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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法未尽梦犹寒:回顾1951年肃清行动

【精选书摘】

编按:本文为《红色警戒之一:坚壁清野鬼神哭》(《学文17》)之续篇。

臭名昭著的紧急条例第17D条款,在强硬实行了一年之后似乎放缓。在接下来的1950年,英殖民政府没有再执行第17D条款。然而,到了1951年肃清行动却再次放肆出击。

其实,当军警首次执行第17D条款时,官方喉舌便不断为政府背书。《海峡时报》立场一直都很强硬,在1949年1月12日的社论里,该报呼应英殖民政府的肃清政策时称,这些村落过去受到共产党的实际控制,村民的脑海已经没有法律和秩序可言。

社论说,“你不可能知道,在一个村落里,有多少比例居民是暴徒或他们的支持者。但总有一小撮人,你无法区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是自愿也好,非自愿也罢,这小撮人为暴徒提供粮食,掩护他们。他们其实就等同暴徒的代理人,每当有军警部队靠近这些地区,他们马上便向暴徒通风报讯,甚至把孩子送到森林和暴徒一起。”

由于如此,该报社论指出,“暴徒”的营寨,往往邻近亲共的村落,每当军警搜寻到马共营寨时,却因村民通风报讯又一无所获。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51年2月15日,军警来到雪兰莪南部的仁加榄(Jenderam),再次执行第17D条款行动。在紧急状态12年期间,仁加榄是唯一被英军警摧毁的马来村落。

英军警摧毁马来村落仁加榄

军警夷平范围20平方英里的地区,也是紧急状态以来最大一次肃清,超过1600名马来人、印尼人、华民被拘捕,并安排火车专列运送到柔佛居銮扣留营。随后,仁加榄便被摧毁。只是,英殖民政府或许没有料到,仁加榄的肃清行动引起了各国媒体注目。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Manchester Guardian)批评最力。该报社论把仁加榄的肃清行动,和捷克的Lidice、西班牙的Guernica两镇相提并论。

原来,1942年二战期间,纳粹德军曾把捷克的城镇Lidice夷为平地;1937年内战期间,西班牙的城镇Guernica成千上万平民被炸死。《曼彻斯特导报》社论认为,共产党将试图把英军警肃清仁加榄的行动,宣传为如捷克、西班牙城镇遭遇的臭名昭著。

面对舆论压力,英殖民政府新闻总监J.N. McHugh出面驳斥,并指把仁加榄村民隔离马共的威胁,用来对比纳粹对村民的屠杀,以及空军炸死平民的行为,简直无聊透顶之极。

仁加榄是印尼移民村落,附近亦有一些马来裔、华裔、印度裔村民。英军警声称,仁加榄是马共马来分子的温床,活跃雪兰莪、森美兰边界的马共马来分子,大多来自仁加榄地区。村民提供食粮、军装、情报,甚至提供新兵支援马共。因此,仁加榄可说是马共马来分子的桥头堡。

仁加榄是在约莫1910年代,由雪森边界小镇峇玲珑(Beranang)的印尼米南加保(Minangkabau)族裔开拓。米南加保族裔源自印尼苏门答腊西部,仁加榄村民90%便为米南加保后裔。

根据马来左翼历史学者沙礼蓝利,由于村民与祖籍地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很多仁加榄子弟都被送返米南加保念书。

二战之后,印尼革命运动兴起,影响了仁加榄村民的思潮,成立马来青年联盟(KMM)分支,并积极参与所有马来左翼组织运动,包括青年觉醒团(API)、妇女觉醒团(AWAS)、农民阵线(BATAS)等。

马来村民也对肃清感到惊恐

印尼共产党主席丹马拉卡(Tan Malaka)被指曾经到过仁加榄和其米南加保族裔亲属会面云云。仁加榄也是马共马来民运头子Abdul Manan 的老巢,马共的马来文宣主要亦出自仁加榄。1951年1月,英军警在加影地区击毙了Abdul Manan。

仁加榄对马共支持到什么程度呢?

1951年4月25日,英殖民防务部长D.C. Watherston在联邦议会,答复立法议员胡申翁(翁惹化之子,独立后第三任首相)的询问,何以政府对仁加榄肃清大行动?

Watherston解释,马共游击队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穿军装、带武器,在仁加榄公然进进出出,村民不但提供衣食住行,甚至公开参与“暴徒”会议,村民每个月还提供4000元月捐。原来,仁加榄马共民运分子,在每间村屋前都以粉笔做记号,一看就知道村民这个月是否已经缴捐。

当年2月围检仁加榄,拘捕1807人,审查后释放一部分,但仍扣留1609人,马来人、印尼人合共936名,华民则为673名(男子235人、妇女182人、孩童256人)。

仁加榄被肃清之后,其隔邻的Kampong Bukit Raya,一个星期后也跟着十室九空,原来村民恐遭仁加榄同样命运,均自动迁离另觅栖身之所。一名政府官员声称,仁加榄周遭地区恶名昭彰,“早有一大组织的马来民运分子活动”,如今省得政府再作一次仁加榄式的扫荡云云。

可见,白色恐怖影响所及,不仅华民提心吊胆,马来民众也对肃清行动如惊弓之鸟。直至1959年,仁加榄村民才获准返回原地重建家园。

1951年10月6日,钦差大臣葛尼往福隆港途中被伏击身亡,邻近的村落遂成为英殖民政府发泄惩罚的对象。1951年11月8日,彭亨的都赖(Tras)大难临头,军警再祭出第17D条款,把所有2000村民先送至新古毛(Kuala Kubu Baru),然后再乘火车转至怡保狮尾扣留营。

都赖早在三年前就该消灭?

钦差大臣葛尼遇害后,军警准备对都赖下手,《海峡时报》1951年11月8日社论又背书,“当然,在第17D条款下执行了多次行动,不是批评政府完全忽略出手。……但这个共产党村落(指都赖),在过去三年早就该消灭了,何以被允许共产党蓬勃发展这么久?而且,还有多少村落是对共产党如此重要的?政府还会袖手旁观多久,就如过去对都赖放任一样?”

话虽如此,当第17D条款执行9个月后,英殖民政府首席秘书(Chief Secretary,华人俗称布政司)Alec Newboult宣称,政府希望通过森美兰州的试验,把小甘蜜和沉香岛被扣留的村民,集中限制在一个新移殖区生活,让他们摆脱作为马共的团伙,教育他们成为一个良好公民。

他并提到,如果这项试验成功,将扩大至在第17D条款下被扣留的村民,给机会移殖到新的地区重新生活。他不讳言,这也属一项反共运动,那些愿意留下来的村民,“我们将会再教育和拯救他们。”

森美兰马华公会元老陈世英回忆,1949年2月6日和2月9日,当时还是华人春节期间,军警分别开进沉香岛和小甘蜜,驱逐超过1500华民。“……他们经过我家门前,我看到他们都被赶上警车及军车,每个人都只准携拿一些随身衣物,当时的情景令人深感同情。”

被驱逐者的年老父母和亲戚朋友……向我投诉,指许多华人领袖都不理睬他们的哀求。这些领袖甚至闭门不见他们,使到他们深感失望和悲痛。……我立刻向数名华人领袖求救,……我的礼貌拜会的结果,竟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怒,他们反而劝我不要参与此事,因为在1948年紧急法令下,这是一宗非常严重的事。

既然华人领袖忌惮紧急法令,明哲保身、噤若寒蝉,陈世英唯有联同张雅坤、许联清,到吉隆坡向Alec Newboult为华民请命,并建议英殖民政府撤回对小甘蜜和沉香岛的驱逐令,重新安置拘禁在扣留营的1500华民。

随着第17D条款批评声浪越来越大,而且布里格斯的“移殖新村”(Briggs Plan)计划顺利开展,英殖民政府慢慢就弃用了第17D条款。到了1953年3月,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宣布,第17D条款终于正式废除。

其中一个经常受争议的论点是,英军警不断围捕村民,把“良好”村民也迫上梁山,最终加入马共队伍云云。

然而,英殖民政府从未公布,第17D条款究竟执行了多少次,有多少个地区的村落被摧毁?我们现在只能从旧报纸堆里,窥见其中一些村落被肃清、被撤空的一个大概。

在地图上消失的武述村落

比方,1951年4月30日,对仁加榄和都赖采取行动之后,英军警又到雪兰莪南部沙叻(Salak)附近的小村落武述(Busut,中文媒体译成“卑卒”)。

这个被战争执行理事会视同仁加榄的红色村落,军警围筑一条三英里乘两英里范围的防线,450男女村民和孩童被强行撤走。那时候,表面上第17D条款已被废除,但英军警行径却和执行第17D条款没有两样。

官方喉舌《海峡时报》封面标题,完全站在英殖民政府的立场:“武述,一个红色村落付出代价。”根据报道,炮声隆隆响彻一个上午,英军萨福克兵团从武述中心地段,不断发射炮弹追击30名往北方逃离的马共。

在肃清的混乱过程中,一名42岁海南籍胶工的妻子,等不及接生妇赶到便已分娩。《南洋商报》则称,触目所及,“为一片辛酸凄凉景象,这一堆、那一伙,年长者有70高龄老妇,幼者则有初出娘胎的婴儿。”

……此60家人,除了三数家系商人外,其余均为拥有三五依吉以至十依吉的树胶小园主,而且均由二三代克勤克俭,节衣节食之胶工生活,将毕生之储蓄所购置者,今一旦以二三十年来血汗换来的物业弃置,而将被移殖于加影区之锡米山,殊感痛心。

他们继又申诉称,系在睡梦中被唤醒,即着收拾行装,……只得捆扎劳力所能移动之细软,拖男带女,扶老携幼,集中于指定区,为一间稍具规模茅屋侧旁之树胶园中,所以满地包袱,大批胶片,家禽及卧榻,一批无知儿童,面露恐怖,散蹲于树下。

武述华民并未如仁加榄村民被送往扣留营的厄运。官方的解释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必须把疑点利益归于他们。”

纵然如此,雪兰莪南部战争执行理事会,仍然认为武述村民犯了五大过:一、庇护马共;二、马共犯案的共谋;三、没有提供当地马共的任何情报;四、为马共提供食物;五、提供马共资金,当地65户村民每个月缴纳900块钱。

根据报道,自紧急状态以来,马共在武述地区策动了37项事故,包括试图杀害罗尚(Lothian)和Bute两个园丘的经理。马共民运人员,也被指在武述唯一的咖啡店召集150名村民集会。此外,武述1922年建立的觉桥学校,也被指不时悬挂马共的三星旗帜。

不过,读过武述觉桥学校的罗文良告诉我,印象中从未听闻觉桥学校挂马共旗。罗文良的父亲曾任武述觉桥学校校长。

 一撤离便见村屋被纵火燃烧

警方指称,马共游击队领袖刘观金藏匿在附近,并获得武述村民的援助。隔天,武述村民在军警护送下,被撤离至加影锡米山(Sungai Chua)。官方喉舌大字标题“武述人高兴迁移”,说到武述村民似乎兴高采烈集体搬家?

2015年10月15日,我来到沙叻探听武述老村民怎么说。生于1937年的吴秀金,年近80岁,但当时却只是14岁左右的小女孩。吴秀金老家原先就在武述中心,当军车载送她们搬离时,“已经看到村屋被纵火燃烧,但还没有烧到我们的房子。军车出到沙叻街上,发现原来很多人围在路边观看。”

不过,老家在武述毗邻的黎业波,仍深深觉得撤离行动是一项痛苦和灾难。“我们住在罗尚和武述毗邻,当天母亲和姐姐如常割胶,但不久她们带着凝重的表情回来,原来英军已将我们的村子包围,并勒令我们收拾细软准备撤离。”

“当天下午,猪商前来收购生猪。原本猪价每担百多两百块,猪商只愿意给五六十块,不卖拉倒。时间紧迫,村民唯有忍痛割卖生猪,换回一点本钱胜过付诸流水。”

“在村民不断要求之下,英军允许我们隔天才撤离。隔天早上,我们全家上了军车,当时我才只有十岁,很多事情都不懂,只见母亲泪水满面愁容满脸,我心里还纳闷有什么好哭呢?约莫两三个小时后,我们抵达加影锡米山,被安置在一座暂时空置的大烟房里。而后,军车陆陆续续载来其他村民,成年人都是唉声叹气没有一个笑脸。”

“我们听后来才到的同辈说,留下来武述一带驻守的英军,把村民来不及带走的生猪烧烤来吃。所有房子都被烧毁了,包括武述的觉桥学校。”

约莫半年后,这一批被迁至锡米山的武述村民,才安排回到新建的沙叻新村。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武述已经在地图上消失,现今雪邦吉隆坡国际机场跑道,便是武述和附近一带村落原址。

当沸沸扬扬的第17D条款在舆论压力下废除了,邓普勒将军又有新点子对付支援马共的红色村落。这一招就是恶名昭彰的集体惩罚(Collective Punishment)。

布先18岁以上男子各罚15元

最先中招的是霹雳布先(Pusing)。早在17D条款废除前,1951年1月17日,布先英籍移殖官David White被两名马共杀害,推事J.A. Craddock认定“布先是马来亚最糟透的小镇”,法庭宣判整个布先缴付集体罚金四万元,包括18岁以上男子各缴付15元。

此外,布先商店被令关闭44天。在那个时代,四万元是一个庞大数目。布先数名大老板,愿意集资负责四万罚款,但英殖民政府否决了他们献议,因为集体罚款是针对整个布先云云。

散居布先附近的村民,一半被迫迁至15英里外的双溪榴莲(Sungai Durian);一半则重新安顿在靠近布先的废矿地。

待风波平静之后,布先店家对集体罚款仍耿耿于怀。一名店家愤愤不平对记者说:“我们做生意的损失最大。怎么能够期待我们不时留意马共分子举动?如果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线索,我们如何能够提供情报?”

1951年3月1日,新加坡英文《虎报》(Singapore Standard)在社论中评述:“集体惩罚不免牵累无辜者,这是钦差大臣所承认的,可惜集体惩罚较我们所预期者为多,过去两个月已经再而三发生。……我们曾谴责共产党和法西斯者的集体惩罚行动,而今日我们却这样做了,今后我们怎能再谴责别人呢?”

然而,1951年6月26日,吉隆坡泗岩沫(Segambut)村落又被肃清,散居附近的1200户村民被迫迁至增江(Jinjang)。英军警、政府移殖官员、萨福克兵团联手进入这个村落,执行撤离行动以免受到“任何恐怖威胁”。

泗岩沫村落被指每月支援马共5000块钱。移殖官员分成五个小组,每组各有15部罗厘,预定每日移殖160户人家。

一名警官Foston被媒体引述称:“起初,很多村民不愿撤离,但我们和村民说白了,没有其他第二个选择,接下来他们唯有收拾细软、家当。”

由于撤迁村民人数超过一万之众,增江不久从新村升级为市镇地位,两年后就设立了市镇委员会。直至1952年4月,增江已经是雪兰莪(当时包括吉隆坡)第三大镇,人口仅仅排在吉隆坡和巴生之后。然而,增江毕竟属吉隆坡情况特殊,其他移殖新村没有如此幸运。

1951年11月11日,离雪兰莪滨海市镇万津十英里的武吉章岗(Bukit Changgang,当时又译武吉曾江,当地华民俗称三十九支),全体170户华民被撤迁到巴生的班达马兰(Pandamaran)新村。

武吉章岗毗邻瓜冷森林保留地,曾是刘观金马共部队出没之处,所以早在1949年12月就被扩展为移殖村。英军警突如其来对新村肃清,叫村民无不大感惊讶。

政府发言人承认,武吉章岗移殖村计划已失败,因为村民不但极少与政府合作,而且仍与森林中的马共维持联系,甚至继续提供粮食等必需品。

1952年3月25日,霹雳南部小镇丹绒马林(Tanjong Malim)三英里外,华民俗称“清水港”地方的输水管被切断了。31岁英籍助理县长柯德纳(Michael Codner),联同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前往视察抢救。此时约莫50名马共游击队出现,射杀了包括柯德纳在内的11人员。

22小时戒严惩罚丹绒马林

怒不可遏的邓普勒将军,马上展开快速和严厉的报复。丹绒马林实施22小时戒严,涵盖从丹绒马林市镇至罗叻(Trolak)之间的所有村落和园丘。所有二万居民被禁止离开,所有学校也一律关闭,甚至所有巴士都停止通行。

随着戒严令,每天从中午12时至2时,只限两个小时采购食物。但市面却禁止自由买卖白米,米粮配给亦大幅削减,成人从五斤减至三斤,小孩减至两斤半。在当时,除了丹绒马林被禁自由买卖白米,隔邻雪兰莪的龙邦(Kalumpong)、乌雪(Ulu Selangor),还有彭亨直凉(Triang)也都实施此禁令。

邓普勒将军会见当地民众,宣布雷厉行动时训话了一个小时:“惩罚无辜的人并不让我感到愉快,而你们之间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可是,你们有情报但却太怯懦提供给我们。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做不到?还是因为你们全都是懦夫?”

“我想,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吧。共产主义是全世界最邪恶的东西。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你认为能过着快乐的家庭生活吗?你们又是不是了解,即使你的孩子也会被训练成特务监视你?”

“你们心里都清楚,其实你们有线索、有情报。……你帮我,我也帮你(You help me and I will help you),而我将撤除所有对丹绒马林的戒严限制。解决方案,很大程度掌握在你们手上,拿出你们的勇气,以及承担公民的责任。”

邓普勒将军宣布雷霆戒严限制,对丹绒马林民众犹如晴天霹雳。官方喉舌报道,在场的350民众,听闻宣布后呆若木鸡,“他们不是直视前方就是盯着地上。”根据1947年人口普查,丹绒马林和乌鲁安南(Ulu Bernam)有8600马来人、8300华民、5600印度人。

为了合理化集体惩罚行动,邓普勒将军胪列了丹绒马林此前三个月的马共“罪行”,包括对军警巡逻队发动五次伏击、十次攻击,杀害了八名警察、七名公务员;焚毁了五部货车;破坏了6000株胶树;制造一次火车脱轨;两度切断大水管等。

但民众的苦处谁能了解?1952年4月3日,《南洋商报》有此报道:“正式戒严令的第一天。……触犯戒严令的就有好几个。他们触犯的原因,大都是为了打开门出来喂鸡鸭,或是出外大便的。因为在市郊的住屋,和汝鲁安南(现称乌鲁安南)的店铺,厕所都是在屋外的,因此他们都说:现在不只吃饭难,连大便也难了。”

还有一名男子梁某,戒严时间请马来特警护送,偷出境到隔邻雪兰莪的龙邦探视未婚妻,结果双双被捕控上法庭。梁某罚款一百元,特警明知故犯判监八个月。

变相集体囚禁面对舆论声讨

邓普勒将军在丹绒马林还试行了一项“问卷行动”(Operation Question),通过派发问卷给每一户人家,再从回复中的蛛丝马迹挖出线索和情报。问卷行动后来的发展,演变成在全马设立了“5000号信箱”密报,让匿名告密者提供马共的线索和情报。

邓普勒将军也以自己的信函,发了一封公开信给所有丹绒马林居民:

“这是我的一封信。如果你是共产党,我不会期望与回复。如果你不是,我希望你尽其所能提供情报,让我们捕捉你们地区的共产党恐怖分子,包括共产党员的名字,什么商店提供粮食和物质给他们,谁协助共产党购买和运输这些粮食和物质,谁为共产党收取月捐和充作共产党的运输员,谁是共产党招收新兵的代理人,谁是共产党的宣传分子,谁在丹绒马林和乌鲁安南悬挂共产党旗帜,谁非法拥有军火等。”

“除非你愿意,否则不必回复。把回函装进信封里封好,英军会派人来收取,然后送到吉隆坡给我。我要的是情报而已,是谁提供情报并不重要。”

然而,对丹绒马林的戒严,等同于变相集体囚禁,在马来亚和英伦掀起千层浪,面对比第17D条款更巨大的舆论声讨。

集体惩罚闹到沸沸扬扬,槟城中华总商会会长伍瑞琴,亦呼吁紧急状态口号从“集体惩罚”改为“集体保安”,他认为英殖民政府必须改变来重新赢取民众信心。但邓普勒将军获得英国殖民地大臣利特尔顿的支持。

话虽如此,丹绒马林风波多次在英国国会面对质询,利特尔顿却穷以应付朝野议员的围攻。

1952年4月2日英国国会会议,在野工党Woodrow Wyatt的提问最尖锐:“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这个村落(指丹绒马林)从来没有受到当局足够的警察保护。因此,期待普通村民提供情报给当局不正是发梦吗?他们告密的结果将是被恐怖分子杀害,因为当局无力保护他们免受恐怖分子威胁?这样的集体惩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战前法西斯的做法。如果我们在马来亚继续这种集体惩罚,恐怕我们将失去马来亚,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得到人民合作?”

利特尔顿看似只能避重就轻回应:“我只能说,阁下对整个问题的看法是完全扭曲的。我不打算干预……,是不是极权主义都好,我们势在必行。”

由于集体惩罚的舆论掀起沸沸扬扬,利特尔顿请求英国民众不要阻扰邓普勒将军的职务。1952年4月30日,利特尔顿在国会再回应一众议员围攻时称:“丹绒马林的集体惩罚,让我们收取一些有用的情报,但现在评估整个成绩仍言之过早。”

饥饿感觉将让丹绒马林说话

在野工党议员Stanley Awbery质疑大臣的说法:“请问部长是否知道,这种集体惩罚的做法,对头脑健全的人来说是极之厌恶的?也造成马来亚人民对政府(指英殖民地政府)充满了敌意。”

利特尔顿显得答非所问:“我们将尽其所能,改善围绕新村的篱笆以保护人民。”究竟邓普勒将军有打动丹绒马林民众的心吗?当邓普勒将军使出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威迫利诱、软硬兼施,说完全没有效果是假的。1952年3月29日,《海峡时报》封面大字标题:“饥饿的感觉将让丹绒马林说话”。

旋即,1952年4月7日,英殖民政府宣称收到七封告密信,并随之采取了“逮捕行动”。根据《海峡时报》,虽然官方没有正式公布详情,但据称被捕嫌犯包括邻近新邦安拔(Simpang Ampat)的马来村民。

1952年4月9日,也即是集体惩罚15天之后,英军警根据告密情报,逮捕约40人包括三名女性。第二天,丹绒马林的22小时戒严令解除了,仅保留入夜一般的戒严限制。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社论说:“是钦差大臣心软了吗?是他向批评者低头了吗?不可能。政府选择不说明理由。最可能的情况是,邓普勒将军已经获得他所要的情报。”

关于丹绒马林事件的起因,当年《海峡时报》驻吉隆坡办事处主任霍夫曼(Leslie Hoffman)还有一个奇妙说法。他在一篇事后剖析长文中,质疑有人因为行政疏忽掀起轩然大波,也让丹绒马林民众吃了一顿大苦头。

原来,霍夫曼提到,甘榜新邦安拔处在策略性地点,尤其输水管途经这个村落,早有证据指村民为马共提供粮食和情报,但有关方面却迟迟没有相应行动。“如果丹绒马林集体惩罚是针对保持缄默的人们,新邦安拔村民支援马共是否应该面对更大惩罚?那些安坐在吉隆坡、拍板新邦安拔保留现状的官爷,是否最应该接受更严峻的处置?”

根据霍夫曼,在事件中被杀害的英籍助理县长柯德纳,其实早已关注新邦安拔的马共威胁,并要求把肃清新邦安拔迁入围绕丹绒马林的铁丝网内,“问题是谁否决了柯德纳的建议?不会是邓普勒将军。那么是谁?唯有霹雳州政府和霹雳作战委员会。丹绒马林人民必须被告知,为什么否决了柯德纳的建议?还有是谁否决了他的建议?”

新邦安拔是一个只有200马来村民的小甘榜。柯德纳等人被伏击之后几天,新邦安拔立即被撤迁到丹绒马林。

另外还受到集体惩罚的小镇,包括雪兰莪西南部的双溪比力(Sungai Pelek),霹雳怡保昆仑喇叭(Gunung Rapat)、瓜拉光(Kuala Kuang),槟城威省的峇东丁宜(Permatang Tinggi,旧称马当丁宜),柔佛昔加末的北根冶美(Pekan Jabi)。

丹绒马林风波尚未平息,1951年4月11日,在雪兰莪小镇双溪比力,又实施20小时戒严令。原来,双溪比力村民被指持续支援“红胡子”刘观金的部队。双溪比力是刘观金活动地盘之一,这名留着大胡子的雪兰莪马共游击队领袖,1953年7月6日在不远的沼泽森林被英军击毙。

双溪比力被令在现有铁刺网22码外再筑多一层九尺高铁刺网,以阻村民偷偷把粮食丢到铁丝网外支援马共游击队。英殖民政府原欲惩罚村民出钱建铁刺网,但村民鉴于铁刺网耗资六万元大喊吃不消,经过村民代表多方奔跑求情之下,英殖民政府终应允出资一半建费。

1952年6月4日,霹雳昆仑喇叭一名马来特警被枪击,当地马上实施22小时戒严令,3400村民被迫足不出户,三天后才恢复正常。

1952年6月15日,霹雳怡保以北的瓜拉光,也因为79岁的华籍村长和一名马来特警被杀害,结果同样实施22小时戒严令。

1952年8月15日,大山脚的峇东丁宜,华籍助理移殖官张文和在一家咖啡店被冷枪杀害。根据邓普勒将军,他相当确定在谋杀案发生时,咖啡店里还有12人见证。

警方前来查案,但没有人愿意透露详情。邓普勒将军在会见40村民时宣布雷厉行动:“我给予你们多四天时间,你们谁都不准离开屋子,如果要食物可以请警察代购。如果四天之后,我们仍没有收到任何线索和情报,我将会在这里执行紧急条例第17D条款。你们将永远不会再住在这里,你们将永远切断和这个地方的联系。你们现在必须做出选择,继续保持缄默将送进扣留营,给我情报你们将可移殖别处。”

村民全都保持缄默,即使邓普勒将军问他们明白与否、Yes Or No,经过华人通译员以闽南话讲解后,40村民仍然静默不吱一声。四天之后,没有任何情报,所有79村民被送进扣留营。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为此大力抨击,“从8000英里外看来,怎么说都似粗糙的公义,毕竟他们只是沉默的帮凶而已。……再说,邓普勒将军视察峇东丁宜,他有八部军车全程护卫。试想想,峇东丁宜普通民众,甚至连一支短枪都没有,如果告密了谁来保护他们?”

有一则讽刺邓普勒将军的笑话说,当他决定把钦差大臣住的King’s House(现称国家迎宾馆,Carcosa Seri Negara)也以铁刺网围起来,被人在报上戏谑莫非钦差大臣也改住移殖区了?直至半年之后,村民才被释放,并迁入峇东丁宜新村。

1952年10月28日,在柔佛昔加末北根冶美,三名警察被杀害,另外两名受伤。五天之后,邓普勒将军通过行政官下令,北根冶美执行18小时戒严,包括12小时限制不能走出户外。戒严令为期一个月。此外,1600村民必须提供劳力,在新周界建造铁刺网防御。

此后,恶名昭彰的集体惩罚,在马来亚就鲜少听闻了,但不代表集体惩罚就此废除。1955年6月23日,英国殖民地大臣Alan Lennox-Boyd,在国会否决了废除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的集体惩罚建议。

他解释,集体惩罚只在少数殖民地使用过,旨在惩罚窝藏犯罪分子和拒绝配合当局行动的社区。“少数殖民地政府保留这项条例,是基于没有更佳可执行的替代条例。”

本篇参考书目和资料:

1.The Straits Times, Removing The Squatter,1949年1月12日版

2.南洋商报,沉香岛小甘密被拘居銮难民 释放后迁移芙蓉自由新村居住,1949年10月22日版

3.The Straits Times, Malayas Worst Town Fined - All Shops To Be Closed,1951年1月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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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洋商报,雪军警第二次肃清行动 卑卒六十住户迁锡米山,村民于梦中被唤醒收拾行装 产业数代积蓄所购置之弃置,1951年5月1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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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he Straits Times, Prisoners of Fear,1951年11月8日版

11.The Straits Times,Pro-Bandit Village Is Wiped Out - Resettlement ‘A Failure',1951年11月13日版

12.The Straits Times, Sir Gerald Punishes Town Of 20,000 Cowards - And A Warning Goes To Other Silent Men And Women,1952年3月28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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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he Straits Times, 4,000 People Flout Order,Game of Bluff Order Punishment - And A Fence,1952年4月22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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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ansard UK(The house Of Common),HC Deb 30 April 1952 vol 499 cc1453-5,1952 年4月30日英国国会议会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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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Collective Punishment' Needed,1955年6月23日版

25.Berita Harian,Jenderam Akan Di-Buka Samula,1957年11月16日版

26.John Cloake,Templer:Tiger of Malaya,1985年出版

27.Jazamuddin Baharuddin(Editor Penyelaras),Sejarah Bergambar Institusi Polis Di Malaysia,1994年出版

28.Today(Singapore),The Man Who Saved Malaya,2001年1月29日版

29.Lt Col(R) Mohd Azzam Mohd Hanif Ghows,The Malayan Emergency Revisited 1948-1960,2006年出版

30.Dr. Mohamed Salleh Lamry,Gerakan Politik Kiri Di Kampung Jenderam,2009年12月22日发表

31.雷子健主编,爱新村:雪兰莪新村的美丽和哀愁,2012年出版


雷子健,本土文史工作者,报章时事专栏作者。

编按:本文原题为“红色警戒之二:恶法未尽梦犹寒”,原收录于《学文》第18期(2020年10月)。本文段落有所调整,部分标点符号有更改,其余不做更动。本文获得《学文》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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