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博大学生的雅意，把他们刚上过的《族群关系》教材送给我，使我得以知悉这个教材“惹祸”的远不只是外界已披露的五一三事件、美丹村事件和“诉求”事件等被不公处理的部分。

这部由博大九位教员（八位土著学者，一位锡克裔学者）合撰的教材，它所犯的过失可总归为一句：未能严格遵照教材的标准撰写，而是夹杂了学术论著的体例，但更多时候像是一份党团文宣。

说它夹杂了学术论著的体例，是它将教材视为一如前者那样是发表个人学术创见或判断的地方，但这恰好不是教材的特点或功能所在。

这部由十四讲构成的教材，多处援引国民大学三苏安里教授（Shamsul Amri Baharuddin）有关族群关系的见解，甚至作者本人也以“从某某伊斯兰人物的角度看”问题。但这种作法之所以未妥，是由于三苏教授及“某某伊斯兰人物”的见解尚未必是学界的共识，而后者却是构成教材内容的基本判准之一。

说这部教材更像是一份党团文宣，大致有如下的三点原因。

第一，教材的基本功能或要求，是它务须能将该学门（如“族群研究”）或课题的基本内涵与轮廓陈述出来，这是它不同于学者专家的专题研究之学术论著所在。

但是，这部名为“族群研究”的博大教材，它一方面可以对执政党国民阵线的成员党背景逐一介绍，却对反对党的资料只字不提；它一方面可以对西马的五一三事件、美丹村事件、“诉求”事件作专节析述，却对东马的族群关系未有片言只语的介说；它一方面可以四处援引《古兰经》与穆罕默德的言论，却对其它宗教的见解视而未见。这种处理手法，很难不让人把它视为只是一部执政党的、西马的、伊斯兰教的“族群关系”论，尚不能说是反映了“基本”面貌。

争议之处，没反映不同意见

第二，不论是“基本”的还是片面的反映该学门或课题的内涵，如有争议之处，则任一教材都应同时把不同的意见整理并传达出来，一如西方国家之“读本”（reading）然。然而，这部教材对被它称之为大马不同族群于1957年独立所作的“社会契约”即宪法协议，却极尽辩护之能事，甚至明知“对大多数族群加以特权地保护”（指马来人特权）既未符常规，却强解之为“对历史不了解的人当然很难理解”、“这就是大马民主的独特性”等等，反将质疑者如“诉求”团体斥之为“极端份子”！？这样的处理手法，难免要被人视为是“双重标准”、“大小眼”而有党派之嫌了。

同一事件有矛盾的说词存在

第三，不论最终是如何反映该学门或课题的内涵，每一部教材都务须严格统稿，即不能出现同一事件而有不同或矛盾的说词存在。然而，这部由九位作者编成的教材，有的说五一三事件是起于“马来人及华人两个族群长期不满的情绪所造成”，有的却说是起于“华人蔑视及发出令马来人难堪的话语”所致；有的说“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主张早已被拒绝和搁置，有的却留意甚至专节析述了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不无契合之意的1999年之“诉求”事件。这种未严格统稿的后果可想而知：如果期末考题出现了五一三事件的肇因之问，请问此时的学生该如何作答呢？

可见，未严格遵照教材标准编写的后果，博大《族群关系》所犯的过失尚不仅是人们已注意到的五一三事件、美丹村事件和“诉求”事件等部分，而是还有更多，殆未可否。

作者为新纪元学院研究员

萨迦1928年（兼公元2006年）8月1日于加影行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