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2020年初爆发的2019冠状病毒迅速蔓延，全球一片哀鸿遍野，似乎遥应了庚子必乱之谶言。对华文教育来说，今年也应是忏悔之年。回首四十年前，南洋大学惨遭强行关闭，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历史伤口。逢此险厄凶岁，抚今思昔，怆然莫名，感系愈深。
四十年不长不短，人世间换了一回。1980年南大被鲸吞后没几年，岛国最后一间华文小学也被关闭，社会改造大工程进入了收官阶段。从九十年代“伪西方社会”（李光耀语）的成形，到二十一世纪初英语成为大部分华裔小孩的母语，也不过是一代人的光影，却翻转了南洋原有的精神面貌。
南洋大学，这个改造工程中最难以攻克的关卡，李光耀晚年回忆起来，还无不得意地说他可是“花了十六年才解决”，掩不住那处心积虑之心迹，却也折射出他内心一个巨大的阴影。
顶端大图：1955年南大创办之时，南大牌坊作为南大的标志和正门入口处，牌坊写着“1955南洋大学”。“南洋大学”这几个字是当时国际书法家于右任的墨宝。（图文取自面子书“南洋大学”专页。）
官方给南大下判三“罪状”
历史从来都由胜利者所书写。从国家机器的强暴，到钦定历史的书写、主流意识的塑造，那个曾经掀起举世狂潮与全民翘盼，矗立起大时代丰碑的南洋大学，早被边缘化为建国史中的小注脚，被捏成面目可憎而定格在史册里。
官方给南大下判的“罪状”，不外乎有三大条：一这是一所华人沙文主义的学府；二是南大与红色共产的关连，三是南大学术水平的低落。其中第一、二条最为严重（此两条实为一体之两面），在冷战时代里简直是罪不可赦。
南大打从立校以来，就不断被责问“究竟认为自己是马来亚公民还是倾向於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李光耀语）；不然就被学界论述为“移民社会的产物”、“华侨民族主义”、华人身份认同上的困境与错乱等等。
此类主流观点，似乎已成了定论。每念及此，未免惶恐。南大不死，只是调零。我们已输了南大，不能再输掉南大精神，更不能输在最后的历史防线上。藉此四十周年之际，让我们好好地把南大史重读一遍，本文且先重审所谓的第一条罪状吧。
建国堂。南洋大学已被拆除的大楼之一。
吾人之故乡：陈六使倡设大学
一部南大史当从何说起？1950年5月，一代侨领陈嘉庚决定北归中原，贡献祖国，象征了侨民时代的逐步谢幕。当时在码头为他送行的接班人陈六使，以及他身后数以百万计的各地华人，却决意要化异乡为故乡。但是他们该以什么身姿留守在南洋？
四个月后，陈六使给出了答案。1950年9月，六使伯以高瞻远瞩之姿，倡议华人应率先主动创建一所大学：
“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以南洋群岛吾侨之众，中学生之多，非从速办一大学于中心地点新加坡不可，愿各位贤达共促成之。”（引自雷澥《南大春秋》，页22）
据此而论，南大乃因应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为“吾人之故乡”马来（西）亚此大因缘也。“既有此一新见解”一语，寓示了一种新认知的产生，宣示了身分认同之转变。每读史至此，莫不掩卷长思，继而废书而叹：解读南大史之线索尽在此矣。可惜后人大多错读了南大，不然便是存心要扭曲南大。
1950年首议未引起关注，至1953年1月16日，独立自治形势愈形逼近，时机不再待人矣。于是陈六使在主持新加坡福建会馆联席会议上，毅然再次高呼 ——马华社会当以自身人力与物力创办一所“马华大学”。
没想到此次登高一呼，如平地一声雷，万山响应，大地震动；又如星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全马迅速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南大运动”，实为前所未有。
陈嘉庚与陈六使（左）
当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锡九，亦随即作出积极响应：
“目前居住本地之华人，大多数已认本地为家乡，在本地创办一间大学培育子弟，为本地服务，实为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引自《南大春秋》，页23）
所举创办大学之理由，同样是因为南洋华人“已认本地为家乡”了，与陈六使之说相发明。紧接十天后（1953年1月26日），《南洋商报》刊发了一篇重要的社论《我们对马来亚的正确立场》，揭出了这场南大运动的时代意义：
“今日华人……视此为第一故乡了；过去为中国兴学，今日转为马来亚兴学了。我们愿以马来亚为国家，“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永宁，爰及苗裔”。于是，华人领袖倡办马华大学，这是华人决心以马来亚为国家之表现。”
南大精神：时代的民族精神
过去为中国兴学，今日转为马来亚兴学，因为这里才是真正的第一故乡——创办大学最大、最高之意义全在此矣。这是我全体华人“对马来亚的正确立场”，也是“华人决心以马来亚为国家之表现”。
还可注意的，大学最初名称叫“马华大学”（后因殖民政府干预而改为“南洋大学”）。马华者，马来（西）亚华人之谓也，乃是一种新身分名号之确立。此篇社论独具慧眼，贯串起大学创建与认同转变的内在理路，点透出南大运动背后巨大的历史意涵。
5月18日商报再发一社论《南大精神——应具愚公移山志愿》，更是先时地拈出“南大精神”四个字。一所大学倡议不及半年，校舍尚未绘图，竟然先凝萃出一股惊心动魂的精神来，实为人类史上所少见。若不是汇聚了整个民族的人格力量以及历史大潮的殷切吁求，哪能如此快速结晶成一条传神而动人的时代标语？
南大使命：沟通东西文化、发展马来亚文化
1953年4月7日，创校筹委会发布《创立南洋大学宣言》，向天下昭告创校的四大理由与两大特质，深切反映了南洋华人于此时此地的处境、抉择与志愿。
四大理由中的两大点：“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与“为适应人口上之需要”，正是一种以国民身分来发言的立场与措辞。
就如陈九锡所言的，为本地子弟服务才是最有价值的工作！至于南大两大特质，也就是她的两大使命：“沟通东西文化”与“发展马来亚文化”。对于后者，宣言这样说：
“马来亚为华巫印等民族和衷共济之邦，各民族间接触频繁，精神联系，感情融洽。南洋大学之特质在研究各民族文化，吸取各民族之菁华，使马来亚文化有辉煌之成就。因此马来亚各民族之地理历史物产经济语文等科目，均为南大研究之中心。”（引自《南大春秋》，页37）
明明白白地宣示，创设南洋大学的最高宗旨，就是为了研究、创造与发扬马来亚文化。据此，南大创校之宣言，实无异于华人落地生根之宣言。
1954年8月“世界青年大会”在新加坡举行，陈六使以东道主身分宴请各国嘉宾，他在致词中言及即将落成的南大：
“南洋大学的使命是伟大的，它配合新马其它民族，各发扬其固有文化，从而融合以求产生一种奇光异彩之新兴文化，为人类文化史开一新页。”（引自《南大春秋》，页67）
同样强调了南大的使命，是要发扬新马各族固有之文化，以期融合成一种新兴的马来亚文化。可见这实在是陈六使一贯的信念，也即是南大自始的立校精神。
南大：追寻新家园的精神表征
再看，曾参与过南大初期科系设计的南洋学巨子许云樵，也于1953年12年撰文指出，南大首先必须具备“本位文化的中心”之特质，否则既使办得再怎么好，“也已失掉了南洋大学之为南洋大学的意义了”。这是因为：
“我们已非作客时代，我们已成为当地人民的一部份，我们当负起这使命来，而南洋大学当然是这场文化运动的中心。”（引自《南大春秋》，页268）
依许氏揭示之意，南洋大学实为南洋华人追寻新家园的精神表征，也将成为倡导这场南洋新文化运动以及建立“本位文化”的中心点。此精辟表述，适可与创校宣言、商报社论等相互映发，相得而益彰。
由此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莫不视南大之创建，为一场伟大的南洋华族欲昂首立命于斯土的新民运动。
凡欲认识南大的历史蕴意者，当由此义来观察之；欲评论南大之作为与成就者，亦当从“发展马来亚文化”来衡估之；此“发展马来亚文化”一义，还可从其建校规划、科系设置、校园文化、学术成果等具体考核之。否则动辄据“华人”“华文”一端而随意扣上种族沙文主义大帽，岂此有失公道，简直是谬以千里，不知南大为何物了。
南大：真正的国民大学
南大于1956年3月正式开课，时任首席部长马绍尔专函道贺，赞赏南大将是“各族合作及马来亚忠诚之明灯”。1958年 3月30日南大举行校舍落成大典，吸引了十万人潮莅临观访，包括各国政要与嘉宾。会场内是挤得水泄不通，场外则车龙堵塞十多公里，交通全面瘫痪，大家只好步行长途赶去观礼，盛况为新马开埠以来所未有。
陈六使在最后压轴的演讲上，激昂而自豪地高呼：
“本人屡屡大胆声言：南洋大学乃新嘉坡与马来亚联合邦之真正国民大学。本大学乃此时此地华人大众于纳税义务之余，赠予新加坡及马来亚联合邦之崇高礼物，将为二邦分负高等教育责任，藉以教育其公民，俾各尽所能参与建国之大业。”（引自《南大春秋》，页77）
陈六使以高亢声调，极力陈言南大就是一所“真正的国民大学”；是华族为了教育马来亚公民，为了“参与建国大业”，而特别奉献给新马的建国大礼。这番振奋人心的爱国表白，有在场十万国内外嘉宾可作证。
青年李光耀当天也应有在场，却不知是否聆听了进去？不过现场的澎拜情怀与盛大民气，想必是将他震撼住了，让他再次见识了“华校生的世界”。待次年（1959）他一上台执政，就迫不及待地筹谋“解决南大”的长期计划了。
为什么陈六使要“屡屡大胆声明”，南大是“真正的国民大学”？当时新马仅有二所大学，另一所为马来亚大学（后改名为新加坡大学，后再改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乃由殖民宗主所开办，旨在培养少数社会精英，是一所以西方文化霸权为中心的“殖民地大学”，这是当时人的普遍观感与评价。
相较之下，南大则是一所下接地气的本土学府。她由国民因应建国之需要而自主开办，以教育国民子弟为己任，深具国民性与民间性。早期的南大学生，无不映现了这样的气息。
1958年4月23日南大学生会宣告成立，赤胆誓言“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这里的“祖国”是脚下的马来亚，而不是远方的中国。这便是创立南大本有之义，也是南大生应有之义。且看《南洋大学学生会成立宣言》曰：
“南大学生会将协助南大发展成为星马各族青年研究学术的高等学府，及各族文化交流的领域。……把学生的力量汇合到建设国家工作的洪流里去。”（引自《南大春秋》，页86）
可见南大学生会的宗旨，一是促进各族文化交流，二是要参与到国家建设的洪流去，这与陈六使所说的“参与建国大业”理念，何其相应契合呀。易言之，南大运动不仅彰显了华人落地生根的历史意义，更体现出华人欲当家做主之志愿，也就是要主动积极参与到建国大业去。
一部南大史，实可从华人参与独立建国的历史来解读。这其实是马新华文教育的特有之义，而为世界其它地区华教之所无。
南大：本土文化的实践场域
华文教育扎根南洋百余年，安家兴邦是必然之结果，南大则为结穴之所在。早年南大校园俨然是本土文化的实践场域，各类学生活动、学术研究、文娱创作演绎等，多围绕本土因素而创发、改良与融合。这里甚至是马新最早推动国语学习的基地。
曾任教于南大的国际著名作家韩素英，当年就如此称赞说：“南大学生实在是幸运，能说人民的语言，且能了解人民的问题，而且又积极地学习国语。”1960年韩素音在一场演讲上，再次赞赏台下的南大生说：
“南大已经是马来亚文化的一主要部分。学生们，马来亚文化已在你们的手中，你们有责任将它丰富与美化起来！”（引自《南大春秋》，页281-282）
从1956年开办到1960年，也不过是四、五年时间，南大已建立起一个“能说人民的语言，了解人民的问题”的本土场域，化成了马来亚文化的一部分了，实不辜负于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之中心（许云樵语）。
套用人文学界流行的“去殖民化”理论，南大的创建显示了另一层历史意义，那就是她有意识地推动和建构本土文化主体性（亦许云樵所言之“本位文化”）。从批判殖民文化霸权、倡议民族自决，到追寻自我价值、创造本土语言等等，都是预先为后殖民社会的到来作准备，实为马新“去殖民化”历程中的先行者。
南大的校徽是一座星和黄、蓝、红三道光圈所组成的图案，这图案的总结构象征了交流，相辉与团结。（参见《南洋大学创校史》“南洋大学校徽释义”一文。图文取自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去殖民化”的超越时代
换言之，官方与舆论每好指责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或许那恰恰是因为南大“去殖民化”的超越时代，而无法被残抱殖民主义者所理解和所接受。看晚年李光耀一再对南大的评击：
“（南大）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新加坡双语之路》，页70）
在当权者的眼中，南大先天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她要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了栽培中国的果树”。对此刻板印象或莫须有之论，陈六使早在1961年南大第二届毕业典礼演讲上回应过：
“南大的办理方针，是实事求是，是真正效忠国家，是真正马来亚化。所以本人一再宣布，南大是星马一间国民大学。华、英、巫、这几种语文，可以说使星马两邦的文化土壤；南大耕耘的是星马两邦的文化土壤，吸收的是赤道地带的雨水与阳光，当然种出来的果子，只会是榴梿或红毛丹，不会是荔枝或龙眼。”（引自《南大春秋》，页151）
看陈六使苦口婆心“一再宣布”，南大是一所深深植根于在地的国民大学，是真正的马来亚化，是热爱效忠国家的。这一次，他还做了个有趣比喻，赤道产生的只能是榴梿与红毛丹，而不会是北国的荔枝与龙眼。我们相信，如果能给予南大足够的岁月来酝酿，这些热带果实终将会“丰富与美化起来”（韩素音语），成长成赤道上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不见容于殖民者及其继承者
然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华文教育绝不见容于殖民当权者及其继承者。看那所谓的“在东南亚土壤上栽培中国果树”云云，不正也应合了当年盛行将东南亚华人视作中国第五纵队的论调么？再看1963年4月7日《星洲日报》社论中所言：
“一年多以来，社会上的流行风气，好像正有人在设法制造一种印象，令人以为华文教育是一切捣乱破坏的万恶之源！”
这便是当时的社会氛围，思之令人惶恐！南大作为华教最高学府，无疑便是这个“万恶之源”的总源头了，结局早可预知。就在同年的2月2日，李光耀发动了“冷藏行动”大逮捕，将左翼势力肃清殆尽，并派军警闯入南大校园逮捕数十名学生，查封了七种学生刊物。然后同年9月16日，新加坡高调地加入马来西亚计划，还打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漂亮口号。
好一个高官可以任意放火，建设马来亚的南大却不准点灯。仅六天后9月22日，新加坡州政府就以迅雷之速，剥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接着9月26日军警再度摸黑闯入神圣校园，殴打逮捕手无寸铁的学子，气得同学们质问这难道是“马来西亚给南大同学带来的礼物”？
年底12月9日，李光耀在立法议会中宣称，如果再不给予制止，南洋大学将会变成一所“延安大学”；随即次年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年《王赓武报告书》紧接出台，……往下的故事不必细表了。总之，南大从此进入一个“失掉了南洋大学之为南洋大学的意义”（借许云樵语）的收编过程了，直到1980年被腰斩为止。
结语：且待红毛丹熟满青山
南洋果树最终没能丰富美化起来，只留下了千古之遗恨。此中有太多的悬疑，亦有多层的蕴意，自有史家学者去评述。这里权且援引1956年南大文学院院长张天泽的一席话，来作为本文结语：
“余以为南洋大学之缔造，实海外同胞精神命脉之所寄；吾族在海外未来之荣枯消长，胥可以南洋大学之兴衰成毁卜之。”（引自《南大春秋》，页310）
四十年来家国，兴败谁与说？且待红毛丹熟满青山，果王飘香之季，掬一缕赤道的阳光，洒净以热带雨水，以奠祭南大在天之英灵。呜呼。
徐威雄，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林连玉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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