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赴华短短七天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以中文讲学三堂並抓住机会到处跑跑聊聊, 在知性和感性上的收获都可说非常大。

第一堂在10月9日早上开讲的本科生课《美国在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历史透视》是在座落在广州大学城的中大珠海校区进行。

那天一早, 中大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主任汪新生教授就来到北校区国际宾馆以计程车接我去中大的珠海校区开讲。

由於广州市区交通拥塞, 我们沿途上又交换了不少对世界趋势、中国和全球各地华人社会动态的观察。其实, 我和兼任中大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的汪教授早在前一晚就在北校区国际宾馆的酒家与副教授张祖兴博士吃过了饭, 也聊了两、三个小时。

汪张两人除了对学术研究很有心得之外, 还是见过世面和国际视野广阔的知识分子。汪教授去过美国和菲律宾考察, 而张副教授也来过马来西亚几个月, 在万宜的国民大学参与马中两国学者的交流。

汪教授在吃过饭时问起, 为什么我对中国现代史掌握得比很多中国大学生还通, 而且还可以用英文论述出来?

我回答说, 我自小就很喜欢听祖母和一位时常去我家喝咖啡的国民党老兵(已故)罗源先生讲中国的故事, 同时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籍, 后来又在澳洲墨尔本的蒙纳斯中学和大学正课修读过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从澳洲毕业返马后, 虽然公众生活一直繁忙, 不过, 我还是私下对中国的现代史与后来的演变保持浓厚的兴趣。现在, 我家里个人图书馆中的中英文版中国现代史和其他相关题材藏书, 算起来相信不会少过150册。

也因如此, 我两次赴华, 包括1992年9月的北京七日蜜月游, 都有安排游览和参观与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地方或遗迹。

也许这次在广州带我到处跑的蔡兄和杨兄会发觉我在一些地方, 例如广州市区的黄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墓和迷人的珠江上以及东莞的鸦片战争炮台停留时神情有时会情不自禁显得特别激动或兴奋。

中国现代史有助了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史其实也是世界史和东南亚区域史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环节。我们绝对不可能在不具体掌握中国现代史的情况中真正深入了解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马来半岛的复杂动机与各种后果, 包括马新两地华人社会现代意识形态、阶级和党派的起源、形成与后来不同时期的演变。

对中国现代史缺乏认识也会造成国际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研究、分析或判断失去因素比重的均衡, 出现以偏概全或因果(或甚至是非)颠倒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谬论。

我也认为, 具体和深入了解中国现代史有助我们更加彻底透视日益全球化世界的各类国际关系命题, 因为,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中外关系就是国际双边与多边关系的一个总缩影, 可供后冷战世界日益多极化格局中省思、参考或引据的案例和正反两面的普世启示可说不少。

所以, 我在10月10日下午在北校区国为中大的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班导读著名的已故英国国际关系学者 Susan Strange教授的《国家、公司与外交》(States, Firms & Diplomacy) 一文时就有提到掌握中国现代史对理解后冷战全球化政治与经济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加强研究和吸收西方学说的时侯也要记得, 中国历史经验中也有大量具有普世价值的知识原理和实用智慧。

告别广州前一天早上去天河路的广州书城跑跑, 买了几参考书, 其中由周淇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ISBN 7-208-06193-9) 令我爱不释手, 在最后回到吉隆坡时, 已经读完十章中的两章, 即第七章的“反共主义与美国外交”和第九章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属于读完后有如牛顿坐在树下被一粒苹果击中天灵盖而产生快感与灵感的那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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