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凝视世情】
政府近期因新闻自由排名陡降、对媒体的管制手段(如颁布记者伦理守则)备受批评,公众忧虑言论与新闻自由空间日趋萎缩。
首相安华与通讯部长法米为其施政作为辩护,指政府无法容忍传散所谓“3R言论”和虚假资讯,就算因而影响新闻自由空间也在所不惜。
日前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指称,若把政府对媒体採取的任何举措,皆视为打压新闻自由,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与片面化。她以新加坡、英国和欧盟近年管制网络环境为例,为政府的管制辩护。张念群也宣称,面对当前网络科技的挑战,政府更积极地打造更健康的网络生态。
从安华政府要员对媒体和网络环境的言行,可管窥政府在此领域施政上的盲点——管制背后的问题。
建立制度导引媒体环境
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科技的跃进,数码科技促进各种进步的可能性,但也衍生复杂问题,譬如虚假资讯和仇恨言论的氾滥、巨型网络公司对资讯内容更具管控与审查能力、网络诈骗问题愈形严重等,对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形成巨大挑战,也使得公权力介入的正当性提高,但各国政府对网络环境的介入程度仍引发不少争议。
至于近年有关政府与媒体关系的讨论,并非仅侷限在政府是否及如何打压新闻自由的争议,还包括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原则下,以自由、多元化和独立性为基本规范性标准,透过制订合理的媒体制度,保障资讯透明且多样的流动,强化社会成员的互信。
相关制度的建立与生态环境的塑造,非常仰赖政府的积极作为,因为数码与媒体环境出现乱象的根本原因,并非仅是源自科技与媒体本身,更涉及政府设计以规范和导引媒体的各种政策及制度,且公私部门的合作也很重要。
因此,对于健全化当前复杂的数码媒体环境,政府的责任与角色更形重要,其对“管制”的理解需有更清晰认知,以更好拿捏介入的程度。
【凝视世情】
政府近期因新闻自由排名陡降、对媒体的管制手段(如颁布记者伦理守则)备受批评,公众忧虑言论与新闻自由空间日趋萎缩。
首相安华与通讯部长法米为其施政作为辩护,指政府无法容忍传散所谓“3R言论”和虚假资讯,就算因而影响新闻自由空间也在所不惜。
日前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指称,若把政府对媒体採取的任何举措,皆视为打压新闻自由,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与片面化。她以新加坡、英国和欧盟近年管制网络环境为例,为政府的管制辩护。张念群也宣称,面对当前网络科技的挑战,政府更积极地打造更健康的网络生态。
从安华政府要员对媒体和网络环境的言行,可管窥政府在此领域施政上的盲点——管制背后的问题。
建立制度导引媒体环境
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科技的跃进,数码科技促进各种进步的可能性,但也衍生复杂问题,譬如虚假资讯和仇恨言论的氾滥、巨型网络公司对资讯内容更具管控与审查能力、网络诈骗问题愈形严重等,对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形成巨大挑战,也使得公权力介入的正当性提高,但各国政府对网络环境的介入程度仍引发不少争议。
至于近年有关政府与媒体关系的讨论,并非仅侷限在政府是否及如何打压新闻自由的争议,还包括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原则下,以自由、多元化和独立性为基本规范性标准,透过制订合理的媒体制度,保障资讯透明且多样的流动,强化社会成员的互信。
相关制度的建立与生态环境的塑造,非常仰赖政府的积极作为,因为数码与媒体环境出现乱象的根本原因,并非仅是源自科技与媒体本身,更涉及政府设计以规范和导引媒体的各种政策及制度,且公私部门的合作也很重要。
因此,对于健全化当前复杂的数码媒体环境,政府的责任与角色更形重要,其对“管制”的理解需有更清晰认知,以更好拿捏介入的程度。
管制的目的与方向
政府管制网络环境与媒体的主要目的与责任,在于确保更多样且不同的资讯与内容,透过政府的积极作为让公众实践传播权——这是民主的核心要求,而不是消极的压制。因此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管制网络环境与媒体时,主要重点是对制度结构的层面,强化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传播权与隐私。
欧盟近年通过实施的《数码服务法》与《数码市场法》,分别从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竞争的层面,试图减缓巨型平台对社会的冲击并建立网络秩序。譬如欧盟近期指控苹果公司未遵守《数码市场法》的竞争规定,未允许开发者在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自由引导客户以其他方式购买产品,使苹果可能被处以全球年营业额10%的巨额罚款。
至于今年3月欧盟通过的《欧洲媒体自由法》,则从保护媒体的角度,盼能强化其独立性,促进数码平台与媒体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确保广告分润公平且透明,以保护新闻自由并支持新闻业的多元发展,禁止政府对媒体採行任何形式的干预。
欧盟近年推出的这一系列,是从法制下手的管制措施,更细緻地健全化数码及媒体环境,保障言论自由与媒体自由,捍卫社会的民主。
威权幽灵在上空游荡
反观,安华政府对于网络与媒体环境的作为,与上述民主国家在管制上的理念、制度与执行落差颇大。
现任政府试图建立媒体评议会等制度改善媒体环境,但其中涉及的层面复杂且广泛,需要对民主价值的坚定立场,以及一定的时间来筹谋与推行,不易有快速的解方。
然而,威权的幽灵仍在本土上空游荡,面对网络环境与政治需求等因素,召唤掌权者忽视问责——权力不稳固的安华政府更是容易动摇。在躁动且自认能有所作为(或以“救国"作为修辞)下,部分政府要员认为外在质疑声音不断干扰其改革议程,更易轻率地运用权力压抑争议声音。
政府现把管制的重点主要摆在内容面向上,呈现出更多的政治干预和内容审查,如打压柔佛森林城赌场报导争议、推出电影新审查指南等,甚至连民间播放纪录片也挨罚。
譬如,张念群声称政府被迫对媒体“坏份子”採取管制。然而这些举措的规范基础和理据需更加明晰,若不谨慎处理,犹如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为惩治其口中的媒体“坏份子”,卻侵蚀了整体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环境。
张念群以英国、欧盟和新加坡的管制为例,也混淆其中政府对管制的意图与目的之差别,新加坡政府对网络环境的管制目的和理念,与民主社会的管制不能混为一谈。这是政府挪用民主社会的管制,转换为威权治理的修辞,以正当化越趋严格的媒体与网络平台审查。
“管制"成为威权治理修辞
政府经常强调虚假资讯对国家的危害,但根据国外的研究,大体而言,越是民主法治的国家,越倾向採取加强国民的媒体素养、强化新闻媒体的被信任程度、成立专家小组等方法来打击虚假资讯,增加民间抵抗力;而越是专制独裁政权,则更倾向以法律、执法、威胁等手段来减少虚假资讯造成的危害,且压制虚假资讯经常成为紧缩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藉口。
显然地,安华政府的作为倾向后者,甚至混淆虚假的言论与有争议的言论之间的差异,以打假之名行压制言论之实。
政府欲推进马来西亚的民主法治之路,外国已有许多经实践的经验,在民主的基本原则下,需花力气建立长期的制度,更好地强化言论自由空间,共建“事实不容歪曲,意见大可自由”的媒体环境。
自诩为改革进步的安华政府,应先厘清自身的理念与执行的优先顺序,在严峻的政治现实下,盱衡全局与更好地掌握政治判断,推进改革议程,而不是短视地粗暴破坏网络与媒体环境。
近期传出政府拟规定社媒平台与线上服务供应商需申请执照,也要求社媒遵守内容规范一事,相关规范细节尚不得而知,但在当前政府的管制思维下,公众需更加警觉与关注。若管制逾越了民主原则,将沦为掌权者巩固权力的方便之门,亟需更多的问责与监督。
黄国富,自由撰稿人。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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