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历史地表：新山中文墓志女性形象

【天南余墨】

墓志兼具“文物”与“文体”双重特性：“文物特性”指被埋设在墓葬，标志墓主身份，具备相对固定外观形制和铭刻的形式；“文体特性”指记载死者世系、籍贯、姓名、爵位、行治、寿年、卒葬月日、子孙、葬地等事项之体裁。简而言之，前者强调墓志外在性质，后者关注内容书写形式。

就马来西亚而言，虽未发现兼具“文物”及“文体”双重特性的中文墓志，却有不少“文体特性”墓志，例如柔佛新山，目前既有17通例证，其中男性墓志9通、殉难合葬墓志6通、夫妻合葬墓志1通、女性墓志1通。

这些样本，或能以帮群结构析之，或能以社会身份析之，或能以身份认同析之，然而从性别分类来看，显见两性比例失衡。箇中缘由，固然包括战前马来亚华裔女性人数不多等因素，但可确知的是，女性相关记载，往往也处于视觉盲区。

以此言之，仅有的新山中文女性墓志呈现哪些女性形象？为数不多的新山中文墓志记叙哪些女性面貌？而这些形象又能揭示什么公共意义？吉光片羽，有待分析。

贤妻良母之女性形象

陈明枝墓志是逝世年份最早的新山中文墓志，也是仅有的女性墓志。

陈氏原籍福建长泰，1927年逝世，享年39岁，葬于绵裕亭义山。墓志高约31厘米、宽约78厘米，刻于墓桌，撰者书者均未留名，文本未见经传。其内容简练叙述平实，侧重陈氏“贤妻良母”的形象，如“既笄归谢秉奎居柔佛。治家有方，秉奎因得致力商业。积资巨万，夫人益勤俭，睦邻恤贫，戚党贤之”之描述，大抵如此。

其次是黄庆云墓志。

黄氏祖籍福建永春，1973年逝世，享寿积闰69岁，葬于柔佛再也义山。墓志高约107 厘米、宽约155厘米，厚约27厘米，刻于墓耳，左右尺寸对称，郑良树所撰所书，文本未见经传。尽管墓主是男性，惟“母夫人贫，无依，然守节自持，含辛茹苦”之书写，仍强调母亲“贤妻良母”的形象。

最后是林惜娘墓志。

林氏原籍不详，1987年逝世，享寿78岁，葬于乌鲁槽碧山亭义山。墓志高约36厘米、宽约60厘米，嵌于墓耳，左右尺寸对称，作者李福忠，工艺字体，文本未见经传。虽是夫妻合葬墓志，女性墓主信息却不多，但“在世待人以慈、持家以俭、关心他人远超照顾自己”之记载，亦囿于“贤妻良母”的刻画。

综上所述，可见“贤妻良母”是新山中文墓志显著的女性描绘，而学者毛汉光的中国古代文史论述，足以总结这些现象：

我国正史对于妇女的记载远比男子为少，某些正史中虽有《列女传》，但仅有经过史家选择的数十人而已。妇女的事迹偶尔也会出现在重臣的列传中，然亦仅一鳞半爪，偶尔提及，其原因一则我国历史时代乃男性社会，再则正史以政治史为主，妇女从政或对政治有所影响的事迹在当时整个社会中并非常见之事。

纵然引文旨在说明唐代妇女研究现状，却也能提炼新山中文墓志概况，如“正史对于妇女的记载远比男子为少”、“偶尔也会出现在重臣的列传”、“我国历史时代乃男性社会”之情形，即与三篇中文墓志相符。

然而毛氏之论虽能揭示史家不重视女性之处境，却无法说明为何新山中文墓志女性形象多以“贤妻良母”示人。

如何书写女性

不难发现，这三篇中文墓志例证都依附于男性，陈明枝墓志“既笄归谢秉奎居柔佛”之描述、黄庆云墓志“先生六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然守节自持，含辛茹苦”之陈说、林惜娘墓志“在世待人以慈、持家以俭、关心他人远超照顾自己”之记叙，均是如此。

易而言之，这些墓志若无丈夫儿子便无法传世。

反观男性墓志若剔除女性仍无碍通行，例如王宓文墓志勾勒之笃实、蔡梦香墓志临摹之俊逸、陈华南墓志塑造之刚烈，几乎没有任何女性身影。然而彼等形象之深刻，远非前述三篇依附男性的“贤妻良母”墓志可比。

或许可以说，墓志作者处于“正史对于妇女的记载远比男子为少”、“偶尔也会出现在重臣的列传”、“我国历史时代乃男性社会”语境之下，似乎事事掣肘，只能依据传统范式、套语、情感拼凑 “贤妻良母”形象罢？

然而，千遍一律的“贤妻良母”是新山中文墓志独有特征吗？恐非其然。例如，新加坡陈淑德墓志也强调持家勤俭、多承慈训、教子爱国；吉隆坡广东义山谭彬卿墓志亦提及夫人“慈抚儿孙”；而陈太夫人墓志则言及“相夫教子，以成厥家，族姻乡党有述焉”。至于其他例子，可谓触目皆是。

即便是中国古代经典《礼记》，亦有所谓“妇人，伏于人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等记载，甚至官方史书《列女传》亦然。年代贴近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清史稿·列女传》就开宗明义道，“积家而成国，家恒男妇半。女顺父母，妇敬舅姑，妻助夫，母长子女，姊妹娣姒，各尽其分”。

由此可见，不论是横向的地方书写，抑或纵向之文史脉络，“贤妻良母”似的母仪书写，仿佛都是传统社会女性模范。

然而，这是天经地义的吗？学者衣若兰洞见可供参考。

她表示，自汉代刘向设立“母仪”类目以来，女教书籍女性传记时而可见。然而这些文献所要强调的，往往都是“女性作为母亲之行为须合乎法度”等准则，因此不论“慈母”、“严母”或“贤母”等形象，其实均已在历史洪流中演变成传统中国妇德表扬的重要类型。

易而言之，如此形象如此刻画，大抵皆是后世建构之模范而已。

依此而论，新山中文墓志刻画的女性形象，实乃承袭历代文人反复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拆开、拼拢，而又折来迭去的样本。甚而言之，不论新山中文墓志、抑或新加坡中文墓志，还是吉隆坡中文墓志，终究无法突显女性墓主之情思，反倒一再映衬传统社会赋予女性“贤妻良母”之职能。按学者孟悦、戴锦华之论，这些女性形象已沦为男性中心文化的“空洞能指”，亦阴魂不散地主导女性形象刻画的书写构架。

承上所述，足见新山中文墓志女性形象描绘，未曾逾越中国古代史传书写之藩篱。其作者不仅复述中国女性书写的重要性别文化遗产，也以传统妇德作为思考、写作、撰述准则，仿若女性如非“母亲”既别无他“物”。

因此，如剔除陈明枝、黄庆云母亲、林惜娘，甚至上文引述的母仪描绘，其形象之空洞、苍白、乏力、扁平不言而喻。而且这些貌似公允极具权威的盖棺定论墓志，终究未曾记述任何女性声音，所有陈述始终也以男性话语为要项，亦只有男性话语有权解释何为妻子何为母亲。易而言之，箇中女性，不过是男性所议论的对象罢了。

女性没有真相

学者邓小南曾表示，墓志不仅承载盖棺定论的庄严意义，还记载时人评述与家属情感，然而中国古代女性文献匮乏，以致女性墓志研究窒碍难行。

这段引述，旨在说明中国古代女性墓志研究概况与局限，然则中原域外天南新山，凤毛麟角的女性墓志论述如何艰阻，也可想而知。有鉴于此，本文无意从事周详细致的考证或逻辑缜密之推敲，反倒试图调整视域，揭示视觉盲区中的中文墓志女性形象。

综而言之，这篇文章透过整合、比较、追溯，回顾新山中文墓志女性形象书写境况。即便相关例证着实不多，但也能从零碎、残缺、边缘的横向史料，以及典范、绵延、不变的纵向脉络，管窥隐伏其后的男性话语权力，如何编写生命历程极度浓缩、母仪书写局部放大，而又“千人一面”的女性形象。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言：

大部分女性除去在规定的位置、用被假塑或被假冒的形象出现，以被强制语言说话外，甚至无从浮出历史地平线。谁也不知道他们卸装后还是否在生存，在如何生存，如果是，那么势必生存于黑暗、隐秘、喑哑的世界，生存与古代历史的盲点。可以想见，这黑暗的大陆一旦照亮，那么人们眼中的历史形象会有一番怎样的巨变。

然而新山中文墓志，乃至于马来西亚中文墓志显豁的女性形象，既还未浮出历史地平线，也没有任何真相……

文献引用

1. 古燕秋主编：《生死契阔：吉隆坡广东义山墓碑与图文辑要》，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吉隆坡广东义山，2014年。

2.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3. 王连龙主编：《中国古代墓志研究（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4. 衣若兰：《从列女传到妇女史：近代中国女性史书写的蜿蜒之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2023年。 

覃勓温，柔佛新山人，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毕业。作品收入《大马诗选 2.0:诗三百篇》、《端洛话今昔》及《复始之地：马华文学专题系列乡土篇》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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