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论坛】青年进击，世代革新

当学生犯错，社会便高喊要恢复体罚、禁用手机、责怪游戏带来暴力。老师犯错？那只是个别事件，与体制无关。学生的过失可以无限上纲，教师的失德却总被轻描淡写。于是我们看到一种病态的双重标准：学生承担一切，制度置身事外。这难道不是一种权力的自我保护吗？

在惩罚之前，先谈学生的权利

近年的校园暴力事件，从性侵、霸凌到杀人，都不过是这种结构性失衡的集中爆发。例如最近震惊全国的校园刺杀案中，一名十四岁学生在厕所刺死同校女生，媒体和公众立刻把矛头指向“网络游戏”“沉迷手机”，于是“禁手机”“重启体罚”又成了热门口号。

可是，当层出不穷的权力滥用，诸如老师霸凌学生、校方掩盖性骚扰、校内暴力频发但校方却视若无睹时，却没有人去落实“强化行政问责”。在这个教育系统里，是不是只有学生的行为需要被严厉地检视？

这种双重标准，正是权力逻辑的体现。当学生出错，他们被看作“完全的个体”，要承担全部责任，例如有人要求对这位刺杀同学的少年处以极刑；当他们要求权利或发声时，他们又被定义为“不成熟的孩子”，没有资格参与制度讨论。大人随意切换这两种定义，以维持权力的稳定与自我正当性。学生只能被训诫、被压制、被贴上各种标签，于是，教育制度成了一座洁白的高墙，而所有的污垢都来自学生的恶意。

这种逻辑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我们在道德上要求下一代负起全部的责任，但在制度上却不给他们完整的权利。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我们都以相同的逻辑应对。

教师滥权、行政包庇、性骚扰掩盖等事件不断出现，但学校处理的方式往往是“内部解决”“校内谅解”，甚至把投诉学生当作麻烦人物。教师滥权可以内部私了，学生犯错却要被公众舆论公开处刑。我们只需要搜寻近期发生的新闻，例如独中metoo运动的前因后果（以及学生们的自白）、国中生艾恩状告老师性骚扰的后续报导，都可以找到相关资讯。

于是，每当学生犯罪或出事，社会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探讨学生的心理健康、检讨制度漏洞、更广泛的教育支持，而是采取更严厉的惩罚。实际上体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他们以服从来换取安全感，如同马戏团里终于学会表演的大象。可悲的是，这只是一种压抑的幻觉，因为体罚并不会让学生更懂得道德责任，禁用手机也不会让他们心灵成长，只会让权力的单向支配变得更舒适、更自然。

体罚不会让他们清楚知道杀人为何是错误的，但会让制度更容易避免学生犯规。那学生离开校园以后呢？

体罚不是教育，是暴力合法化

人们怀念那个教师手握生杀大权，学生不敢逾矩的年代，仿佛体罚带来的肉体痛苦就能压制青少年的失控。但这种怀旧不过是一种集体的怠惰：逃避探究问题的根源，用更大的暴力去平息暴力。体罚之所以失败，并非仅因它造成肉体的伤害，还在于它合法化教育的暴力逻辑，被打的学生学到的是“权力即惩罚”。等他们有朝一日拥有权力，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施暴。因此，体罚是暴力再生产的机制，让学校成为暴力的实验场。

实际上，在这个AI革命导致意义进一步瓦解真空的时代，价值观的重新检讨与灌输，让下一代在技术洪流中理解身而为人的意义，才是这一代教育的重中之重。但我们却选择回到以体罚训诫学生的视野当中，而体罚实际上又灌输了另外一种暴力的价值观给学生。因此下一代价值观的失落，这整个社会都责无旁贷。

我们害怕制度出错，所以宁愿相信学生坏；我们不愿意面对责任扩散，不愿意承担体制改革的艰难重担，所以把惩罚集中在最弱的一群人身上。于是，社会一边要求学生承担成熟的责任，一边剥夺他们成熟的权利；一边要求他们有判断力，一边用禁令、体罚和羞辱阻断他们的判断力，循环制造更多的创伤。

这就是我们目前短视的处理方式及其背后的逻辑，不是吗？

教育制度的逃避与替罪

事实上，当一个教育制度无法面对自己的错误，它就会不断生产替罪羊。学生只是最方便的那一个。老师滥权可以是“个别事件”，校方乃至教育部掩盖和不作为可以是“程序疏忽”；但学生犯错，就是“社会败坏”“网络有毒”。这种选择性问责，正是维持权力的机制，一种将结构性问题碎片化、个体化的治理策略，让问题永远停留在表面。

教育体制的真正危机在于怠惰。教师缺乏伦理培训，也就无法回应当代的教育议题；申诉制度形同虚设（或干脆空白），学生不愿相信校方；心理辅导资源匮乏，使得被霸凌、被侵犯的学生不敢发声，即使鼓起勇气举报，也常因校方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趋向维稳而不了了之。结果，受害者学会了沉默，施暴者有恃无恐，暴力因而得以延续。然而，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竟然是吊诡地往这个体系里加入更多的暴力许可。

真正的教育改革，不是让老师更有权罚学生，而是让所有人都能被制度约束。教师需要被监督，学生需要被尊重；家长与教育行政都需要进入问责系统。只有制度能够被追责，责任才不至于永远落在最弱势的一方。这并不是要淡化个体的责任，而是让我们得以被正确地问责。

我们还要营造值得学生信任的制度，让暴力在发生初期就得以被发现并制止，让受害者敢于向长辈求助，让施暴者在还未将暴力深植内心之前，便将之纠正。然而，我们却选择了看似最便捷实则最短视的方法——体罚。

结论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个体的责任。学生的暴力行为，无论出于冲动还是心理创伤，都必须面对法律与伦理的裁决。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何这样的行为能在校园体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长期忽视，导致性侵、暴力、甚至谋杀事件发生，但在酝酿之初却无人察觉？

或许有人会归咎于时代变迁与网络发达，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议题，这显然表现出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无法回应这个时代的议题，因而必须受到调整，而非单纯地惩罚学生、限制学生，不是吗？在这个AI革命的时代，我们却要回到禁止学生接触科技产品，这样的决定是否妥当？又是否能够真真正正地落实？

个体的错误固然需要惩戒，制度的失能却必须承担更深的责任，但却因其结构性问题而那难以直观地感受。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否则，我们不过是惩罚一个人来掩盖所有人的怠惰。

谢癸铨，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院（ISTAC）硕士生、自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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