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倒影】

换政府就是换朋党。政权轮替的好处，就是过去只能接触到在野党人士者，今天因为朝野身份变换，而多了接近新晋权贵阶层的机会。

这点在2008年几个州政府上演政权轮替之后，开始成为各界人士新的体悟。2018年至2022年联邦层级的四次政权更替，更让各界人士深刻体会其中的门道。

巫统一党独大的国阵执政神话时期，朋党主义中的执政方直接明了。

2008年之后，民联执政州属，与国阵掌权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区别，改变了原本执政方基本上就是国阵的鲜明情况。许多人明里暗里选择两边押注。

2018年之后，特别是到了今天的局面，在多党竞合的年代，相关人士已不再能够简单地两边押注，反之胥视局势的流变押宝。

事实上，朋党主义并非政治圈独有的现象。不管是在商界、社团、文人圈、文化圈或者各种专业圈子，都有可能上演朋党主义戏码。

不但如此，朋党主义也并非马来西亚独有的现象。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共产主义国家，各国政界和该国各界人士皆会形成本身的朋党圈子。

缺乏朋党关系报道

今年1月，由今周刊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红色赌盘》，是2021年英文书籍《Red Roulette: An Insider’s Story of Wealth, Power, Corruption and Vengeance in Today’s China》的中文版。今年4月，中文版的著述已经进入25刷。

《红色赌盘》是作者沈栋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私募股权公司的工作经历，并讲述了他参与的一系列复杂交易和商业行为。这包括了与中国国有企业的交易，其中涉及的数额巨大。在书中，沈栋还分享了他和前妻段伟红，与中国权贵阶层、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的纠葛与关系。

沈栋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他和前妻段伟红在北京兴建了北京国际机场航空货运物流中心。沈栋和段伟红在中国的许多商业事迹，包括他们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迹，基本上都是讨论朋党主义这个议题活生生的材料。

读完这本新书，读者将得以深刻体会朋党主义的运作，朋党是如何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在某个工程项目中的细节产生微妙作用。

各国政治权贵和各界人士的朋党关系、各个小圈子网络，一直都是权贵们不愿透露的信息，更不希望相关信息出现在媒体报导中。这也是马来西亚这几年政权频频更替的情况下，新晋权贵阶层如今正在逐步掌握的一门新功课。

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仍未普及的年代，执政者强势控制报章、电台与电视，事关权贵阶层的朋党信息，很难成为本土媒体聚焦的议题。

过去，要深刻理解巫统一党独大时期马来西亚的政经发展，特别是权贵阶层的朋党主义变化，当时还在马来亚大学任教的佐摩（Jomo KS），其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著作，如与哥美兹（Edmund Terence Gomez）合著的《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政治、庇护与利润》（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就是其中宝贵的材料。

然而，时至今日，网络和社交媒体已然盛行，但深刻理解马来西亚权贵阶层与朋党主义运作的重要参考，仍只有当年佐摩的学术著述，以及之前有关一马公司（1MDB）丑闻的系列著述。马来西亚仍缺乏攸关权贵阶层朋党相关信息。

透明化朋党身份

权贵阶层与朋党主义的关系之所以引起关注，其中权力与利益之间的纠葛，及其运作的性质，是重要的面向。这个面向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称为寻租活动（rent seeking）。

所谓寻租，即是人们凭借掌权者的权势，干预经济活动的运作，进而取得利益的行径。

在良好的国家治理中，政府理应有效地管理国家资源和传递公共服务，使得人们可以在无需寻租的情况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在理想的情况下，社会中不存在寻租活动，国家不需要因为政府涉及的寻租行为而付出任何成本。

当政府无法良好地管理资源和传递公共服务时，人们可能会被迫进行寻租活动，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这时，国家必须为寻租行为付出一定的成本。

然而，在现实中，寻租活动是相当普遍的政治经济行为。寻租行为涉及的范围广泛，其中常见的是指为了获取某些利益，而进行的干预、干捞、抽佣、滥权，甚至非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等。而朋党主义正好是滋生寻租活动的温床。

朋党不会因为换政府而消失。我以为，我们不应该以猎巫的心态看待朋党。反之，不带价值判断地报道、梳理权贵阶层及其个别朋党的身份，进而从良好治理的层面，规范和监督他们的行为。我以为，这会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做法。

经历了诸如一马公司案和近期反贪委员会调查人资部秘书事件，如何更有效地规范寻租活动，进一步强化国家治理，是团结政府的一大挑战。

王维兴，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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