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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殖先锋与神权政治的纠缠:伊朗模式在马来西亚的悖论
【新月折痕】

今年年初全球便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伊朗示威活动。

伊朗作为现代世界第一个通过革命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应该被低估的,尤其它还激发了我国伊斯兰党从马来民族主义明确转向建立普世性的伊斯兰国家,伊党过去甚至还曾抨击民族国家是蒙昧时代的特征。

因此,伊朗政权最近几年面临的内外冲击,将会对我国政治伊斯兰论述带来一定的影响。

随革命而来的宗派主义

1979年伊朗革命被我国不少穆斯林视为反抗西方霸权的创举,是伊斯兰政治力量战胜西方傀儡(巴列维政权)的典范。在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主导完成伊朗的修宪后,伊朗建立了一个以宗教学者(ulama)为最高领导层的政府。

伊党既有政党系统中的长老协商理事会(Majlis Syura Ulama)以及“精神领袖”皆是受到伊朗的启发,这个系统在伊朗被称为Wilayat al-Faqih,其含义大概是指“教法学家的统治”。虽然这是来自什叶派的概念,却被伊党所借鉴;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民主的伊斯兰体制”。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这是有别于马来西亚宪政体制的另一种国家想象,这一套逻辑势必冲击我国现存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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