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几年前，台湾现实主义小说家陈映真逝世时，我写了一篇〈当小说作为一种政治志业〉的文学评论悼念他。当时，我形容他是一位将小说当作是政治志业来创作的小说家。对陈映真这样的文学创作者来说，文必须要能载左派的道，要有战斗力、要具有强烈的针对现实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

今年三月逝世的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恰恰可说是一位用小说家身分，而非“小说”，来推动他所信仰的左派政治议程的代表性人物。其中最有趣的对比就在，相较于陈映真小说中强烈的价值取向，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堪称是他个人的社会体验思索，是他用来理解战后日本社会各个不同世代的人，是如何在“变异”（即从天皇体制转向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中，“选择”不同价值立场的存在主义式思索。

不用小说来战斗，却用来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人做大量的心理素描，让大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陈映真的人物素描的志趣；相较于陈映真在小说中毫不怀疑将自身政治信仰崁入小说故事中，让台湾青年人坚定迈着步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大江笔下的日本青年在面对日本战后的现代化时，都困惑着：其中有些人在思考后变成狂热右派少年，有些人则选择投入到反美的安保抗争中。

暧昧的日本

不同于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川端康成，在瑞典颁奖时将“暧昧”（vague）视为西方以一种朦胧不清的方式来看日本之美，大江特别在的颁奖典礼上，将“暧昧的日本”解释为“ambiguous的日本”，也就是有意将日本人对于现代化改革的歧异，摆上他小说创作的台面上来谈。

他特别对参与颁奖典礼的欧洲人指出，“日本将现代化定义为完全地模仿西欧。然而，日本位于亚洲，同时日本人也坚定、持续地守护传统文化。这样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

其实这种将内在的精神文明，及外在的物质文明分别开来，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再来推行所谓外在的现代化历程，也是许多古老文明国家，在面临强势的西方文明时，应对挑战的策略，如过去清朝现代化转型之际，张之洞所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论，也一如川端康成的日本之美策略。

可是这样有歧异的现代化，往往也会带来很多迈向现代化的挫折，就像大江以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17岁右翼少年为原型，创作的中篇小说《17岁》及《政治少年之死》，里头对那位普通高中生是如何从自卑怯懦转变成狂热的极端右派暗杀者，有着非常精彩的心理描绘。

从小说里“我”的心理自白，我们可以知道，17岁的“我”因为面对美军占领强加的现代民主政治，有种既无奈又自卑、又想要冲撞外来统治者（美国人）限制的复杂情绪，才决定拥戴天皇。

17岁的“我”在马来西亚

大江在自传中，就曾提到自己在写这小说时，“我”其实是跟自己内心的那个年轻人重合在一起，只是现实中的他无法变成想去刺杀他人的自杀少年而已。这样存在主义式思索风格的小说，可说对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者来说，都有相当的吸引力，像大江就记得当时三岛由纪夫便非常关注这部小说。这位极端右派文学家甚至还认为，大江很可能是在情感上受到国家主义诱惑的人。

当然透过书写这篇中篇小说，大江对当时日本青年人表面上接受战后的民主主义国家，打心底却信仰“绝对天皇制”的国家主义，这样暧昧的日本战后精神，有着很透彻或者说有感同身受的理解。

大江透过书写小说来思索后，无法认同这样非民主又推崇青年暴力的国家主义精神，所以当《17岁》的续篇《政治少年之死》刊出后，大江对极端右派自杀美学的露骨描绘与批判笔触，终于激起日本右派强烈不满，进而施压杂志社，以至于刊登这篇小说的《文学界》被逼在没有知会大江的情况下登载谢罪广告，同时也使得没有出版社敢用日语出版这部小说，造成如今《政治少年之死》只有其它文字版本而无日文版的怪现象。

像这样的小说，对于不熟悉大江健三郎的马来西亚读者来说，如果你把书中有关日本的资讯，如人名、地名以及一些生活习惯隐去，你会发现，这些带着深厚族群文化传统，却在西方殖民者的改变下，被迫启动现代化的人物，在面对已变异成多元、民主而自由的社会下生活时，虽然开始都会试着求变挣扎图存，但若遇上不顺遂而感到人生受挫，便回头追求传统价值。这可说非常具有即视感，而且深具启发。

一如远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享受着城市的现代便利与面对自由市场残酷竞争的许许多多乡区选民，往往会在回乡投票时，将选票投给最能捍卫族群传统价值与利益的右派政党那样，将对城市生活的不顺遂与挫折，直接怪罪给西方植入的现代化，可说是挫败人生的简单答案。

矛盾的左派描绘

可是如果要说大江的小说仅露骨剖析极端右派的心理图像，这是完全不公平的，因为在他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他对于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受挫的左派青年鹰四的描绘，也是一样直指问题核心和矛盾。

一个人对于公共事务有理想，有冲劲和有领导力，并不代表这人在私领域中，同样的具有道德意识，以及对生活有乐观的态度。所以左派青年鹰四才可以一方面因反安保受挫而沮丧，却又一方面在山野中领导农民起义；可以一方面对山里的年轻人大谈理想，却又在另一方面跟好几位女成员有暧昧，还跟自己的嫂嫂偷情。

最后，随着人们对革命的热情慢慢退却，小说里的鹰四又因为感觉到所做的一切总是徒劳而选择自杀，不只留下众人的错愕，他还在嫂嫂身上留下遗腹子，不过哥哥密四决定和妻子开始新生活，守护他留下的孩子……

这一切，在看似绝望之处看到希望诞生，在理想中看到人性的缺失，大江可以说，用小说故事对现实中的日本安保运动，做了一个真诚的省思和回应。

时进时退的改革进程

这样的故事同样可在转型中的马来西亚随处可见，当一群有志青年高举各种各样的进步价值，要推动所谓改革议程，这时一切会动摇到这一目标的事件，或说组织内部问题，往往都会被视而不见；而另一方面却有时会盲目地乐观，总是认为进步价值不仅是一种对错分明的是非题，非黑即白；进步的改革是射出去的箭，是一趟有去无回的进程。

一旦出现民主倒退或民粹政治现象，或这些进步价值被社会所质疑甚至唾弃时，进步青年圈就会出现一种普遍弥漫的悲观沮丧情绪，进而丧失志向。

只是大家往往忘记了，面对现代化时，每个国家都会面临自己独特的挑战，如何在艰难中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社会与制度，其实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毕竟，要是我们这个世代失败了，便交给后人继续去艰难摸索就好，留下自己对社会变迁的思索和记录，和未来的世代进行交流，可能是比成功更重要的事。

所以我每每在看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时，常常都觉得他仿佛在诉说有关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的故事：我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看似自由，又更趋保守，正觉失望之时，也许就是新的政治改革契机的到来！

如今借大江健三郎在三月逝世之际，我也要向大家推荐这位不如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三岛由纪夫那样广受大家认识的日本小说家，以及他小说中那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敏锐思索。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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