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公冢田野笔记：从抱鼓石谈“变”

【天南余墨】

抱鼓石亦称门鼓石，常见于宅院或庙宇门侧，既具稳固门柱、安装门板之功能，亦承载门第之象征，从而反映主人社会、经济或政治实力。抱鼓石上部呈鼓形，鼓面饰螺旋纹，下承台座，形制庄重稳固。建筑学者李乾郎认为，它不仅增强庙宇或宅院入口的视觉气势，亦因石质坚固，往往成为建筑群最古老之遗存。可见，抱鼓石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据我以往的田野考察经验，就曾在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见过抱鼓石。言其形制，确与前述定义相符：既立于庙宇中门两侧，鼓面亦饰以螺旋纹，堪称典型。据载，槟城过港仔街城隍庙及日落洞清龙宫亦有抱鼓石，惟我未曾造访，故不赘述。除此之外，迄今未见马来半岛抱鼓石的任何记载或田野调查。

此外，我在槟城白云山公冢也见过抱鼓石。我所访查的白云山公冢，全称“槟城广汀会馆属下白云山第一公冢”，坐落于白云山路中段。这座公冢下接福建公冢，邻近谢氏家冢、胡丰公园、李成茂园及广东第二公冢；上连广东第三、第四公冢。据载，这里发现最早的墓碑，可追溯至1795年，足证其历史之悠远。

吴照垣及其家境概况

大致而言，白云山公冢的抱鼓石属于墓冢抱鼓石，此类构件在马来半岛的文献记载寥寥，田野调查亦难觅实例，是否槟城独有，尚难遽断。然而，若结合文献与实地考察，仍可推测其象征意义。

目前所见仅此一例，我认为，其设置或可反映墓主及其家族的经济实力，兹述其由。

据考察，此墓为夫妻合葬墓冢，男墓主为潮州海邑“太学生照垣吴公”，女墓主为“太孺人张贞纯”，立碑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仲夏。其墓地宽敞，碑刻工整，两侧设有抱鼓石，无不彰显其家境之殷实。

关于墓主信息，所知有限，史料亦无明确记载，惟可凭墓碑略作推测。据碑文所载，除姓名以外，最引人注目者乃“太学生”之称，然真实与否殊难考证。但是，若结合时代背景观之，推测吴照垣“太学生”之头衔或为捐纳所得，并且反映其家境概况，理由有三。

其一，据历史学者颜清煌所言，早在1644年清军入关前，满清皇帝崇德已行“鬻官卖爵”之制，至1756年正式制度化。此外，乾隆年间曾公布官衔价目，唯限广东、福建人士购得。大抵而言，此制度施行之时，恰与吴照垣所处年代相符，而其籍属潮州海邑，隶属广东，亦合上述情形。同时，马来半岛亦多见因捐纳得官衔者，如张弼士、章芳林、余东旋、胡子春等，足证吴照垣并非孤例。总之，结合时代背景、籍贯及同时代实例，吴照垣“太学生”头衔极可能因捐纳所得。

其二，1877年至1912年间，新马华侨捐官者多见监生衔，而吴照垣墓碑所载“太学生”，实即监生之雅称。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清代监生分为恩监、廕监、优监、例监，其中“例监”乃由捐纳而得，亦列国子监生之列。由此推测，吴照垣之监生身份，是否因捐纳所得，文献亦可提供旁证。

其三，从逻辑而言，“太学生”隶属士大夫阶层，属传统文人之列。若吴照垣确为“太学生”，理应在槟城留下题字、诗词、联对、书画等，甚至载诸史册。在槟城，即便非士大夫，仅为寻常书法家，尚且留名于世，“太学生”何以无迹可寻？

由此推之，吴照垣“太学生”之头衔或为捐纳所得。

饶是如此，据颜清煌统计，在所有可考的捐官者中，约17%为富有华商，能以千两以上白银购官，甚至有人一掷千金，累购数职。其余83%虽非巨富，但亦较常人殷实，通常以七百墨西哥银元以下换取官衔。不论如何，捐官皆非易事，所费不赀。

综上所述，吴照垣是否确曾捐官，虽无确证，然其家道殷实，殆无疑义。其一，纵未捐官，其墓地之宏阔，亦非寻常人家所能企及；其二，纵曾捐官，其所费金钱，亦非一般人力所能及。由此推之，吴照垣之家境，较常人尤为富裕。易言之，正是这层殷实家境背景，奠定了墓前抱鼓石设置的前提条件。基于此，下文将继续探讨抱鼓石在其墓葬体现的象征意义。

吴照垣墓抱鼓石及其象征意义

大致而言，前文已详述吴照垣家境，但仍有必要重申要点：抱鼓石原为稳固门柱、安装门板之构件，常见于宅第、庙宇中门两侧，既具实用功能，亦承载门第象征，映照居所主人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实力。有鉴于此，吴照垣家境殷实已无疑，而其墓前抱鼓石的象征意义，亦可在此基础延伸。

简言之，与福德祠的抱鼓石相比，吴照垣墓前的抱鼓石虽规模较小，但其象征意义更为复杂。庙宇中的抱鼓石主要用于增添庄严氛围，而墓冢并无门柱门板，抱鼓石的设置显然并非出于实用需求，而是作为装饰。但这种装饰选择，可能也反映吴照垣子嗣有意彰显其家族经济实力。

大致而言，我认为，吴照垣之子嗣不仅借抱鼓石彰显家族经济实力，亦可能承袭宅第规制，使墓葬更具门第象征。吴家虽非巨富，然家境远超常人。即便未曾捐官，仅从墓地规模观之，亦可断其非比寻常。因此，墓前抱鼓石的设置，实为其家族概况之象征。

综上所述，吴家乃将抱鼓石之“门第象征”移用于墓冢，以彰显家族地位。此一挪移，非徒作装饰，亦非纯出美学考量，而是寄寓门第尊卑之意。吴照垣墓前抱鼓石，正是子嗣因袭宅第形制以构筑墓冢，进而承载家族意志之体现。

然而，墓冢装饰不仅关涉身份象征，更映射文化适应与变迁。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正可借助艺术史学者巫鸿的墓葬理论加以解析。巫鸿曾提出，墓葬形式与装饰因地域、时代而异，亦深刻反映社会文化之变迁。但墓葬设计不同于地面建筑，往往无直接模仿范式，故唯凭特定图像或器物，寄托生者追思，承载死者遗志。依此而言，吴照垣墓前抱鼓石，正体现此一特质，其不仅是建筑构件之挪用，亦折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华人社会在传统文化传承中调适的例证。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以田野考察为主，文献资料为辅，综合实地勘察与今人研究，以考证吴照垣墓抱鼓石及其象征意义。考察发现，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与白云山公冢皆有抱鼓石，然相关记载与田野笔记俱付阙如。吴照垣墓抱鼓石是否为槟岛仅存之墓冢抱鼓石，尚难遽下定论，然此一例证已揭示，原具实用功能之建筑构件，已然转化为象征符号，成为“家宅—墓冢”相互映照之实例。

正如巫鸿所言，墓冢之制非孤立存焉，而是现世生活之再现。承此脉络，此种演变亦折射当时槟城华人社会对传统文化之承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地制宜，另作诠释。吴照垣子嗣将建筑构件挪用于墓冢，正是其中一例，反映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华人社会因地适应之策略。

此外，这一结论更可引申出两个值得深思之处。

其一，于学者而言，此案例表明，墓前石刻或雕像未必皆属石翁仲，亦可能是装饰性构件。若一概将抱鼓石归入翁仲范畴，并解读为“守墓挡煞”或“镇墓辟邪”，恐失之简化，忽略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脉络。对此，巫鸿的研究或可提供借鉴。他主张，应从墓葬的空间结构及其内容入手，分析其设计、装饰乃至随葬品的内在逻辑，进而探讨其承载的社会关系、历史记忆、宇宙观与宗教信仰。唯有如此，方能超越单一的象征性解读，更深入理解墓葬于特定时空下的象征意义。易言之，巫鸿的研究提醒学者，在解读墓葬装饰时，须结合时代背景与文化脉络，以摆脱固有思维框架。既然已有此研究范式，学界自可沿此思路，剖析墓葬的不同面向。

其二，于公众而言，此案例揭示，传统文化并非凝滞不变，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调整与演化。此种适应性演进，在本地其他的文化现象中亦可见端倪。例如，锡克翁仲即为一典型案例。传统中国墓葬中的石翁仲，原属文武侍卫雕像，象征墓主生前地位。而在马来半岛，华人墓葬中的翁仲形象逐渐演变，甚至出现身穿锡克族军装、头缠布巾的士兵形象。这一变化，既体现华人社会对殖民地军警体系的认知，也展现墓主及其后人对现实政治环境的适应。锡克翁仲之例，正是文化因地制宜、随时移世易而演变的例证。

同样，吴照垣墓前抱鼓石虽承袭宅第传统，然其进入墓葬体系，亦反映文化变迁之过程。传统建筑构件原本用于宅第，至此则转化为墓葬象征，这种适应性调整，正如锡克翁仲之演变，均是华人社会因地制宜、重新诠释传统的具体体现。这正印证了文化变迁的普遍规律——传统并非凝滞，而是在环境变动中寻找新的表达形式。

正如历史学者许倬云所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易经》所揭示的“变”——它并非凝滞不前，而是在传承中调整，在适应中创新。因此，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积累，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塑造自身的动态结构。吴照垣墓抱鼓石之挪用，正是华人社会在传承与变革之间权衡的例证。

征引文献

陈剑虹、黄木锦著：《槟城福建公司》，槟城：槟城福建公司，2014年。

范立言主编：《马来西亚义山资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2000年。

李乾郎、俞怡萍著，黄崑谋等绘：《古迹入门：图解台湾经典古建筑》（增订版），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

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许倬云著：《经纬华夏》，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23年。

颜清煌著，张清江译：〈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层（1877-1912）〉，载柯木林、吴振强主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84年。

郑永美著：〈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史略〉，载林廷佾主编，《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二百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1998年。

覃勓温，柔佛新山人，现居槟城乔治市。现为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文史部主任、槟城社会科学研究院专项助理研究员。曾任南方大学专项助理研究员。作品收入《大马诗选2.0》、《复始之地：马华文学专题系列乡土篇》及《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等著作。二〇二二年获颁王宓文纪念奖，著有诗集《夕惕斋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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