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瞥惊鸿】

不少马来西亚华裔，主要是老年辈，时不时就要为华裔出生率降低而感到担忧，甚至将之上升到华社生死存亡的程度。他们出谋划策鼓励年轻华裔多生子女，有者更是指责年轻人不该走向反出生主义成为丁克族，该为华社的延续与国家民主付出心力。

我不相信年轻人会为此买单，也能够看到诸多中青年网民为年轻人不生育辩护。辩护内容，以养育开销庞大为最多，其次是生娃女性的生活选择易受制约。其它的内容包括“好男人稀少，不婚不育好”（爱情相关）、“社会那么糟，娃活来受罪”（社会环境相关）等。

日本兴起反出生主义思潮，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主张“人不出生反而更幸福”的悲观主义思想家齐奥朗（Emil Cioran）1976年出版的著作《出生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Being Born），更是在2022年重新出版，很是热销。日本社会本就面临老年化和少子化等人口问题，这一思潮恐怕也已直接影响日本人的生育意愿。

反观本地华社，相关的公共讨论中多是在解释为何不生育，而不见存在反出生主义相关的讨论。援引“反出生主义”一词批评年轻人拒绝生育者，自己恐怕也并不理解反出生主义为何，仅仅是借壳描述年轻人奉行不婚不育、自愿不生的情况而已。

虽不清楚其他族裔社群的情况，但在我看来，大马的社会思潮脉络不如许多国家般百家争鸣，不生育的举动在这里不太可能会变成对不生育的思考，只有思想发达之地才会有这般的思索。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好好介绍反出生主义一番。

为何反出生？

且不论思想发达与否，古往今来，世界各地都有主张不出生更好的思想。

古希腊神话中，森林之神西勒努斯（Silenus）曾说，“对所有人来说，最好的莫过于不曾出生于世上，但这明显已经不可能实现，我们可以做的就只有获取第二好的，那就是早一点死去而已”；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释迦牟尼就表示，修行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再也不要投胎出生，也是在这世间能到达的最安适道路。

古代对于不出生的思索，多受生命现象伴随而来的任何形式的痛苦所驱动，现当代亦然。日本文学中，太宰治留下“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二十世纪旗手》）的传世名句，并在《斜阳》中写下了“唉...人类的生活太过凄惨。现实就是所有人都宁可没出生”；在欧洲，叔本华的著作虽未明确支持反出生，但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出生问题的悲观思考，被认为至少是为欧美社会的反出生思潮提供论述基础。

但单就受苦，就可以说明不出生更好？生者亦有幸福，享受式的吃喝玩乐、见识大为赞叹之物、与亲友和爱人共甘苦，都不可能在无肉体和精神的情况下产生链接。面对此种反驳，南非哲学家贝纳塔（David Benatar）借由论证快乐和痛苦的不对称性，说明痛苦与幸福的比较，在出生与否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同样的衡量标准：

a. 在生而为人的条件下：
（1） 痛苦的存在是坏的；
（2） 快乐的存在是好的；

然而，

b. 在不曾为人的条件下：
（3） 痛苦的缺失是好的，即使没有任何人享受那份好处；
（4） 快乐的缺失不是坏的，只有某人存在的情况下，对他而言，这种缺失才会是一种剥夺。

在a情景为条件下，生而为人有好有坏；在b场景为条件下，不曾为人有好无坏。对比（2）和（4）在各自所属场景的判断，两个场景在价值判断上存在不对称性。基于“‘有好无坏’比‘有好有坏’要好”的前提，理性上该认为，不曾为人必然比生而为人来得好。

（3）和（4）可能违背一般人的感受，但却是合情理判断下的结果。让我们以下述直觉再回顾（3）和（4）：

i. 如果清楚知道下一代的人生是痛苦的话，我们就有责任不要将他们带来世上。反观，我们似乎没有责任制造更多快乐的生命。

ii. 以将来的子女会有快乐人生为理由生育，似乎是奇怪的想法；但因将来的子女会有痛苦人生为理由而拒绝生育，却似乎合情合理。

iii. 如果诞下有先天恶疾的小朋友，父母多会后悔和自责于当初生育的决定导致儿女受苦。可是，如果某夫妇决定绝育，因此没有生出（可能抑或注定）快乐的小孩，他们似乎没理由后悔和自责。

贝纳塔知道这种纯定性的推论模式存在极端违反人们直觉的结果：哪怕你的一生快乐多于痛苦，但不对称性得出，不曾为人必然比生而为人来得好。此外，不曾为人必然比生而为人来得好，论证上也不代表活着完全是比烂账。有些人生在富贵人家，或生于黄金年代、平步青云，甚至天天狗屎运，哪怕平庸也过得超好。

针对上述说法，贝纳塔谈到一个常见的支持出生论，我简称为“赋值论”。在这类论述中，无论你以何种方式赋值计算肉身经历的各类事件，只要你快乐多于痛苦，生而为人就值得一过，不曾为人就无福消受。为此，贝纳塔举出几个常见的心理学现象，来反驳赋值论。

第一种是乐观偏误 (optimism bias) ，人们普遍会高估自己的快乐水平，误认为自己的生活大部份情况下都是好的。

第二种是适应化（adaptation），人会因应环境变化而调整自己的预期以适应新环境，环境变好还可理解，但变坏了却会因适应而忽略客观的痛苦情况，认为“现在没什么不好啊，就只是两条腿没了/自己一个人也很好/没钱还能减少欲望......”

就算不考虑这些心理学现象，贝纳塔也提醒众人，人类不可能有无间断的欲望满足时刻。人一生必须经历生老病死；有些痛苦就算只发生一次，也不是百般快乐所能抵不过的；倒霉蛋哪怕是生在有钱人家也无法免于被人欺负；几乎无人能达成所有人生目标；有些人因“父母扭蛋”（日本流行用语“親ガチャ”，意指出生全凭运气）生在贫困人家，社会资源有限，导致后期无法跟上社会步伐，一生无法阶级翻身......

总之，人生注定有衰与痛，难以预料，而快乐又未必能补偿衰痛，更有者可说是衰痛一辈子。

社会存亡与诡异的人口焦虑

贝纳塔关于反出生主义还有许多论证，本文仅是描述了其中相对重要的部分，推荐自行阅读贝纳塔的著作《生儿为人是何苦：出生在世的伤害》。

贝纳塔的诸多论证，不仅很好地诉诸了一般上我们可接受的道德直觉（至于道德直觉在伦理判断的作用和可靠性，恕我不在此赘述分析），许多论据也有着现实经验的依据，其中就有当代社会人口焦虑相关的。

无论民主或极权，任何国家都有人口焦虑，因为一国人口更替不符国家社会运作需求的情况下，许多社会功能就会失效，比如劳动力不足、正规军不足、税收少无法进行财富再分配等。只不过，国家视角下理解和解决人口问题的观念与方案，实际上是相当诡异的，请容我举些案例协助大家理解贝纳塔的说法。

俄罗斯普丁政府把提高出生率视为国家优先方针，卫生部长谢斯托帕罗夫近日甚至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工作繁忙并非不生育的理由，“总有休息时间可以做爱啊，人生稍纵即逝”。俄罗斯花在侵略乌克兰的费用和人力之高，当然迫使该国需要鼓励妇女生“炮灰”。

日本与韩国为解决少子化问题，曾出台政策刺激人口增长，除常见的生育奖励金、拉长产假、免费托儿所外，更微妙的是为未婚男女配对。日韩政府皆认为，晚婚与不婚是导致生育率降低的主因之一。我们姑且承认晚婚不婚的影响，但联想到两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糟糕，不论配对政策如何，在没有找到心属对象，而自己有着生存能力的情况下，女性拒绝仓促步向婚姻进而生育，显然会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回到马来西亚，有着人口焦虑的也不仅是华社。伊党道北国会议员慕塔丝近日就在国会要求政府效仿蒙古，为大量生育的女子颁发“光荣母亲勋章”；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南茜苏克里则回应，政府自今年起设立“母亲榜样奖”，并豁免生育治疗的税务、为相关治疗提供优惠等，以提高生育率。

无论如何，国家视角的所谓生育政策，背后所预设的人类，几乎就不是被认真看待的主体，而只是一组称为“人口”的数字，而这组数字关乎“利维坦”（国家）的存亡，不是反映利维坦“细胞”（国家内生活者）的现实处境。

没有代际正义，但有代际债务

不谈贝纳塔，当代支持反出生主义的论述，也牵涉到了“人的存在”本身，认为人类这个物种，以及他们的创造物无限制地增长，让许多非人类物种遭受苦难，或被排挤出生活空间、或被养殖捕猎；环境方面，全球碳排放量迄今为止仍不断攀升，仅在2020年瘟疫期间因全球生产和人类活动停滞而减缓，《巴黎协议》的实践在现行国际趋势看来仍长路漫漫。

尽管本文谈了很多支持反出生的支持论述，但我仍对“生孩子”该不该变成道德课题保持悬置态度，我没有支持反出生。谈那么多，实际上是想提醒“代际正义”的问题：不管你生不生，你对可能的未来人，该不该负有道德责任？

我们谈生小孩，（至少有那么些人性的物种）总是会考虑到孩子的幸福。你力能所及之外，社会对孩子幸福的影响不是你单独可控的。这种对后代幸福的考虑应该促使我们思考，如果我们要生一个未来会快乐的小孩，或者至少让如今已在世的小孩幸福，作为大人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而什么样的社会可以让小孩幸福？

有人可能说，我们并不是未来的人，无法顾虑他们的感受和需要，况且人类自私自利，代际正义的实践是不可能的，但就基本幸福的需要和痛苦的避免而言，我们总归有些原则是可以公认的，包括让未来人可以有机会使用资源、让他们生活在相对干净与安全的环境等，并且这些原则的实践必须由在世者——我们这些大人——实践。毕竟，在世者存在，而不在者不在。

我不在此展开代际正义的哲学思考，但就想提醒那些口口声声“XX复兴”、“XX存亡”而要人生孩子的，如果我们这些大人，不积极解决各类问题，我们到底凭什么理由，哪来的底气，要求年轻人生小孩，更要求未在世者投选哪个政党，甚至收拾前几代留下来，可说是烂摊子的东西——全球暖化、政治腐败、女性权益捍卫不易的社会呢？

拿宏大叙事鼓吹生娃救国，看起来不是为了小孩，而是为了转债。若真如此，我甘愿鼓吹全天下人不生，支持人类自然灭绝论，总好过让小孩来世上，为这些愚蠢理念受罪——人类存不存在，从来都不该是问题。

黄贤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关注政治哲学与认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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