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

关于建筑,我想说的是建筑工友。

阅读《草稿》团队的杂志图文、网页专栏,听《草稿》团队制作的podcast,总是会蒙太奇地闪过许多自己家族的记忆。一方面享受着阅听的愉悦,从各种建筑设计、空间规划的讨论中学习;另一方面又深深地感到隔阂。

这份隔阂感,缘于作为读者的我,常常会不自觉地在论述中寻找建筑工友的身影,但是找不到。这不是创作者的问题,《草稿》团队自应有本身的编撰定位,这只是一个读者的期待错位。

做建筑的长辈

在我的家族长辈中,有许多曾从事建筑业,他们都是雪隆一带的地盘工友。我从小就常听见长辈在闲聊时说起一些“做建筑”、“做泥水”的事。

有一个1942年出生的姨婆,13、14岁开始做建筑杂工。她曾在希尔顿酒店 、马来亚银行等隆雪地标性建筑做泥水,参与首都的建设。

有一个舅婆,长辈们说她擅长“抆灰罅”(粤语,man fui la),以前的建筑很多是用空心砖砌成,砖墙表面没有荡灰,她专门负责用灰浆把砖和砖之间的缝抹平。这工作看似没什么要紧,但18楼的组屋,全用空心砖砌成,一层楼一层楼抹上去,要细心也要有耐心。抆平灰罅,墙面直接油漆,就可以收工。

我的祖母也曾是建筑工友。当时做建筑的基本分为铁工、木工和泥水工,她像多数女工一样是泥水工,做担砖、担灰、搅灰等工作。承包工程的老板在哪里接到工,工友就去哪。有一段时间,她每天骑脚车,从蕉赖骑到峇都喼(Batu Caves)开工,建那里的米仓。工地的规矩特别严格,入工时和放工后都要搜身,防止建筑工人偷米。

已故祖母吴有英在蕉赖两条半石的屋内。

她还在世时,我为她做口述历史,她告诉我这些劳动记忆,然而确切地点是在峇都喼哪里,确切时间在什么年份,她没办法说清楚。

她也提过女工在生育后开工,会有“涌奶”(奶阵)的烦恼,开工时觉得胸痛,要找没有人的地方,把母乳挤出来。我问她,挤出来的母乳怎么处理,会收起来吗?她说不会,就把母乳挤在建筑工地无人一角,匆匆舒缓了疼痛便继续开工。

无人提起的建筑

1970年代初,我的父亲也投入了建筑业,在行内十多年。开始是跟亲戚学扎铁,后来转做木工,从“学师仔”(学徒)做起,先升到会看图的中工,再升到会“开料”(计算材料)的大工。可是到了1980年代末,遇上合作社风暴,经济萧条,工程减少,工人过剩,只好无奈转行。

父亲的记忆力比祖母好,能够比较清楚地述说自己十多年的建筑岁月。他建过敦拉萨组屋、朱晴溪组屋,建过士拉央再也花园的店屋,建过文良港的“兵房”(军人宿舍),建过白沙罗移民局的隔间,建过蕉赖太子园的排水沟渠,建过从增江积善堂一直到甲洞警察局那一整段路的沟渠,也到隆雪以外建过居銮-丰盛港路的水闸,昔加末-甘孟路的路边沟渠,等等。都是没有人会特别提起的建筑。

以前在蕉赖两条半石,亲戚家和我家住的几间菜园屋,也是长辈们一手一脚建的。我问过父亲,既然是自己建的,为什么不建得更大、更美一些?是因为建筑材料贵吗?他说,不是的,主要是因为菜园屋是非法屋,建得大,太张扬,容易引起执法单位的关注,所以都是建得越小越好,先建一间,住一段时间,看没有问题,再加建一间。这是底层的生存之道。

1979年,蕉赖两条半石木屋外,父亲李云和母亲钟秀晶抱着未满一岁的姐姐。

书写劳动者记忆

这些建筑工友的记忆有价值吗?对我来说,那是肯定的,是这些零散的记忆,让我更能够体谅劳动者的艰苦辛劳,对人产生同理心。在印尼建筑工友、孟加拉建筑工友、缅甸建筑工友身上,我能够看到长辈年轻时的模样,因此我关心劳动者是否受到公平对待。

但其他人是不是也会有同感?我不确定。所以我一直期待关于本土建筑劳动者的历史文化论述问世,让自己能够把长辈的生命故事放到社会发展的脉络之中,让不同年代的劳动者都能够在历史叙述中找到一个位置。

我承认,自己多少是把这份期待投射到了《草稿》杂志上,随之发现这期待是既不公平,也不现实的。因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客观条件,让这样的期待发生——一部涵盖建筑工友的建筑史,在讨论建筑设计、地方规划、居住者需求的同时,也讨论工友权益、工伤赔偿、劳动者记忆。

而我能够做的,就是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参与创造所需条件。我相信只要关于建筑的讨论持续朝着人文关怀、居住正义的方向推进,讨论者也诚实地付诸于行,这期待终究有一天能成真。


李成钢,业余文史爱好者,曾在马新两国任教,活跃于柔南社会运动组织。2019年开始与伙伴陈秀君在加拉巴沙威经营P320社区空间,希望能够在社区内深耕民主,连结同路人,并肩打造一个对弱势群体更友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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