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砂作响】

为何要维持三大民族的想象?

纵观9月的沙巴选情分析,或选后副首长人选的争议,各政要学者都采用了沙巴“三大民族”的分类方式:穆斯林土著、非穆斯林土著和华人。笔者想要提出的观点是,如此的分类并非自古以来存在,多是受到西马三大民族模式的影响。

总所周知,人口的划分模式多种,可根据性别、年龄、收入、工作类别、母语、受教育程度、宗教、血统等基准分类。然而,某些基准常被“自然化”,成了人们分析社会现象的标准。在马来西亚,往往血统和宗教主导了人们的判断。

回顾沙巴在1963年以前的官方报告和媒体报导,很少有“三大民族”的划分。如在1931和1951年的北婆罗洲(沙巴旧称)的人口统计报告,殖民者采用“四大民族”:欧洲人、原住民、华人和其他(图一),和当今的分类如同天壤之别。

掌权者的视角和人口分类的关系密切,可透过政治力量影响人民的认知。英殖民者因重视背景相近的族群,把人口极少的欧洲人列为主要族群。同理,原本没有官方宗教的北婆罗洲,在共组马来西亚后,马来西亚的官方宗教渐渐成了分类的基准之一。

图一:1931和1951年的北婆罗洲人口统计,主要分成四大民族。 取自1951年北婆罗洲人口统计报告书(翻拍:许智胜)

沙巴最初的三大政党:卡达山杜顺姆鲁族统一机构(UPKO,简称卡统)、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简称沙统)和沙巴华人公会(SCA),模仿了西马联盟三大政党的模式。然而,卡统和沙统的党员资格并非分别只接受非穆斯林土著和穆斯林土著。沙统虽然由穆斯林土著主导,但党籍则开放给所有的原住民。沙统反而指称卡统是“种族主义”政党,因其一度只开放给卡达山杜顺人(Kadazandusun)和姆律人(Murut)加入。

然而,三大民族的划分逐渐成为主流,尤其是沙巴团结党(PBS)在1985年起限定副首长名额给这三大民族轮值,逐渐形成“自古以来是三大民族”的迷思。把这三大民族的模式套用在选情或民情分析,往往就会得出“复杂多元”的结论。

语言:当地首要的分类方式

人类学最特殊的地方在于找出源自当地社会的运作模式,将此作为分析工具,而不是沿用官方或是一般学界的外部模式。如要找到当地的人群分类逻辑,需要透过田野调查,和当地人互动,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行动,理解当地人如何分类“我族与他群”。

根据笔者的田调发现,在异族通婚普遍的沙巴原住民,人们倾向以族语的流利度来界定自身的族群认同。因此,若以语言熟悉度,而不是宗教面向的“穆斯林与否”来划分,或许能够为沙巴的人文议题提供新的理解方式。所谓的“熟悉度”,则是从语言相似度、周遭生活熟悉度等的理解,组合而成。

根据语言学的划分,沙巴居民口操的语言绝大部分属于南岛语系、少数汉藏语系,极少数属于印欧语系(尤其巴基斯坦籍移民)等。南岛语系底下可细分为不同的分支,在沙巴常见的语群有:北婆罗洲语群(North Borneo Languages)、马来语群(Malayic languages)、泛巴利多语群(Greater Barito Languages)和泛中菲律宾语群(Greater Central Philippine Languages)。

图二:沙巴南岛语族四大语群的地理分布。 吴佳翰基于维基百科绘制。

俗称KDM的北婆罗洲语群

北婆罗洲语群包含卡达山人(Kadazan)、杜顺人(Dusun)、姆律人(Murut)、双溪人(Orang Sungai)、比萨雅人(Bisaya)、帝东人(Tidung)等。除了属于马来语群的卡达央人(Kadayan),北婆罗洲语群非常接近沙巴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文化协会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Kadazan Dusun Cultural Association)所定义的“卡达山杜顺群”。虽然笔者选用了外界语言学的名称,但此语群也有本地称呼。除了卡达山杜顺姆律的简称“KDM”,或前者加上龙骨斯人(Rungus),而简称为“KDMR”。

沙巴也有称北婆罗洲语群为“摩摩根”(Momogun,轮耕、刀耕火种的人)或是“Momisok”(大地之子)。然而,北婆罗洲语群不应被视为“非穆斯林土著”,因为部分族群早在英殖民前已是穆斯林,如比萨雅人、双溪人等。

非穆斯林和穆斯林原住民之间,也不应该有西海岸和东海岸的二元划分,如杜顺苏班(Dusun Subpan)则是居于东海岸、非穆斯林居多的群体。(图三)

图三:来自沙巴东海岸的北婆罗洲语群杜顺苏班,他们多信奉基督宗教,至今保留洞葬的习俗。吴佳翰摄。

北婆罗洲语群算是最早在沙巴定居的人群,没有明确迁徙沙巴的口述历史。他们共享大洪水或是红色大榕树(Nunuk Ragang)的传说。因为语言的相似,即使是标榜应该用“卡达山人”来统称这群人的卡达山民族主义者,也不会用宗教来区分北婆罗洲语群的穆斯林。

在政治倾向上,北婆罗洲语群多数坚持婆罗洲的文化特征,反对马来化政策,对菲律宾难民或无证移民的后裔采取保留态度。

语言学上,北婆罗洲语群和马来语群的差异很大。前者保留了完整的四种或三种焦点系统(Focus system或马来文的Imbuhan),句子结构上也保留“谓主宾”(Verb-Subject-Object,VSO)的古南岛语形式。反观,马来语群只保留了两种焦点系统(主动/被动),其句子架构已变成常见的“主谓宾”(SVO)形式。

常被同化成马来人的马来语群

沙巴的马来语群含汶莱人(Brunai)、卡达央人和科科斯人(Cocos)。因所说的母语和标准马来语、标准印尼语等一样同属“方言”的关系,文化习俗上也非常接近马来人,他们常被联邦政府统称为“马来人”。

但他们内部有的对此抗拒;有的接受在自身族名旁加上“马来”一词(Melayu Brunai/Kadayan/Cocos),显示自己是马来人的亚族;有的则乐于自称马来人。

汶莱人和卡达央人因15世纪汶莱苏丹王朝扩张,而移民至沙巴西海岸,祖辈是汶莱苏丹的子民。沙巴科科斯人的移民途径比较特殊,他们在19世纪中从马来群岛迁至如今属于澳洲领土的科科斯岛(Cocos Island)。1950年代,英政府又把他们迁至沙巴东海岸。因他们并非在英殖民前迁徙,所以他们并不属于沙巴原住民。

虽然内部在马来化议题上存有分歧,但他们普遍上亲联邦,是沙统、巫统或是土著团结党的忠实支持者,对接受菲国移民后裔多采取保留态度。因他们移居时间已久,加上婆罗洲其他地区也可以找到马来语群,北婆罗洲语群对马来语群,和接下来的泛巴利多语群都感觉稍微亲近。

第二大语群巴瑶人

剩下的两个语群则和菲律宾有关,他们的先辈随着苏禄苏丹王朝的拓展而迁徙至沙巴。沙巴境内的泛巴利多语群只有一族,即全州第二大族群巴瑶人(Bajau)。他们不能全被视为穆斯林土著,因为存在着极少数的基督宗教徒。

巴瑶人因生活方式,可被分成陆巴瑶(Bajau-Sama)和海巴瑶(Bajau Laut)。前者在西海岸居多,后者常见于东海岸。东海岸的巴瑶人和菲南仍保持密切的经济、宗教和亲属关系,因此在接受菲南后裔的议题上,比西海岸巴瑶人更为包容。

对北婆罗洲语群来说,泛巴利多语群比泛中菲律宾语群来得接近,原因有二:(一)婆罗洲其他原住民熟悉泛巴利多语群,因该语群取名自南婆罗洲的巴利多河(Barito)。在中与南加里曼丹,也有泛巴利多语群。(二)泛巴利多语群比较早在沙巴落地生根。

不只是苏禄人的泛中菲律宾语群

在婆罗洲,泛中菲律宾语群只能在沙巴找到,证明他们的迁徙时间短,没有往南发展。此语群的发源地极有可能是菲律宾中部。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塔加禄语(Tagalog)也是此语群的一员。

沙巴的泛中菲律宾语群含在巴拉巴克海峡(Balabac)的莫泊人(Molbog),在西北岸和东南岸的伊拉农人(Iranun),和北海岸与东海岸的苏禄人(Suluk或Tausug人)。

泛中菲律宾语群在沙巴偶尔会受到反移民人士的排斥,主要因为他们和菲律宾仍有密切的宗教、经济和亲属连带。所以对北婆罗洲语群而言,虽然同是原住民,但彼此文化上的疏离感比较大。

其他语群对苏禄人的观感差,主要原因有三:(一)苏禄叛军策划的绑架事件层出不穷;(二)苏禄苏丹后裔长期对沙巴宣称主权;(三)身为苏禄人的慕斯达法ּּ哈伦(Mustapha Harun)在担任沙巴首长期间,曾实施强烈的伊斯兰化政策,同时过于专政。

然而,近年来,苏禄人和巴瑶人因宗教接近而密切通婚。通婚后裔为了提升社会观感,特地在官方登记上选择巴瑶人的身份,甚至出现苏禄-巴瑶混血儿(Peranakan Suluk Bajau)的第三种认同。

大陆视角为主的梳理

北婆罗洲语群是沙巴公认的最地道原住民,因此这篇文章采取婆罗洲为主的“大陆视角”,从语言的熟悉度来讨论北婆罗洲语群对其他语群的亲近度。需注意的是,若以泛中菲律宾语群的“海洋视角”来处理,则会呈现不同的解读。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预估,沙巴合法居民五大语群的人口列序为:北婆罗洲语群、泛巴利多语群、汉语群(汉藏语系)、泛中菲律宾语群和马来语群。

除了这五大语群,沙巴还有其他南岛语族的语群,如武吉斯人和爪哇人。两者所说的武吉斯语和爪哇语,对北婆罗洲语群而言,比泛中菲律宾语群更为遥远。这两族多由英殖民者引进,因此不是沙巴原住民。

以此为例,民兴党在执政时期曾建议将武吉斯人和爪哇人列为沙巴原住民,引发北婆罗洲语群的强烈抗议。

本文尝试用语言学的角度,划分人群,又从语言熟悉度来讨论彼此的关系。笔者希望籍此反思目前的人群划分。除了打破自古以来的迷思,也希望提出新的诠释,并探讨可能用之于其他地区。

沙巴语言学的分类自二十年前才逐渐成形,不管此分类模式能否持续有效,但希望能提供读者理解的新视角。


吴佳翰,南洋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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