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辞世。当时有位来自中国的弟兄低声告诉我：“尼克松是真基督徒；他为中美两国出了不少力。”
尼克松和上帝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旁人自然无置喙的余地，但他却是我欣赏的一位美国总统。倒不是因为他和老态龙钟却依然大权在握的老毛握手“改变了世界”，毕竟从当时的国际战略来看，任何一个人入主白宫大概都会作出类似的外交选择。
我对尼克松的敬仰，是源自于他最终坦然承担《水门事件》的责任，以辞职来向国会和民众作出交代的勇气。往后廿年，尼克松或许在世人面前是一位拥有不光彩记录的总统，但从旁人的言传笔记中，我也同时看到一位曾经自视甚高，坐拥无比权势的国家元首，在面对美国历史上首次弹劾危机之后，从此变得谦卑。原本极度在意历史评价的他，在晚年时候因为信仰的踏实而豁然开朗，对一位曾经在国际间叱吒风云的领袖而言，诚属不易。
卡特是我敬佩的另一位美国总统。当然也不是因为在他任内，中美正式建交，而是他竞选连任失败之后，能够躬身自省，谦卑地面对他本身的信仰，重新出发。败选不是他人生的终点，而是一个再生的契机。所以世人今天看到的卡特是一位为世界和平及人道精神而奔走的国际领袖，他也曾开承认是信仰让他可以反省过往的不足，成为一个更像基督的人(a more Christ-like person)。也因为意识到人骄傲的可怕，卡特才会不时警告过度自信和膨胀的美国可能对全球带来的危害。
坦荡面对过失的勇气和智慧
中国人常说“高处不胜寒”，但这句话背后其实隐含了对权位的渴望，却又同时恐惧承担不起从高处摔下来的悲惨下场，本质上并没有否定“居高位”作为得到肯定的一种价值。但尼克松和卡特都曾在国际舞台驰骋，风头一时无俩。真正把他们从其他的领袖区分开来的，是他们从信仰当中所寻找到生命的终极价值，再也不以世人的眼光和历史地位作为自我衡量的准绳。受人欢迎，赢取掌声的事，为之者络绎不绝；能够放下身段，坦荡面对过失的勇气和智慧，才真正能够考验一个人的品格。
今天华人的基督教界，普遍对美国充满敬仰，欣羡和推崇。正因为这样，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企图左右白宫外交策略的作风往往获得支持。1990年首次海湾战争，美国右派教会将萨达姆形容为撒旦的化身，从台湾到新加坡，盲目附和者大有人在。我没兴趣为萨达姆的暴政辩护，我只是惊讶这些教会竟然可以无视美国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所策划，进行或支持的，或明或暗的流血政变和战争。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中提醒门徒要作世上的光，要当一座造在山上，不能隐藏的城。美国右翼基督教会苦心经营，或对号入座，就是要将他们的国家形塑成为那座山上的城。既是世上的光，自然不能犯错，所以美国就有替天行道的使命在身。可是一个人之所以信仰基督，不正是因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与败坏吗？莫非右翼势力所想像和建构出来的美国，竟是和当年的天主教廷所迷信的教宗一样“无误” (infallible) ？
强权崇拜是“无能”的条件反射？
我个人其实不反对普世教会把美国作为一个学习的榜样，毕竟美国的三权分立比英国还严谨，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也多有可取之处。我所担心的，是今天普世基督徒以美国马首是瞻的现象，究竟是基于美国立国的精神和价值，抑或因为美国今天是个超级大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上，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这种对强权的崇拜，是否一种“无能”的条件反射？若是出于后者，这种推崇的行为不过是以功利为取向所产生的结果。也因为美国所具有的这些优势，才让美国右翼基督教会的意识形态能够进入世界其他角落信徒的思维当中。但莫忘记，当年的日本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处处以欧美为样板，结果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死胡同。
今年五月初，中国维权人士及独立中文笔会成员余杰，李柏光和王怡以“同小布什总统见面是基督徒之间的美好交通” (“交通”翻译成非宗教术语，其实就是交流) 为由，刻意排挤了非信徒的郭飞熊，引起后者不快，进而引发维权人士之间的争论。
华人基督教界的困境
有朋友问我：身为基督徒，我如何看待这件事？
我当然不能代表其他信徒发言，但就我个人来讲，整件事情不过是场闹剧兼笑剧。余杰事后解释说为了争取同小布什见面，中国基督徒和地下教会祷告了有六年之久，终于获得接见乃是“神迹”。是否如此，我不欲置评。但把获得美国总统接见视为中国遭受压迫的基督徒力量的来源之一，却是很让人匪夷所思的。耶稣说过“谁愿为大，就当服事小的”， 而小布什任内的美国，却是妄自尊大，四处树敌，丝毫没有谦卑的特征。右翼教会以拯救天下弱势信徒为己任，恐怕不记得旧约中的以色列国多行不义，既使是造在山上的城，上帝也要加以离弃。
余杰等人的事件，正好突出了华人基督教界的困境。美国的富裕和强大被诠释为上帝的祝福，所以有教会领袖以获得出席美国国会早餐祈祷会为荣，刻意忽视早餐祈祷会的政治意含，更忘记了耶稣劝门徒回家把门关上再向上帝祷告的教诲；积极争取美国政治领袖和人物接见的，更是如过江之鲫了。
中国知识份子亟亟为国家的前途寻找出路，忧国忧民固然应该受到肯定，但他们普遍的迷思还是在于从一个强权的模式中寻求答案。朱学勤就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反美，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嘴巴上，因为相较于有民族恩怨的日本，美国在历史上整体来说不算亏待中国；更重要的是，和欧洲相比，美国作为一个超强，对期待崛起的中国来说，其发展的过程比小国林立的欧洲更有参考价值。我并非鼓吹更“实质和实在”的“反美”，而是维权人士和独立笔会当中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实在应该思考，何以从经济到科技，中国其实处处存在著“脱亚入美”的现象。
把信仰作为政治手段
我绝对尊重美国领袖的个人信仰，但不能认同他们把信仰作为政治手段。余杰等人见了小布什，又如何？见不成的人为此动怒，又何必？难道基督徒只能从美国的政治领袖身上寻找榜样吗？如果不破除这个功利的诅咒，即使当美国领袖把目光放在弱势群体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恐怕还停留在美国领袖身上，而不是如圣经上所说，从“我弟兄当中那最小的身上”看见耶稣。
世界上改变历史的人很多，而且最能引起别人共鸣的，往往是不经过武力和权势促成的变革。美国的民权运动从Rosa Parks一个简单的拒绝行动开始，由同样是基督徒的马丁路德金发挥领导作用。很多基督徒和神学家只把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留在知识和学术层面，但印度的甘地把它行了出来，最终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德国教会屈服于纳粹淫威之时，勇于同政权抗衡，争取信仰的纯正，独立与自由，留下的是美好的脚踪。这些人所遗留给世人的价值和理念，比美国右翼教会所发展出来的“山城论”更值得我们珍视和发扬。正如美国福音派教会的Tony Campolo所言，如果强盛的国力是正义的表征，或许耶稣就不会出生在马槽，而是选择以凯撒的身份君临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