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

在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中，M40正面临显著的“中间层挤压”现象。尽管统计数据显示M40群体的名义收入已超越B40的贫困红线，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其正面临日益明显的生存成本压力。

根据《商业时报》报道，随着房价、医疗与教育成本的结构性通胀，马来西亚中产阶层的储蓄水平正显著下降，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制度性真空：他们因收入稍高而被排除在政府援助之外，却又因未达到T20的财富积累而难以在市场的洪流中自保。这种收入陷阱揭示了政策设计中的制度断层——当援助只向下兼容，而市场只向上看齐时，社会的中坚力量正被生活成本所淹没。

有趣的是，这种压力在不同世代间呈现分化。尽管M40整体面临储蓄缩水，但部分Z世代却在逆势而上，通过副业经营或数字化投资尝试突围。这种代际差异进一步映证了传统M40定义的失灵：仅凭单一收入标签，已无法涵盖不同生活方式下的真实经济安全感。

要理解中产阶层为何会被制度性边缘化，我们必须回溯政策的历史渊源：从殖民时期的族群分治，到独立后的补偿机制，再到现代以收入为标尺的政策分类。这条演化路径，为今日M40的困境埋下了历史根源。

从族群区分到数字分层

马来西亚的政策体系长期依赖“标签化治理”的行政传统。追溯其根源，这种逻辑是国家在不同时期为应对复杂社会结构而采取的高效率管理方案。

最初，英国殖民政府引入族群标签实施功能化分治，利用族群界限降低社会控制成本。独立后，1971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深化了这一逻辑，通过族群身份分配资源，使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契约工具。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族群标签逐渐让位于以家庭收入为基准的B40、M40和T20分类。尽管标签的形式从“肤色”转向了“数字”，但依赖静态的群体快照简化分配决策的底层逻辑依然未变。

这种长达一个世纪的路径依赖，使“标签”演变成一种僵化的行政习惯。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研究揭示了这种工具理性的失灵：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大都市，维持体面生活的“生活工资”远高于官方援助门槛。以吉隆坡为例，一对育有两名子女的夫妇需月入约6500令吉才能维持基本体面，但在现行标签下，月入5000令吉的家庭已被划入无需援助的M40。这种标签上的“中产”与现实中“近贫”状态的摩擦，正是工具理性无力应对现代生存压力的明证。

同时，国库控股研究院（KRI）在《2024年家庭状况报告》中指出，这种一刀切的标签忽略了M40家庭极高的负债率与储蓄缩水现状。受限于公立资源的准入门槛，M40往往被迫在私人市场购买昂贵的医疗与教育资源，从而被结构性榨干，陷入财务韧性崩塌的“新贫困”。报告强调M40阶层在后疫情时代的储蓄率显著下降，且面临沉重的家户债务负担。尽管账面上“有产”，但由于缺乏类似B40的社会安全网兜底，他们的财务防线甚至更为脆弱。当这种标签化管理遭遇日益复杂的收入陷阱时，历史遗留的工具理性便与现代社会的多元诉求产生剧烈摩擦，暴露出其在应对阶层流动性时的僵化与无力。

资产的围城：M40的隐形赤贫

在马来西亚的资产版图中，房产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阶层安全感的终极象征。然而，房产政策恰恰是“标签化管理”副作用的重灾区。在住房这一核心资产的构建上，M40群体正陷入一场进退维谷的“金融围城”。将房产作为剖析切口，能最直观地揭示M40群体如何陷入制度性贫穷的泥淖。从制度设计来看，M40在房产领域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阶层夹击。

首先，房屋拥有率正呈现出一种令人警醒的阶层倒挂现象。根据房地产发展商协会研究院（REHDA）2026年初发布的最新数据，M40的房屋拥有率已降至75.9%，甚至低于受政策全面保护的B40群体（76.3%）。这种倒挂揭示了制度设计的深层偏差：B40受益于政府高度资助的社会住房计划（如PPR），而M40被排除在保障性资源之外，被迫在开放市场中与T20展开不对等竞争。更讽刺的是，开发商往往通过交叉补贴模式，调高市价房产以抵消廉价房的建设成本，这使得M40在购房时不得不承担市场溢价变相为他人的福利买单，沦为制度逻辑下的冤大头。

其次，隔夜政策利率（OPR）的每一次上调，本质上都是对M40财务韧性的精准收割。在房贷这一金融杠杆上，M40处于一种高风险且无缓冲的真空地带。不同于大多租房或持有固定利率小额贷款的B40，也不同于拥有雄厚资产对冲利息上涨的T20，M40是银行房贷的最大持有者。正如国家统计局每年的《家庭收入报告》所统计，每一次利率波动都会让中产家庭的月供跳升数百令吉。对于挣扎在贫困线边缘的“边际M40”而言，这种波动的金融收割几乎是致命的，它在不知不觉中将原本看似稳健的家庭推向了财务崩塌的边缘。

最后，政府推出的辅助政策在系统性压力面前往往显得杯水车薪。虽然房屋信贷担保计划（SJKP） 及2025年新提供的房贷利息税务减免看似提供了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充满了局限性。100% 的贷款担保虽解决了首付的燃眉之急，却开启了长达35年的高息利息长跑。而税务减免多局限于50万令吉以下房产，这与吉隆坡等核心就业区家庭单位的高昂市价严重脱节。M40因而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处境：要么为了享受福利而选择偏远房产，牺牲通勤效率；要么为了职业机会而背负沉重房贷，牺牲生活品质。这种“账面有产实则赤贫”的状态，让房产从避风港演变成了枷锁，使M40逐渐沦为被债务锁死在工位上的隐形贫民。

东盟国家如何破解中产房贷困局？

面对M40在房产与债务中的困境，马来西亚并非孤岛。在东盟内部，多个经济体在处理“中产阶层住房可负担性”上，提供了一系列超越单纯税务减免的制度参考。这些模式的核心在于打破“非贫即富”的二元分配逻辑，通过顶层设计为中产阶层量身定制专属的社会契约，使其在贡献税收的同时，也能获得相应的制度护航。

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常被视为解决“中间层挤压”的典范，其针对中产阶层的精准支持体现在执行共管公寓制度（Executive Condominiums，EC）上。这一模式专门为夹心层设计——即收入超过了普通组屋（HDB）的申请上限，却又暂时无力负担私人公寓的中产家庭。

这类房产由私人开发商建设，拥有公寓级的配套设施，但由于政府在土地出让阶段提供了针对性的地价补贴，其售价通常比同区域私人房产低20%至30%。对于马来西亚而言，这一东盟近邻的混合模型极具参考价值：政府可尝试通过免除特定地段的地价，换取开发商将项目定位于“M40专属房产”，并设置5至10年的转售限制。这不仅能为中产提供一个从公共住房到私人资产的安全跳板，更能有效对冲市场溢价对中产储蓄的掠夺。

虽然马来西亚已拥有如Rumah Selangorku等地方性住房计划，但在行政实践中，这些项目往往仍停留在救济式的廉价房思维，不仅配套设施与中产的生活诉求脱节，严格的转售限制也锁死了资产的流动性。相比之下，新加坡EC的成功在于其资产阶梯的设计：它不仅提供住所，更通过分阶段私有化的机制，赋予中产阶层资产增值的权利。

与此同时，越南近年来针对工薪阶层的定向支持提供了另一种政策视角。在越南新修订的住房政策中，政府开始强调“定向信贷”与“大众商业住房”的联动。不同于马来西亚M40群体在开放金融市场中高度受制于OPR波动的局面，越南尝试通过国家住房储蓄基金，为符合条件的中产工薪族提供长达20至30年的低息固定利率贷款。

这种定向信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马来西亚住房金融制度在应对利率波动风险时的脆弱性。长期以来，本地M40群体处于高度市场化的融资环境，必须在波动的浮动利率体系下，与拥有定价优势的商业银行进行博弈。每当OPR上调，政府提供的部分税务减免，在客观上往往被增加的利息支出所抵消，形成了财政资源向金融部门转化的现象。马来西亚或可参考此类模式，探讨利用公积金或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底层资金，构建一套更具社会包容性的固定利率住房融资体系。

然而，他山之石虽可攻玉，却不能直接平移。马来西亚在借鉴新加坡与越南模式时，必须正视其国情中的深层结构性差异。

首先，新加坡政府拥有全国约90%的土地所有权，具备以行政手段直接划拨地价补贴的制度优势；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土地权限归各州政府管辖，联邦政府的住房蓝图往往在跨州协调中面临利益摩擦，且大量战略土地掌握在私人开发商手中，难以通过纯粹的行政命令实现大规模让利。

其次，金融韧性与债务红线亦是关键制约。越南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红利释放期，其信贷政策带有浓厚的追赶色彩；而马来西亚家庭债务占GDP比重长期处于高位，若盲目绕过市场利率建立大规模、长期的低息固定贷款体系，极易引发主权信用评级压力，甚至扭曲国内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

最后，社会契约的复杂不容忽视。马来西亚任何针对M40的制度设计，都必须在族群平权政策与阶层公平之间寻找精密平衡。简单复制新加坡的资产阶梯模式，若缺乏本地化的利益分配方案，极易在政治敏感地带引发关于资源分配优先权的争议。因此，马来西亚的住房金融改革不能仅是模式的复刻，更需要一套基于联邦体制与多元社会的本土化路径。

综上所述，这些东盟经验证明，解决M40的边缘化问题，不能仅靠每年预算案中发糖式的临时减税。 新制度的建立应从“救济思维”转向“赋能思维”。马来西亚需要意识到，中产阶层需要的不是临时的怜悯，而是一个能让他们在职业上升期中，不至于被房贷利息和市场溢价彻底掏空，且符合大马联邦体制现实的制度缓冲垫。

标签化治理曾经帮助政策快速落地、降低行政成本，但在现代社会，它也制造了中产阶层的制度边缘化。M40群体既非低收入，也未能通过市场获得高收入福利，成为政策断层的核心受害者。参考东盟国家经验，若要改善社会流动和公平，政策设计需突破离散标签，关注制度连续性和中产群体覆盖。否则，中产阶层的隐形危机只会进一步加深。

吴佩君，来自马来亚大学亚欧研究所，东盟研究专业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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