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余墨】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已奄奄一息。

这段话出自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作者认为，中国国民性绝非不变，反而“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他还提出，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纯朴；唐代人雄健阳光，充满尚武精神；但进入明清之后，性格中的“流氓气”却越来越重，而这些流变，都与专制制度有莫大之联系。

必须说明的是，张宏杰所论述的“中国国民性”，主要指汉族（中国历史主体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呈现的民族性格或朝代精神风貌。然而，学术界对“国民性”这概念争议颇大，尤其是在历史研究是否适用。对此，张宏杰本人也坦承，这个概念并不清晰。有鉴于此，本文暂且接受张宏杰所限定的“中国国民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之。

张宏杰何许人也？他是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等著作。上述文句，出自他2016年的作品。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要旨何在？其中，第一编〈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从周秦至晚清纵向梳理国民性演变，指出其恶化根源在于权力结构高度集中；第二编〈中国国民性探源〉以比较历史角度追溯其形成根源，发现中央集权倾向早在秦以前成形；第三编〈中国国民性改造史〉讨论近代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鲁迅等改造民族性格的努力与困境。

综观全书，作者结合历史与世界视野，提出核心论点：中国国民性困境，肇因于权力结构僵化。近代知识分子虽力图改造，但未见成效。而其部分原因，或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未能并行。

诚如学者葛剑雄所言，张宏杰视角，在于强调中国国民性受制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且其“散文式的宏观叙述颇值一读”。但张宏杰亦坦承，这并非学术著作，而是“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有“太多的感性”和“泥沙俱下之处”。确实，书中征引资料多未注明出处，而且“制度决定论”因忽略经济、地理、文化等因素，亦有失之单向之嫌。

既然如此，读者或不必以学术标准衡量此书。反之，其中揭示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影响国民性之说，仍具启发价值。

关马来西亚华社什么事？

鉴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以下简称华社）在文化价值与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仍保留部分源自中国传统的观念结构与行为模式，故本文认为，张宏杰分析虽立基于中国，但亦能为华社提供省思的参照。因此，下文将思考：对于马来西亚读者，此书论点有何启示？

是故，以下论述将以三项条件为前提：其一，国民性确实有之；其二，以张宏杰关于“政治制度及社会结构足以影响国民性”的论断为思辨基础；其三，华社继承了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如伦理观与教育理念等。

这里指的“国民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性格，而是借用其精神内涵，用以指涉一个族群在长期历史与社会结构中形成的集体气质与行为逻辑，因此，此处的“国民性”，可理解为“族群性格”的延伸概念；此外，张宏杰所论述的“制度”乃国家政治体制，而华社所处制度环境全然迥异，因此，本文所关注的“制度”，主要指华社内部的社会组织结构、教育体系与文化传承等机制。

综言之，本文虽承认“制度决定论”之局限，仍暂以此为基础，旨在观察其理论在不同语境下的实际应用，而非全盘认同。因此，下文将着重探讨思想、实践、未来挑战三个层面。

首先思想层面。张宏杰著作中关于国民性的审思与批判，足可为华社镜鉴。此书警示：注视外部制度同时，或应回身自照，思考华社内部的挑战与习性如何塑造今日的我们。

诚然，相关讨论由来已久，亦不乏佳作：论“挑战”者，有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论“习性”者，则有何启良《沈慕羽日记研究·思想篇：返朴还淳》与《堡垒内外—何启良评论集》诸作。

循此思路，几部中文撰述的马来西亚华人史，其所揭示的历史议题与选择，可资借鉴，如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林水檺、何启良等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以及廖文辉著《马来西亚华人史》等，可作如是观。若再计入英文论述，则相关研究更为繁多，故此不赘。

遗憾的是，学界之外，这些论述未能激起社会更深的回响。

此外，我们亦可进一步思考：若真能从中汲取启发，又如何将这份内省化为谋求长远发展的动力？而且，可如何将学术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思想实践？除了“光盘行动”“守时运动”等行之有年的华人思想兴革运动，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使之不流于浅显？这些，均是值得深思与商榷的议题。

其次实践层面。若承认“政治制度及社会结构足以影响国民性”，则在政治制度之外，华社于社会结构层面尚可作何回应？这尤其考验华团、华文报章与华文教育三大支柱的角色。例如，一些华团在决策机制上仍由长辈主导，青年参与渠道有限；部分华文报章虽设公共讨论版面，但在商业运营压力下，理性对话空间往往被挤压等。因此，除了日常的呼吁、口号与文告之外，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组织能否在长期运作中，推动族群内部的制度化革新，回应时代变动？

然而，若制度化努力，无法前瞻社会转型方向，难免流于形式。正如张宏杰所言，中国近代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长期未能并行，正是如此。对华社而言，这无疑也是提醒：维护与发扬传统文化同时，亦须思考如何调和“文化传承”与“政治、社会革新”之间的张力。尤其当人工智能崛起、伦理秩序重构与时代价值转向等接踵而至，华社亟须提出系统性的回应方案。这绝非数则文告或象征性的表态所能含括。

张宏杰在书中曾引述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一段话，“（中国）这个帝国是一句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已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此语固然夸饰，却道出了文化停滞的隐忧。

综言之，张宏杰的国民性省思虽根植中国，却也照见华社若干处境。思想上，或应思考如何将自省化为前行动力；实践上，制度革新不应仅寄望于政治，所谓“三大支柱” 更须自下而上推动；至于未来，则当平衡传统与革新的张力，并以更系统的思考与行动，回应人工智能等时代挑战。

只是个伪命题吗？

大抵言之，本文以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为基础，探讨其主要论旨，并尝试引申出其对华社的启示。本文不求立论，亦非提供解方，而在于揭示思考方向。至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对华社群体性格之具体影响，尚待未来实证研究细加探讨。

毋宁说，本文仅藉由对原著的省思与贯穿始终的叩问，提出若干思考与微薄之见。至于原著的精深论述与独到见解，或因篇幅所限，或因脉络与理解之差，未免有所疏略与偏颇。

归结而言，这些论述亦可视为对张宏杰“野狐禅式自圆其说”的回应。其间既有感性流露，亦难免有大而化之与不尽严谨之处。是故所述，不过一隅之见，具体情境仍有待更细致的体察。

然而，沿着黄河到南洋的历史轨迹，这则关于民族/族群性格的提问与改造，真会有止歇之日吗？抑或，国民性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抑或如张宏杰所言，这个问题终究“不得不继续思考下去”？一切，仍待观察与探索。

覃勓温，柔佛新山人，现居槟城乔治市。现为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文史部主任、槟城社会科学研究院专项助理研究员。曾任南方大学专项助理研究员。作品收入《大马诗选2.0》、《复始之地：马华文学专题系列乡土篇》及《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等著作。二〇二二年获颁王宓文纪念奖，著有诗集《夕惕斋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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