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谨以此文献给哈伯马斯及其沟通理性）

近期马来西亚政坛的几个发展，再次让人感受到政治格局仍处于持续重组之中。例如在野党派内部权力斗争升温，韩沙再努丁遭土团党开除后不停寻找新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前卫生部长凯里也在其播客节目中表示将透过“民族之家”机制申请回巫统。

同时，东马政治也呈高度流动，2025年沙巴州选，地方政党依然在州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民兴党所代表的地方力量崛起，显示在高度重组的政治体系中，马来西亚的地方政治并不完全由全国性政党来主导。

这些事件看似彼此独立，但若放在政治结构的角度下来观察，所反映出的更深层现象，就是2018年政党轮替后迄今，马来西亚仍处在高度的政治精英流动状态。这个现象从侧面显示，过去强力通过的反跳槽法或许能约束个别议员跳槽，却无法处理党内清洗、联盟重组与领袖更替等更深层的精英流动，因此终究只是部分止血，而非根本解方。

在这样的政治变动环境下，政治精英的操作空间明显扩大，选民的选择空间却未必同步增加。相反的，对许多少数群体选民或改革型选民而言，政党势力重组未必意味着新的政治出口，反而可能形成一种更复杂的困境：就算不满既有政治力量，却同时难以找到同样具备胜算的替代选项。

政治经济学家赫绪曼（Albert Hirschman）在1970年代提出一个有名的消费行为框架，当人们对产品不满时，通常有三种反应：叛离（Exit）、发声（Voice）、忠诚（Loyalty）。这个框架或许正能帮助理解马来西亚选民的投票困境。

在市场经济逻辑下，叛离显而易见往往是最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对消费者来说，当一个产品品质下降时，用钱投票买别的品牌同款产品就好。但在选举制度下，特别是高度族群政治化的社会中，叛离的成本往往极高，毕竟这不单纯的个人喜好问题。

沉重的叛离成本

尤其是在少数群体有相对影响力的混合选区，鉴于这些选区族群比例较为均衡，选举结果常取决于不同社群之间能否维持最低程度的合作。所以如果非马来选民因为对既有政党不满而分散投票或退出投票，结果就是把席次交给更能整合多数支持的候选人，即便非马来选民不喜欢他、他获得的选票不过半，因为根据选举制度，取得简单多数者获胜，且赢者全拿。

这个困境在华裔选民身上看得最清楚，以目前的政治现实来看，可确定有不少华裔选民对行动党心生不满：有人不满其执政后改革步伐不如预期；有人认为其在团结政府中的妥协过多；也有人质疑其把核心支持者的选票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这种不满并不会自然转化为抛弃行动党的关键动力。主要原因是另一个理论上的替代选项马华，至今并未提出足以重新说服族群型选民或改革型选民的维权或改革论述，这使它未能在过去长期执政包袱之外，重新证明自己值得信赖。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华裔选民不满行动党而转投马华，这往往无关政治转向，而更像是缺乏替代愿景的情绪性转移，就跟投废票、弃权票，或把选票投给明知毫无胜算的小党作为发泄一样。更惨的是，结果也未必是教训了行动党，反而可能在竞争激烈的选区中削弱原有的改革阵营，让更不利于多元民主与制度改革的力量渔翁得利。

换句话说，对这类选民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不满意现有执政阵营，而在于不满很难被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叛离。

当然，也可能有人会质疑，这样的分析是否意味着为特定政党开脱。其实恰恰相反。本文所讨论的并不是某一政党的好坏，而是当政治发展使得选民难以找到具备胜算的替代力量时，政党便可能在缺乏真正竞争的情况下逐渐失去回应选民不满的动力。

换言之，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批评某一政党，而在于如何让政治竞争重新恢复其应有的监督功能，而非互相骂街。

东马政党也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观察角度。沙巴州选显示，即使地方政党在州政治中具有相当影响力，它们仍难以迅速成为全国性的替代力量，例如民兴党，这个由沙菲益领导的政党虽然曾进军全国，尝试提出较具包容性的政治论述，但却收效甚微，这也正是因为当叛离成本过高时，选民往往不愿把票投给胜算较低的新政党。

当叛离不可行时，还会伴随另一个问题便出现，那就是处在相对友善少数群体或改革优势的政党，往往会假设这些选民再怎么骂，最终仍会因缺乏选择，回来投票给自己。换言之，无奈之下选择的忠诚，变成了一种低品质产品的压舱石，因为它始终可以让政治人物透过操作恐惧，让自己不需太过关注选民的不满、需求和情感，就可以收获选票。

过去式的协商政治

当然，也有人不认同这样的分析，反而会认为是因为公民社会抗议导致的政治混乱，这才是目前社会的主要痛苦所在，进而推崇重回过去“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运作方式。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巫青团团长艾科玛，他近年不断召唤一种理想化的过去，一个马来人大团结造就族群地位稳固，政治秩序稳定，各族群社会关系相对单纯好处理的年代。他还认为，只要能回到过去，国家许多当下的不安和焦虑就会被解决。

事实上，从制度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确实曾透过一种协商的政治安排维持长期稳定，并建立罕见的不同族群精英权力分享体系，这也使马来西亚长期被视为一种带有共识民主色彩的协商政治案例，也就是透过不同政治精英之间的协商与权力分享，维持多元社会中的相对稳定。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18年马来西亚第一次政党轮替后，曾建议要重新建构一种自由主义式协商精神的原因。（见《再访“协商”机制—民主转型的一种可能途径》）

不过，无论是在艾科玛的“稳定过去”还是在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共识民主”，政党和政治势力其实很少发生政治精英的流动现象，不像目前的马来西亚政党生态，不仅是地方型政治人物会跳槽，就连阵营或政党领袖都可能跳槽、被冻结、被开除或换阵营。试问，你连谈判对象都不确定明日是否还会是原来政党或阵营的人物时，你们之间所谈的任何协议，有意义吗？

——待续——

（文接《政党可以重组，选民如何不被困住？（下）》）

吴振南，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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