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去年年末，来自森美兰的希瓦妮（Shivaani）因无公民身份，遭到教育部阻止升读四年级。希瓦妮随后致函首相安华求助，并在舆论发酵之下，于今年年头获准继续升读。

希瓦妮得以继续上学固然是好事，但她的公民权之路却依然还未划上句点。

据希瓦妮的父亲拉杰斯瓦兰（P Rajheswaran）说法，他在尝试替女儿取得出生证明时，获国家登记局告知，由于父母资料不全，希瓦妮无法获得公民身份。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对公民权的最初印象，就是十二岁时到国家登记局申请身份证。那时的我们，不知道公民权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手中的身份证意味着什么。

在社会的另一面，有的人和我们一样，父母双方都是马来西亚人，本人也在马来西亚出世，却饱受多年申请公民权不果的折磨。

如此差距，令人不禁要问，到底谁才可以获得公民权？

公民权授予原则

普遍而言，公民权的授予依循两大原则，即jus soli和jus sanguinis。

Jus soli，在拉丁文中指的是属地主义，意即一个人能否获得公民权，与其出生地有关。Jus sanguinis则是指血统主义，意即一个人能否获得公民权，与其父母的公民权有关。

举个例子，《联邦宪法》第14(1)(b)条文及附录二第二部分阐明，若一个人在联邦出世，父母其中一方在他出世时为公民或永久居民，即可获得公民权；若是在联邦外出世，父亲在他出世时为联邦出世的公民，也可获得公民权。

从这里看来，在马来西亚，一个人能否获得公民权，视乎他在哪里出世（属地主义），以及他的父母是否是公民或永久居民（血统主义）。

一般而言，若一个孩子在联邦出世，其父母皆是公民，且是合法夫妻，则无公民权问题。问题的出现，通常离不开三大因素：一、孩子不在联邦出世；二、父母其中一方不是公民；三、父母不是合法夫妻。

先看因素一，孩子不是在联邦出生，但父母是合法夫妻，且都是公民，则孩子可依法获得公民权。

再看因素二，孩子若是在联邦出世，且父母是合法夫妻，则就算父母只有一方是公民，孩子依然可以获得公民权。倘若孩子并非在联邦出世，而父母是合法夫妻，则只要父亲是公民，孩子就可获得公民权；反之，若只有母亲是公民，则孩子无法获得公民权。

这也就是先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海外产子案。本案中，上诉庭诠释《联邦宪法》第14(1)(b)条文及附录二第二部分1(b)项（以下简称“1(b)项”）时认为，“若一个人在联邦外出世，父亲在他出世时为联邦出世的公民，可获得公民权”中，“父亲”二字并不涵盖母亲，因此裁定本籍母亲无法传籍给在海外出生的孩子。

至于因素三，父母不是合法夫妻，则孩子的法律地位等同于私生子女，将跟随母亲的公民身份。按海外产子案先例，私生子女必须在联邦内出生才能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倘若私生子女在联邦出世，母亲并非公民只有父亲是，则同样无法获得公民权。

私生子女的公民权

根据《1961年合法化法令》，若女性未婚生子，她可以为孩子申请报生纸，但报生纸上只会有母亲的名字，而孩子的法定地位将会是“私生子女”。若父母双方在孩子出生后注册为合法夫妻，便可合法化孩子的地位，使其成为合法子女，父亲也将成为孩子的合法父亲。

在CTEB一案中，一名父亲向法庭上诉国家登记局拒绝向其子发出公民权的决定。上诉人为马来西亚公民，孩子在菲律宾出世时，尚未与菲律宾籍妻子注册结婚，直到孩子出生五个月后才注册结婚，并按《合法化法令》规定，将孩子的法定地位从“私生子女”改成“合法子女”。

如上述所言，私生子女的公民身份将会跟随母亲，但上诉人主张，既然孩子已经通过《合法化法令》成为合法子女，其公民身份应将跟随父亲，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然而，联邦法院判定，1(b)项中的“父亲”二字，指的是合法父亲，而不仅仅是亲生父亲。按本案情况，孩子出世时父母还未注册结婚，上诉人顶多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而非合法父亲，因此未能满足1(b)项的条件获得公民权，即便上诉人随后合法化孩子的地位，成为其合法父亲，孩子依然无法跟随父亲的公民身份。

由此可见，联邦法院对公民权条文的解读相当严格，获得公民权的空间也因此大大地缩小。法院解释，《合法化法令》允许父母在孩子出生后合法化孩子的法定地位，但这仅仅跟父母对孩子的赡养、孩子继承遗产的权利有关，而与公民权无关，孩子无法在被合法化之后获得公民身份。

养子的公民权

除了《合法化法令》，另一个合法化私生子女的途径，则是通过领养程序。按《1952年领养法令》第9条文规定，孩子被领养后，将成为其养父母的合法子女，并享有和养父母其他合法子女一样的地位。

遗憾的是，在Chin Kooi Nah一案中，法庭裁定，即便无公民权孩子被领养成为合法子女，其养母依然无法传籍给该名孩子，原因同样是“孩子在出世时，养母还没成为孩子的合法母亲”。

值得一提，马来西亚法庭在公民权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许多不同的裁决和意见。

在2020年Lee Yew Hong一案中，同样是父母在女儿出世后才注册结婚，并通过《合法化法令》成为女儿的合法父母，高庭却裁定女儿可承袭父亲的公民身份；在CTEB一案中，也出现了少数判决，判决理由包括1(b)项中的“父亲”指的是亲生父亲，而不一定是合法父亲，若上诉人能够证明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则可以传籍给孩子。

政府赏赐的恩物

在马来西亚，公民权即是人权之源。没有公民权，便没有教育权，难保人身安全，甚至连拥有一张电话卡也成问题。

公民权，对于一出生就拥有的你我，如此基本且与生俱来；对于申请多年却迟迟不得，因体制不透明而受尽煎熬之人，却仿佛是政府赏赐的恩物——得不到的继续渴求，得到了的便要对政府感恩戴德。

在种族主义崛起的情境下，公民权议题变得更加敏感，法律和授予程序双双没有变革，公民权议题也将停滞不进，甚至更加倒退。

无论如何，持续的讨论可以让更多层面的公民权议题浮上水面。

我们过去所接触到的公民权议题，一般都是老人家从红登记换去蓝登记，而如今我们开始了解到当中的更多面向：无公民权人士不一定是难民、公民权议题中的性别歧视、申请公民权人士所遇到的种种挑战。

就如希瓦妮那样，若非舆论的加持，恐怕政府也不会从一开始的刁难，变成后来的“会谈”和“取得积极成果”。

毛紫蒨，马大法律系毕业生，现为从事法律工作的社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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