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折痕】

2026年3月，随着我国第二位皇家教授Syed Muhammad Naquib al-Attas的离世，马来圈子掀起了一股怀念al-Attas的风潮。首相与皇室代表表示哀悼，各大伊斯兰机构纷纷致意，这些行为既反映了社群对al-Attas学术成就的肯定，也折射出这位哲学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是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我国的国家认同与学术面貌。

基本上，马来社会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哲学家、伊斯兰思想家，更是我国知识伊斯兰化计划的重要推手。然而，要真正理解al-Attas的历史份量，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的悼念与标签，而是必须走入他长达数十年的思想战场：从建国初期的国家文化辩论、马来学史观的去殖民化，到最终那场雄心勃勃却充满争议的“知识伊斯兰化”计画。

文化辩论与伊斯兰学术正名

Al-Attas并非草根出身。他的祖母Ruqayyah Hanum来自奥斯曼宫廷，经历三段婚姻，分别嫁入柔佛皇室、al-Attas宗教学者家族，以及柔佛首任州务大臣家族——这三条血脉后来分别延伸出马来亚大学校长Ungku Abdul Aziz、社会学家Syed Hussein Alatas，以及巫统创办人Dato' Onn Jaafar。Al-Attas就成长在这张横跨政治、学术与皇室的精英网络之中，自幼得以接触柔佛皇室珍藏的马来手稿，并曾应Dato' Onn之邀为巫统设计旗帜。他后来的思想路线与政治倾向，与这份出身背景之间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

在以“The Mysticism of Hamzah Fansuri”为题著论取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他以深厚的苏菲学研究为人所熟知，更是那个年代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马来西亚人，迅速被委任为马大马来文系主任，并担任文学院院长。在他任内，他力排众议，推行以马来语作为文学院的授课语言。1970年，他作为国大（UKM）的创始人之一，同样推动以马来语取代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直到今天的国大依然如此）。

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al-Attas以民政党领袖的身份与当时行动党的政治新星林吉祥展开了一场文化大辩论。面对林吉祥提出“多语并存、多元文化皆可作为国家文学”的观点，al-Attas 的回应是：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承载著一套世界观与思维框架。他以马来语在Nusantara作为数百年通用语和行政语言的历史为据，驳斥了让各族语言平起平坐的文学构想。面对“马来沙文主义”的指控，他以历史上的“Masuk Melayu”概念作为反击，指出马来文化在历史上具备极强的同化力与包容性，这与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封闭身份截然不同。

某程度上，这场辩论为1971年出台《国家文化政策》的埋下了引子，这一项在五一三事件后出台的政策杂糅了对族群冲突的恐慌、经济民族主义、巫统内部斗争等纷争，最终定调了我国官方的文化政策以马来人及伊斯兰文化为基础，以塑造马来西亚的国族认同，而所有非马来文化和非伊斯兰文化元素都排除在国家文化政策之外（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实际情况）。肉骨茶、新村等事物申请文化遗产时何以会遭受马来社群的反击，便是因为这项政策带来的影响。然而，关于al-Attas的论述在这项政策里所担任的角色，始终鲜少有人讨论，我认为这是因为他的逻辑已经被官僚所吸收，成为不言自明的常识，也是非穆斯林文化困境的其中一个源头。

在伊斯兰学术的角度上看，这一段时期的al-Attas同样试图为伊斯兰正名，驳斥东方学者对伊斯兰的贬低，因为一些东方学者认为马来语言的基础奠基于印度教和佛教文化。

他通过对古典文献的考据（比如苏菲诗人Hamzah Fansuri的作品），论证伊斯兰的传入带来了理性和知识革命（某种程度上贬低前伊斯兰时期的印度教、佛教文化）。正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词汇的传入，将马来社会从充满神话的古老时代，拉拔至具备科学、理性与形上学思维的现代门槛。他还指出马来人与伊斯兰不可区分，马来语实际上就是一种伊斯兰语言，不应该将马来研究与伊斯兰研究区分开来，这些观点也落实到他在马大和国大的政策当中。这些早期的贡献，无疑奠定了他在马来西亚国族意识形态上难以动摇的地位。

知识伊斯兰化的长征

1970年代，在经历了早期政治经济现代化改革的挫败后，伊斯兰世界开始向内寻找失败的深层原因。他们意识到，伊斯兰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及世俗化存在著本质的冲突。1977 年在麦加举行的世界伊斯兰教育大会上，顶尖学者们汇聚一堂，确立了知识伊斯兰化的宏大目标：试图净化现代知识，使其符合伊斯兰原则。

Al-Attas正是在这场大会上宣读了他的核心论文，这篇论文收录于他的代表作《Islam and Secularism》，标题为“The Dewesternization of Knowledge”。这本书的初版由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出版，而ABIM的领袖们，比如安华等人都是al-Attas的追随者，他还曾为ABIM设计旗帜。可以看出，当时al-Attas已经引领了一场社会变革。然而，在如何落实知识伊斯兰化的愿景上，他与另一位关键人物Ismail Raji al-Faruqi产生了根本且无法调和的分歧。

Al-Faruqi认为，理性（'aql）与启示（wahy）在原则上是相容的，人可以透过系统方法将伊斯兰原则应用于现代学科。他倾向于“大众与体制路线”，主张在现代大学的架构内建立伊斯兰学科，将各个学科伊斯兰化，培养能捍卫伊斯兰身份认同的现代穆斯林。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考量的，伊斯兰世界需要培养出能在现代制度内运作的人才。他的方式其实是把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内容，对照《古兰经》与圣训重新诠释，清除其中的世俗主义前提。

但这在al-Attas看来是一种庸俗化。Al-Attas是精英主义者，他坚持必须先从苏菲形上学、本体论与知识论的深层面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这不能简单理解为知识上的排外，而是从人类心灵中清除世俗主义的过程，尤其是当这个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世俗的。他认为，如果不重塑知识的源头，单纯在现代知识上贴上伊斯兰的标签是徒劳的。他主张以传统的师徒制，耗费数个世代的心血，去培养少数能引领乌玛（umat，穆斯林社群）改革的“完人”（Insan Kamil）。这不是可以通过课程改革实现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师徒传承来完成的灵性功夫，也因此确立了后来ISTAC小众治学（或者说传统madrasa模型）的风格。

这场路线之争，最终在80年代的马来西亚，在安华等政治精英的推动下落实。安华追随al-Faruqi的路线创建了国际伊斯兰大学（IIUM），同时也为了落实al-Attas的愿景，创建了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院（ISTAC）。但是，这两个机构始终存在紧张的关系。

凭借深厚的学术与政治资本（也许还有家族网络的支持），al-Attas在ISTAC建立了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学术乌托邦。2002年以前，ISTAC拥有绝对的自主权。Al-Attas亲自设计那座宛如安达卢西亚城堡般的宏伟建筑，亲自建造图书馆，亲自指定课程并面试学生，完全不受其他国家机构或现代大学官僚体制的掣肘。在这里，他将他那极度重视阶级、深奥且严谨的哲学理念推行到了极致。

然而，没有政治庇护的精英主义，在现实的国家体制面前显得无比脆弱。随著1998年安华与马哈迪的决裂，al-Attas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靠山。2002年，他不获续约，被迫离开他一手建立的学院。随后，ISTAC遭到IIUM收编与改组，沦为现代大学体系下的一个普通院系。

此外，al-Attas那每年耗资巨大却只培养极少数学生的机构，在讲求经济效益、量化指标与国家发展需求的现代体制眼中，是不可接受的。他深奥难解的著作和理论普及的失败，最终成为批判他离地、对社会现实毫无贡献的把柄。他的学生被迫出走工艺大学（UTM）建立伊斯兰、科学及文明高级研究中心（CASIS）试图延续香火，但他学术影响力的顶峰已经过去，这延续数十年的知识伊斯兰化运动，其实质内涵也已逐渐流失。

结语

Al-Attas倾尽一生提出了一套极度精英化、拒绝妥协的方案。无可否认，他在去殖民化与建构本土论述上留下了深刻的哲学痕迹，他试图在现代国家的体制内，强行植入一个古典的伊斯兰智识乌托邦。但他那套在实践上高度依赖政治恩庇的知识伊斯兰化路线，最终被证明是一条高度仰赖其个人魅力的沙滩上的堡垒。

这位试图通过知识论的革新来拯救民族的哲学家，最终却创造了一套让大众难以理解、让友族难以参与的话语。历史充满讽刺的是，正因为他极度抗拒将学术庸俗化，把思想严密地包裹在深奥的形上学与造价高昂的城堡中，反而导致他的理念在失去政治靠山后，迅速成为批评者抨击其傲慢自负的把柄，曝露其某程度上缺乏与大众对话的能力。在他从ISTAC离开时，除了他的学生，竟鲜少有知识分子支持他。

而且，从文化大辩论以后的结果来看，al-Attas的哲学，实际上并没有为非穆斯林留下太多空间。他的哲学追求的“完人”预设了穆斯林主体，而当这种主体被用于建构“马来西亚人”的文明想象时，他者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向边缘，或被视为有待转化为“马来人”或“穆斯林”的群体。他的哲学框架似乎从未认真追问：非穆斯林在这个知识秩序里被置于何处？

谢癸铨，播客《就事陋室》主播，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院（ISTAC-IIUM）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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