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紧急状态是国家出现不能解决的“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共安全”情况时，赋予政府暂时权力，绕过国会制订法令；又或者赋予政府暂时权力，绕过司法体系，以行政命令方式执行司法权。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只有在出现社会大规模暴力冲突事件时，才会出现授权政府颁布全国紧急状态和内部安全法令的例子，如在爆发大规模种族冲突事件的时候。这表明或许只有在可能出现失控暴力，或正常的社会秩序无法维系时，政府才有颁布紧急状态的正当性（legitimacy）基础。

政治叫价的伎俩

在今年稍早时，国盟政府曾为因应第一波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而颁布限制行动令。事后我们检视这个应对策略，也发现政府可以运用这种有序方式，有效遏制疫情扩散；更别说，我们这个权力基础倍受质疑的国盟政府，自己不也因此受到一部分人民肯定，而较能站稳脚跟吗？

所以说，限制行动令奏效显示，马来西亚在正常情况下，只要运用现行的法律与执法机制，就已能对抗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威胁。基於原本这个防疫有效的事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国盟政府突然又传出要用颁布紧急状态的方式来因应新一波的疫情，这难道不会啟人疑竇吗？

质言之，相较于认真提出的防疫政策，这个突如其来的紧急状态提法，难道不是一种政治叫价而毫无正当性基础的伎俩吗？

执法双重标准肇祸

反观这新一波2019冠状病毒的群聚感染，大多病例集中在上月举行州选的沙巴州，这反而再再提醒我们注意到，政府执法的双重标準问题，可能是目前疫情控制的最大缺口。

我们看到，个别民众屡屡因违反限制行动令而受罚时，一些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有的时候却没有因为违反限制行动令而受罚，特别是在外出用餐、举行宗教集会都有限制的情况下，为选举而举办的群众大会往往没什么限制。

出现这种的情况，民众开始质疑政府执行限行令的效力，也会影响到基层公务员对限制行动令的执行率；显而易见，在权力不对等的两个阶层里，基层公务员真敢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开罚吗？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有这样到处开方便之门的执行率，才又有了这新一波的疫情爆发的！

如果这才是疫情失控的原因，我们不是只需要返求诸己，重新落实好限制行动令的执行率，以及确保其“一视同仁”的法律效力就好，不是吗？

缺乏政治与科学证据

另一方面，政府失惊无神的传出要扩张政府行政权，遏制源于大自然的疾病威胁，难道是认为，透过这种给予行政权空白授权的方式，才能更好地防治2019冠状病毒疫情吗？

紧急状态对遏制暴力的蔓延有效吗？或许有，但其对马来西亚民主制度带来破坏的坏处，以及所带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好处，两相权衡下，也不见得能真正说服绝大多数的民众信服政府推行这样的策略。

例如，英殖政府用紧急状态来对付马共，虽最终确实压制马共游击队的暴力威胁，但不以政治谈判方式将马共吸纳到体制内来，而将其视为必须用紧急状态来消灭的敌人，这不也让我们独立后的政党政治间正常的民主竞争体系，走了许多迂迴的道路来完善吗？

以紧急状态来遏制暴力的蔓延犹且如此，想用紧急状态来遏制疾病蔓延，理据在哪呢？保持社交距离、居家办公、戴口罩等等的个人防护要求，乃至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药物与疫苗的购买问题，马来西亚的执法单位和卫生官员在处理这些技术问题时，有什么需要运用行政权空白授权的地方？难道说，在“科学”上，我们可以证明，在紧急状态下才是一种对抗疫情的最佳卫生政策？

所以说，若政府想要说服社会接受绕开行之有年的国会代议制度，颁布紧急状态以扩张行政权，敬请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以及合宜的、在政治上的正当性依据。

慕尤丁欲维系政权

当然，国盟政府可以辩解说，正是因为在疫情蔓延下，国会的许多议程都已延宕，或会造成2021年财政预算案可能无法通过，因此才会以此方式来政治叫价，以期通过2021年财政预算案，唯有如此，政府才能继续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对抗疫情上。

这个说法不完全没有道理，像国际贸工部长阿兹敏就强调“思维正确的公民，包括朝野政治领袖应该团结一心，以集中资源抗疫。”但他却没有厘清政府是否准备以紧急状态方式来集中资源抗疫，这便让人不解了！

尤其是安华早前宣称拥有多数国会议员支持，而发动对首相慕尤丁倒阁，此刻提出紧急状态的主张，实在很难不让外界质疑，国盟政府其实是在利用颁布紧急状态，来维系他们脆弱的政权生命！

像安华就批评：“慕尤丁因深知无法在国会取得多数支持，因此以2019冠病疫情为藉口，试图滥权宣佈紧急状态来限制议会程序，使国家倒退为独裁和威权主义。”

当然安华也别忘了，在新一波疫情爆发之际，提出倒阁究竟意图为何？尤其在限制行动令下民生凋敝的境况，岂不是一个志在当首相的政治人物，最该优先检视的问题吗？

换言之，疾呼朝野政党在这个危机时刻，团结一心来对抗疫情，我们并没意见，但若要冒著违宪之虞，以颁布紧急状态方式中止国会，以期通过行政措施直接执行2021年财政预算案，这就很难说服一般民众接受了。

执政党在此问题上，勿用破坏民主体制的颁布紧急状态方式来解决这个政治危机。执政者应寻求体制内的政治协商方式，用对话来化解政治危机。其实在疫情蔓延的社会局势下，无论政府是否是少数政府，朝野两造都应该开诚布公地辩论及协商，推出济弱扶倾、捍卫基层民众基本生存权利的政策。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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