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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历史与思想的触机

魏月萍

更新: 2021/3/26 1:35 下午

【精选书摘】

在丹绒马林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校园,无论是步行或开车,过了行政大楼的转弯处,只要稍留心,就会看见左手边有一间白色典雅小木屋。那是著名语文学家查巴(Za’ba)的故居。

查巴在1922年苏丹依德理斯师训学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创办后,于1924年开始在学院执教,曾出版有关马来语法结构论著以及利用罗马拼音来推广马来语,推动了马来语的现代化。

校园内的教育博物馆,唯一拥有百年历史的建筑里,如今依然传述他的生平事迹;甚至是马来文学系的学术期刊Pendeta,仍铭刻着Pendeta Za'ba的文学记忆与遗产。

图一:语文学家查巴(Za’ba)的故居

翻译也是思想的转译

1924年也是苏丹依德理斯师训学院写作局(Pejabat Karang Mengarang)成立的重要时刻。当时师训学院重任是培养具现代公民意识的马来教师,由于本地缺乏马来教科本,不少的书都来自英国和印尼,翻译的工作便落在写作局。

以翻译为中介,其实也是思想的转译,究竟那时的年轻未来教师读了些什么书,吸收了怎样的欧洲知识,尤其是英国书的输入,背后是以什么为基准,颇让人好奇。这与1950年代英国引入东南亚的翻译书考虑不一样,那时一整套的“译书计划”,目的在于“反共”。

至于印尼的书,较多论者认为是印尼左翼思潮引入的重要管道,激發了学生的反殖与民族主义情怀,尔后出现像依不拉欣耶谷(Ibrahim Hj Yaacob)这样的人物,以及随之出现第一个左翼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 KMM)。辗转几十年,师训学院身份历经转变,终于在1997年升格成为综合教育大学。

一直到现在,写作局还在,栖身在图书馆旁,除了出版和管理二十多份网上学术期刊以外,早期担任的翻译角色与功能早已消褪,被国家语文局所取代。

图二:左翼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 KMM)

马来语现代化关键词

读小保的《思想末罗游》,以上相关的“关键词”不断涌现——苏丹依德理斯师训学院、查巴、马来语现代化、依不拉欣雅谷,甚至是阿末博斯达曼(Ahmad Boestamam)——青年觉醒团(Angkatan Pemuda Insaf, API)的创办人等。博斯达曼的儿子鲁斯旦沙尼(Rustam Sani)读的英校,就在大学正对面。

有一次在丹绒马林小镇的华人茶餐室,望见牆壁上一整排的照片,竟发现博斯达曼的照片,深感惊讶。不知店主人是否知悉这号人物,博斯达曼是重要的马来知识份子,或许也像其他照片人物一样,仅仅只是装饰品?

这一些看起来是校园内外的日常场景,一旦有了触机,就像出土的记忆,无法复盖。

图三:青年觉醒团(Angkatan Pemuda Insaf, API)的创办人阿末博斯达曼(Ahmad Boestamam)

转向更广大的群岛想像

马来思潮、马来知识份子的传统与现代思想,甚至是已深陷在语言“分而治之”情境的“马来语”的發展变迁,是否仍会引起华裔青年的理解欲望、知识探求的对象?是否会祈盼找到更深层的历史与思想入口的触机?能否摆脱多数与少数的思考模式,转而以更广大的群岛想像,来连结彼此的思想与文化资源?

换言之,马来思想文化与马来文明如何成为知识参考与思想资源,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可是困难,也可以是寻索的起点。

正如小保文中提及有关马来语在群岛的传播,指出马来语一度是菲律宾主要的用语,这较为人所忽略。如汶莱大学学者隆美尔邱拉明(Rommel A. Curaming)在一篇叩问群岛的“马来性”(malayness)文章中,就质疑菲律宾为何不为讨论马来性的主流学界所接受。

马来性作为马来民族的界定,具有一个發展过程,深受殖民与区域种族边界建构的影响。他重新挖掘曾被安华依不拉欣(Anwar Ibrahim)称为“第一马来人”的菲律宾思想家黎刹(José Riza)的马来性构想,审视“菲律宾是马来人”以及为何菲律宾被排除在马来性的版图之外。

黎刹是位医生、作家,具有多种才能并通晓多国语言,被喻为“文艺復兴人”。 郁达夫在1920年代的〈几个问题〉文章中,针对伟大作家的作品如何让他的国家能够在国际间被看见,便举了黎刹的小说Not Me Tangere,说道:“这一本小说出来后,世界各国也才知道南洋有一个叫菲律宾群岛,这岛国的政治、社会以及一般岛民的生活是怎样的。”

在阅读有关马来性的论述时,就常在想,是否能够比较马来性与华人性的构成、意义的流动以及它如何成为族群的身份边界等问题?

参照马来学者的批判思维

除了历史与思想资源以外,如何参照具反思与批判思维马来学者的学术思想?赛法立阿拉达斯(Syed Farid Alatas)曾撰写〈作为方法的沉默:被排除在外的马来研究〉(“Silencing as Method”: Leaving Malay Studies Out)是一篇精采的文论。

他接续父亲赛胡先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于〈知识帝国主义:定义、特征与问题〉(Intellctual Imperialism:Defination, Traits, and Problems)的思考,讨论了有关马来研究中的“东方主义”、知识帝国与学术依赖形成的“知识链”,以寻求摆脱西方的分类与知识思考方式,以及早期透过欧洲镜片来看马来人的模式。

又如卡欣阿末(Kassim Ahmad)有关社会主义与依斯兰的比较以及对伊斯兰文学的看法,从中可了解他如何辩识思想的误区,以及如何让伊斯兰教义能够提供更为开阔与适应现代社会的理解能力。

追溯马来知识人的现代思想

2018年返马后,和小保以及几位师友组成有关“马来知识人的知识与社会实践”读书会。在月树咖啡馆的小房间,畅谈有关马来社会的现代性问题,追溯马来知识人的现代思想。

另外一个关注点,则是思考马来知识人如何透过各种思想资源,如伊斯兰思想、西方现代思想、第三世界左翼思想等,其接受与转化方式等。虽然读书会方式较为松散,不过也激發出不少有意思的想法。那时小保对于各文献资料甚为熟悉,往往能提点在哪一本书或哪一篇文章可以参照或补充相关观点。

马来文史的研究与书写,需要穿越被种族意识与各种政治话语俘虏的心灵,走向困难的知识,才能达致知识自由的境地。不过这也需要一些条件的支持,所盖的房子才能牢固。

衷心祝福小保能接续过去十年的思考,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累积更丰硕的成果。


魏月萍,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关注思想史、新马历史与文学等议题。

编按:本文原题为〈走向困难的知识〉,为吴小保新著《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一书的序言。

除了题目有更改外,段落也有所调整,小标题和图片为本刊所加,文内译名按照本刊惯用改动,不加分隔号。本文获得文运企业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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