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了半个世纪的国语政策，显得乱七八糟与一厢情愿。该政策已将大多数国民培养成语言使用和学习上的实用主义者。当外国人碰上谙多语的大马人，先是惊叹于我们使用多语的能力，然后却不免要慨叹，多数大马人只能用不同的语言，说著同样浅薄的内容。因为我们掌握的语言，并没有达到汲取深刻思想的水平。

以马来文思考知识社会难成形

例如鲁斯丹山尼（Rustam. A. Sani，左图）即认为马来语只达到在行政范围内和教育媒介语上广泛使用的目标，我国还未形成一个以马来语文思考和批判的知识社会，问题显然不在语言的推广而是在于用马来语思考的深度不足。由国家推崇的国语尚且落得如此下场，其他受国语政策排挤的少数族群语言，包括华语、淡米尔语及原住民语言等，其前景更是坎坷。

我国的语言规划始于独立前。1956年的教育委员会报告书（亦称拉萨报告书）限定政府学校各族语言的使用范围，算是形塑该国语言使用趋势的正式开始。虽然马来民族主义促使了国语政策的贯彻，并因此激起少数族群对国语霸权的对抗；然而有迹象显示英语更有可能成为新的语言霸权，并将为大马各族的族群文化认同构成棘手问题。自2003年以来政府在国民学校内贯彻用英语教授数学和科学的措施，可算是英语的实用价值逐渐超越国语的民族像征价值的表现。

因此，强制在各公领域推行马来语仅达到限制其他族语之自由使用的目的，而不曾削弱英语在工商领域的主导地位。英语极有可能内化为新的语言殖民，仰仗著全球化和语言实用主义的优势，削弱弱势语族的语言活力。

然而，在英语全球化的同时，现代化进程却带来民族文化的复兴，亦有语言学家对日后语言的发展趋向另有预测，认为今后五百年中人类语言的数量将增加一倍。持世界文明的前途存在语言多样性中而非语言的统一中之观点者指出，世界上说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增长，因此了解语言的多样性比学英语更重要。对整合的欧洲超国家联盟而言，欧洲的命运在于语言的多样性而不是形成统一的欧洲语言。

原住民面临族语活力丧失的考验

虽然维护语言多样性乃社会语言学的趋势，可是大马弱势族群尤其是原住民仍然面临族语活力丧失的严峻考验。这些族语绝大多数没有文字，由于难以进入教育体系和传媒系统而具有成为濒危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的危险。虽然对上述现象的关注正在形成国际社会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共同性号召，却未列为大马语言规划的目的。

社会语言学家皆毫不避讳的认同语言的地位规划是一项政治活动，大马语言规划者却以客观和纯技术性的口吻，为国语政策的正当性合理化。直接受国语政策影响的各弱势族群的回馈，在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文献中的缺乏，显示出进行语言规划的当权者与语言学界，在其研究中采取了刻意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和非人性化的立场。

国语政策的意识型态牺牲多元、忽视差异，并寻求语言和文化的统一。政府在马来民族想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透过国语政策对其他族群所进行的同化尝试不仅无法将各族群熔为一炉，反而激化了各族群自身的族群身份认同，加强了各族群的族群想像，强化族群的认同界线，将原本松动和富有弹性的族群文化差异推向意识型态化和氾政治化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