），去年是全马第三最穷的县市，家户平均月入仅不到3100令吉。
必达士县位于沙巴“狗头”的“右耳”，与“左耳”古达县（Kudat）遥遥相望。若从亚庇出发，车程需三小时。但别说到访该地，大部分沙巴汉活了大半辈子，都没听过此地。
如此的偏远地区，如何及为何打造此亚洲纪录？
原住民主导的多元活动
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是一场活动多元、由原住民主导的“华人”新年活动。举最近三年的活动为例，可分成三大类型：（一）与农历新年相关，（二）周边活动和（三）各类比赛。
（一）与农历新年相关：捞生、舞狮表演、中华舞蹈表演、新年歌曲表演、烟火表演等。
（二）周边活动：亲子活动、各类摊位买卖、捐血运动、原住民族舞蹈表演、本地艺人表演、企业／政党／非政府组织展览、流动法庭服务、流动国民登记局服务、健康检查服务、政策宣传等。
（三）各类比赛：射击、各类歌唱、歌曲创作、各球类、原住民族创意舞蹈、服装走秀、选美、健身、攤位新年装饰、趣味竞赛、马拉松等。
活动类型多元，其中流动法庭和流动行政部门的服务，已经超越一般节庆的规模。主办方曾邀约东马大法官现场解答村民的法律疑问。各类比赛的冠军金额高达1000令吉，可见活动经费之高，主办方的面子之大。
活动的主导族群，可从主办单位得知：卡达山杜顺族文化协会、华嘉（Sino）混血公会、巴夭族（Bajau）文化协会、基马拉冈族（Kimaragang）文化协会、双溪族（Sungai）文化协会和宋宋冈族（Sonsogon）协会。
其中，巴夭族和双溪族多是非马来人穆斯林原住民，其余的族群多是非穆斯林原住民。筹委里没有任何华团，仅有少数华人代表，如当地的甲必丹。事实上，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必达士县仅有0.9%的华人（350人）。
家庭活动到州级活动
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的关键人物是当地的华嘉富商鲁迪阿华（Ruddy Awah）。他的爷爷是名华裔商人，和当地原住民妇女结婚。作为偏远地区的商人，其祖父和父亲抢尽先机，成为当地富商与地方强人。80年代，鲁迪的父亲开始在苏林波顿劳勿村（Kampung Solimpodon Laut）的自家庭院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邀请亲人参与。
活动越办越大，后来成为全县人的活动。据当地人回忆，参与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是儿时不可或缺的记忆，因为主办方曾邀请流动游乐场进驻。农历新年成了当地人最期待的节日，比卡达山人的丰收节、圣诞节或开斋节更加重要。
鲁迪的父亲去世后，鲁迪秉持父亲“服务当地人”的遗愿，继续为该节庆投入更多的资源，积极创造商机给当地人，免费提供电供和场地费给摊贩，深受当地人的赞叹。
笔者认为，除了“回馈当地”，鲁迪与其父亲举办该节庆的目的还包括“与社区保持良好互动”和“建立声望”。如此的动机，符合恩庇政治盛行的沙巴偏乡社会。
2016年，必达士县政府主动要求把原本的县级农历新年活动和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结合，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升格”成为县级活动。
隔年，七天七夜的活动正式打破“马来西亚最长不间断华人新年庆祝活动”的记录。资源开始进来，原本露天木舞台的草地成了加盖的水泥钢骨礼堂。
被建构的文化边界
近年来，马来西亚一些节庆趋向民族化或宗教化。某些被认为“属於他者的元素”不被纳入其中。小则是霹雳州宗教局不满农历新年期间在清真寺舞狮和放鞭炮；大则有印度丰收节（Ponggal）被教育部认为具有宗教色彩。
这些节日，如农历新年和印度丰收节长期被视为是文化节庆，即可保持民族和宗教中立，允许各种文化元素进来這場域交流互动。但一旦某些文化元素，如舞狮放鞭炮被“他者化”后，即被认为无法进入宗教场所或教育活动等场域。
从宗教和民族的角度去理解节庆，这些人士企图站在维护节庆的“纯洁性”的角度出发，或企图让节日的参与者限定在特定族群。如此的做法一来否定了文化原本具备的流动性和融合性，同时忘记了“文化边界”本身，其实是被当地社会建构而成。
西方人文学界很早就质疑族群内部所共享的文化是否与生俱来。他们认为群体的划定不在于文化的本质，而是在于文化的边界。人类学家巴特（Fredrik Barth）在1969年透过“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把定义族群的焦点从共同的文化内容转移至边界的差异。简单说，人们在定义我者与他者时，有效的定义应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什么是我们的文化”。
沿用以上案例，霹雳州宗教局认为，因为“舞狮和放鞭炮”不是穆斯林文化，所以定义了何谓“穆斯林”，以此类推。
巴特随后进一步论证这些“文化或族群边界”都不是真实、以身俱来或自古以来的。他提出，这些边界也是“被建构”的，是根据当地社会脉络而建构的。
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可作为一个案例，探讨东西马社会脉络之不同，造成西马部分的“文化边界”无法套用在必达士县。
现场几乎不见任何华裔出席者，主办方重金邀请90年代马来流行歌手Zamani Slam演唱。
“不华人”的“华人”新年
在外人的眼里，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拥有许多“非华人”的元素。活动的主要语言是马来语，而非华语。演唱者多是来自西马的知名马来歌手，演唱着与农历新年无关的流行歌曲。
所有比赛的参赛资格开放给所有族群，包括穆斯林。举选美比赛为例，参赛者只需穿上旗袍，回答关于农历新年的提问即可胜出。
在摊位新年装饰比赛，部分新年装饰内含爪夷文书法（Khat）。这些参赛者多是经营小食摊位的穆斯林。他们认为增添爪夷文书法，纯粹能够增加美感，进而增加获奖的机率。
富有爪夷文书法的新年装饰，以黄色和红色为主。
对当地人而言，“马来语”、“马来流行歌曲”、“爪夷文书法”和“旗袍”并非“马来人/穆斯林”和“华人/非穆斯林”之间的文化边界。前三个元素可以出现在农历新年，因为当地人并不认为农历新年纯粹是华人或非穆斯林的节日。
同理，旗袍也不被认为只是华人的服装。穿上旗袍参加“‘华人’新年小姐”选美比赛，对她们而言是十分自在的。
仔细一想，新年装饰和爪夷文书法都有同个实际目的，即增加美感！它们属于两种文化判断下的美感，但不代表彼此不能交集。回到物质条件的基础，文化象征意义对于求温饱的村民而言，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边缘地区的重新论述
政经边缘地区的资源不足，阿华家族所举办的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成了满足当地人做生意、社交、政策咨询和娱乐的需求。边缘地区类似规模的活动不多，恰好原本家族性质的农历新年活动让资源聚集，满足了当地日常生活以外的额外需求。
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开幕的舞狮表演。
政治圈和娱乐圈的名人聚集，“默默无闻”之地成了“星光闪耀”之地。因此，农历新年文化意义被淡化，发展出在地化的庆祝方式。
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或许是当地资源不足的“遮羞布”。当地人在重新论述此活动时，透过外人的眼光，抓住了“文化融合”的特点。他们对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感到光荣，并不是因为它捍卫了某种文化的“尊严”；而是它展现出政经核心里所少见的族群和谐，成了当地人引以为豪的“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新年”（这别称随着纳吉倒台而消失）。
除了“文化融合”，当地人也抓住了“农闲时长”的特点。大部分当地人从事农业耕种或各种零工，无需符合城市“朝九晚五、周休二日”的办公时间。各大城市完成不了的“亚洲之最”，边缘地区反而轻松完成。
为了确保参与者的人数，平常工作日所举办的各类比赛也开放给非必达士县的马来西亚人参与。换个角度，这文化活动并非没有生产力，它所延伸的周边买卖，何尝不是充满商机的经济活动呢？
“恩庇政治”、“资源匮乏”、“农闲时长”、“文化融合”等当地社会脉络，成就了必达士华人新年节庆这“亚洲之最”，以及当地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文化边界。这活动拥有众多可分析之面向，
唯笔者希望当我们逐渐掀开它神秘的面纱时，应带有更尊重及开放的心胸。
吴佳翰，南洋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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