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前阵子，团结政府委任多名政治人物掌管法定机构，引起民众对政治任命制度改革的讨论。根据马来西亚政府既有的习惯做法，这类人事任命权是完全操之在执政党手中。

所以，如果没有人（在野党或公民组织）质疑这些人事安排，又或者相关人士任职的机构，在日后没有发生贪腐或业务上的重大疏失，让外界开始追究政府责任的话，这些人事任命的资讯就会继续不透明。

到底哪些人获得执政党任命，而这些人选是否有足够的专业来行使职权等等，外界知道的其实不多。当政府资讯揭露不足时，选民对政府的施政内容，根本无从了解。

从民选政府制度的设计来看，选民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选民经由投票，授权某个人（独立人士）或组织（如政党）组成政府。从这样的关系出发，政府施政理应必须向选民负责，如同上市公司执行长要为股东负责一样。

所以，当选民要求政府解释其施政行为时，政府必须提供解释或回答；选民在聆听解释后，若对政府施政有何意见，那他们是可以在下次投票时，用选票来表达的。

可以说，投票就是选民问责政府的方式。如此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选民可以透过选票来奖惩民选政府，为何还需在国会建立政治任命同意权的程序？

立法权与监督权

不若选举制度在民主国家已有数百年历史，政治任命同意权是晚近才出现的一种制度设计，它算是民主国家国会各项监督权力中的一种。国会其它常见的监督权力还包括审查预算、组成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行政机关的施政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防止越权或滥权的作为等等。

哪怕是国会监督权力最完备的美国，其国会监督权力也是从1930年代开始变重要的。当时的美国国会，在经过两百年多的立法后，真正重要的法案已渐渐完备，造成联邦政府的政策对国家社会的影响，远大于国会立法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因此，美国国会便将工作的重点，由立法转为对联邦政府的施政进行监督。

这也就是说，在三权分立下，“立法权”政治影响力式微时，国会的监督权力才会在民主国家得到重视、实践并建立起来。因此，它并不像选举制度那样，经过数百年的试错与完善，所以国会行使监督权力的优缺点，在初期会显得格外明显。

政治任命同意权的优缺

国会拥有政治任命同意权，就如同其它国会监督权力般，有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透过国会议员的质询，选民可以获知更多政府施政的资讯，来作为下一次投票时的参考。

不过，建立国会政治任命同意权，也可能会让选民产生认知混淆，因为当在野阵营也能透过监督的方式，影响政府政治任命的决策时，那选民就会难以区辨，究竟是哪一个政党，必须为相关任命负上最终的政治责任。

尤其当政府组成方式，是纳入了政策意见相左政党（如左右共治）的大联合政府时，执政成员党之间会因政策主张不同，而在政治任命上持不同立场；或者有个强大的在野阵营，足以主导政治任命；又或者执政党本身党纪不彰，导致党内竞争容易出现分裂，而出现执政党无法主导政治任命等。

在这几种情况下，国会政治任命同意权，便很容易沦为不同党派竞相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场域。

直播国会作为配套

这个时候，选民也就会因为国会辩论过程不完全公开，只能透过二手或三手传播来了解内情，而产生资讯不足的混淆，无法确定哪些政治任命是要由执政党负责，而哪些政治任命又是在野党所主导的。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在改革政府的人事任命权之余，考虑让国会的监督质询变得更为公开透明，例如之前国营媒体曾现场直播国会质询，就应该变成常态，让选民可以随时了解我们代议士的监督内容，以及执政党的备询内容，使各种政策或政治任命的责任归属更为明确。

从选民问责的角度，来看人事任命权改革时，如何能在制度上让政府施政和国会质询更为公开透明，便是马来西亚进一步民主化的重要课题。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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