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文接《政党可以重组，选民如何不被困住？（上）》）

公共责任政治指数

在政治人物不分层级都有可能流动，而新政党又难以迅速崛起取代旧势力的政治环境下，那根据赫绪曼的框架，选民若不想自身的不满被无视，也不想被迫忠诚于不回应你需求与情感的政党，那深化自身发声的方式便是一种重要的途径。

“发声”在经济领域中，往往是透过积极参与市场调查或回馈机制来改善产品品质；而在公民社会中，则意味着选民的声音要更有组织、更具影响制度的力量。因此，对政治人物进行评鉴，便成为一种可能的公民工具。

那这个途径是否就是老掉牙的“选人不选党”的主张呢？

答案并不完全如此。毋宁说，这个途径更像是让个人量化自身政治需求与政治价值。

为了让选民在投票时能有一套较为合理的比较方式，甚至能对候选人进行某种程度的打分，公民社会便需要一种简单而容易理解的评鉴方法，用来持续监督政治人物。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可能的制度构想：公共责任政治指数（Public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Index，PRPI）。

鉴于马来西亚社会多元且复杂，我认为，政治工作者，至少要拥有以下两种特质。

同理心：代入他人视角

第一是同理心，它有别于同情心或关怀，也不是某种助人脱困的情绪，而是设身处地理解他人处境的能力，强调的是政治人物是否有能力透过代入对方视角，理解不同社会群体处境的能力。

举例来说，不同族群组成的公民团体因近期的大山脚医院神龛课题彼此对立，也让州政府在处理此事时显得进退失据，顺得哥来逆了嫂。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违建本身就是违法，就法论法，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但若从历史与社会脉络来看，许多神庙存在已逾百年，是英殖民时代留下的历史遗绪，往往与早期移民聚落形成有关，长期承担着地方社区的宗教与社会功能。

若政治人物缺乏同理心，往往就容易把问题简化成单一立场：只站在法律的角度，便可能把所有问题视为纯粹的违法建筑，主张直接强制执行；只站在情感与社区立场，则可能完全忽略法治的制度原则，使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两种反应看似不同，其实都源于同一个问题，即政治人物太过浅薄，仅追求短期政治利益而缺乏对问题背后社会脉络的理解。换言之，这不仅是拆不拆的问题：如果要拆，怎么拆，用什么理由来拆；如果不拆，怎么才能不拆，如何说服异议者呢？

多元社会的公共治理中，同理心并不是柔性的、从情绪出发的治理，相反的，它要求政治人物在面对冲突时，不只看到法律条文或群体情绪，也要能代入到不同族群的立场，去理解问题背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只有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公共讨论才有可能从单纯的立场对抗，转向更成熟的公共对话。

若以这样的标准来考察政治人物，我们对所谓具有同理心的政治人物，便会有更清楚的理解。

例如韩沙的政治操作，多围绕在整合马来政治精英派系，寻找新的马来政治共主，因此在政治语言与动员上，与艾科玛颇为接近——虽然来自不同政党，在政治光谱上都强调马来人大团结，以及透过族群整合来追求大一统的稳定政治秩序。

相对地，凯里在公共政策辩论中，较常使用面向全国选民的政治语言。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自身偏向巫统、维护马来人政治与社会地位的立场，而是同时继承了巫统传统上的“温和民族主义”，以马来民族政治为核心，但仍维持多族群合作的政治面向。

在多元社会的治理层面，凯里的政治语言显然更容易建立社会理解与公共对话的空间。因此，相较于韩沙与艾科玛，凯里可被视为更具同理心的政治人物。

责任伦理：被讨厌的勇气

然而，政治工作者光有同理心仍然不足，因为代表人民治理最重要的一件事还在提出政策，做出决策，并为自己的决策负上政治责任。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有名的演讲稿《政治作为志业》中所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就清楚地指出，政治人物不仅要能够表达施政理念，更必须对自己政治行动所带来的后果负责。

换言之，理解社会处境固然重要，但政治人物不能停留在理解与同情之上，而必须在制度原则与社会现实之间找到可以承担后果的治理方案，同时，做决策的人还必须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回到大山脚医院神龛的例子，如果政治人物只有同理心，而缺乏责任伦理，那么决策很可能会持续停留在理解各方立场的层次，却迟迟无人提出真正可执行的解决方案。问题于是被一再拖延，不同立场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反而持续累积。

相反地，若有政治人物在理解历史背景与社区情感的同时，仍然愿意承担制度责任，那么公共讨论便有可能转向更具体的政策问题，例如是否透过合法化程序变更土地所有权？若不能，是否提出行政诉愿或是协助受影响个案进行司法救济？甚至若是以上程序都无法解套时，是否可由州政府提出原址保存困难，以移地重建方式保留建筑构件与历史风貌的决策呢？

事实上，无论最终采取那个方案，都未必能让所有人满意，但至少是在理解社会脉络后，有人愿意站出来，对所作出的决策负责，成为被某些人讨厌的政治人物。

槟城近期的公共争议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政治伦理问题。例如填海工程对潮间带生态所带来的影响，便在当地社会引发不少讨论。更具象征意味的是，这片潮间带正位于槟州政府为纪念卡巴星而命名“卡巴星大道”一带。

因此，关心海岸生态的居民与公民团体开始以“ProtectKarpal”作为行动口号，呼吁政府重新审视填海对潮间带所造成的冲击。这个口号不只是环境保护诉求，更是一种政治象征，提醒政府纪念一位政治人物不只是以其名字命名海滨大道，更在于是否仍然延续他在公共争议中所展现的政治风格。

要晓得，卡巴星之所以长期被视为行动党旗帜性人物，不只是因为他在国会与法庭上的激烈辩论，更因为他长期代表一种敢于直面权力与公共争议的政治风格，这让他在面对艰难的公共争议时，往往愿意直面问题，根据自身理念采取立场并为之辩护，而不是透过拖延或模糊来回避决策。

“ProtectKarpal”所提醒的，正是一种责任政治的要求：当政府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处境之后，仍然必须说清楚自己的立场与决策逻辑。因为在多元社会中，真正的政治领导从来不是让所有人满意，而是愿意在理解社会复杂性的前提下，承担决策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多元社会的政治治理中，同理心与责任伦理是两项非常重要的政治特质：同理心让政治人物能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处境，而责任伦理则要求政治人物在理解之后仍然必须做出制度性的决策。

缺乏前者，政治容易沦为僵硬的行政执法，而无法反映民意；缺乏后者，政治则可能退化为单纯的情绪动员，而没有治理的事实。成熟的民主政治，正是建立在这两种能力的平衡之上。

用AI给政治人物打分

职是故，本文提出的PRPI评鉴指标，正是尝试以这两种政治特质作为衡量政治人物公共责任的基础，并从三个层面来检视其表现：一、政治人格；二、政治行为；三、制度立场。

透过AI的帮助，我设计了一份具15项指标的量化评估，让选民便能在既有政党结构之外，建立一套测量政治人物同理心和责任伦理的评分表。（见附件）

针对这份评分表，容我提醒一下，是根据相信多元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需求，去要求AI帮忙设计的，因此这份调查表单在学术上无可避免会有偏好误差，而无法适用于所有个别的选民的偏好。你大可以PRPI为基础，将你认为重要的变量纳入其中，或是将其转换为对政党的评量。

必须补充的是，我有意识地避免把“贪腐”与“诚信”直接纳入这份量表。原因不在于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恰恰在于它们在资讯不透明、制度监督又不稳定的政治环境里，往往最难形成干净而可比较的评分标准。

在马来西亚，许多选民对贪腐的判断，往往不是来自完整可验证的公开资料，而是来自长期累积的政治印象、媒体碎片、派系流言与地方耳语。这些东西未必全假，甚至常常部分为真，但一旦直接纳入量表，评分表便很容易沦为印象放大器，而不是理性判断的工具。

更何况，在当前政治攻防高度宣传化的环境中，贪腐指控本身常常也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正因如此，PRPI的核心不是要扮演司法定罪量表，而是作为一份公共责任量表，优先评估政治人物可公开观察的责任伦理、制度立场与公共行为。换句话说，它不是用来判定谁清白，而是用来判断谁更值得被托付公共权力。

其实无论你是什么左中右的政治立场，你都应该为自己所喜爱的政治人物打分，请AI为你量身订制一份调查表。公民评鉴政治人物在过去之所以困难，很大程度在于资料搜集与整理成本过高。如今在AI协助下，选民第一次有可能以较低成本整理候选人的长期表现，并依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建立评分表，而不必完全依赖政党宣传或媒体印象。

然而，这有一个重要前提：AI平台本身必须维持基本的资讯伦理与透明，不能因商业利益或政治合作而扭曲资讯排序。否则，AI不但无法成为公民监督工具，反而可能成为更隐蔽、更有效率的政治宣传机器。

以理性重塑公共生活

一定有人会认为，我所提出的PRPI公民评鉴机制过于理想，因为在族群政治依然强烈的社会中，许多选民最关心的仍然是政治人物是否能为自身社群争取利益，而非什么同理心或责任政治。

这样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本文并不是要否认政治代表性的存在，而是提醒，在多元社会中，若政治人物完全只依赖族群动员来维持支持，那么公共治理便很容易陷入长期对立。

正因如此，建立一套能够同时衡量政治人物公共责任与治理能力的评价标准，才显得格外重要。

另外，本文也无意将目前的民主困境归咎选民，而是提醒，在政治精英流动频繁的体系中，单靠政党本身未必足以维持民主政治的问责制度。当制度出现失衡时，公民社会往往需要发展出新的公共监督方式，而建立评价政治人物的标准，正是一种可能的途径。

实际上，在政治精英高度流动的政治结构中，民主政治的问题往往不在于选民是否愤怒，而在于他们是否仍然拥有真正的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的出路未必只是等待新的政党出现，而可能在于公民社会能够建立各种不同的评价政治人物的标准，并且根据分数而非情绪或个人印象来投票。

透过PRPI这类工具，选民不再只是被动地在政党之间选边站，而是能够主动评价政治人物是否拥有符合自己期待的价值。毕竟，在多元社会的民主政治中，真正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选民偏好哪一个政党或政治人物，而是这个政党或政治人物，是否真能实践自己所宣称的政策方向。

当公民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价政治人物时，民主政治才有可能不再只是政党竞逐的舞台，而重新成为人民塑造公共生活的力量。

正如刚逝世的哈伯马斯所提醒我们的，民主政治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救世主，而是公民社会持续发声、相互说理，并理性评价政治人物的能力。

附件：公共责任政治指数（PRPI）

评分方式：15项指标，每项0–5分，总计75分

第一层：政治人格

1 是否能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处境与需求
2 是否避免使用煽动性或对立性政治语言
3 是否长期与不同社会群体保持互动
4 是否关注弱势或被忽略的社会议题
5 在社会争议事件中是否倾向降低对立

第二层：政治行为

6 政策是否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
7 是否愿意与不同政治立场合作
8 是否以政策与事实为基础讨论议题
9 是否在不同场合保持一致立场
10 是否提出能促进社会合作的政策

第三层：制度立场

11 是否尊重制度治理而非个人政治
12 是否支持司法独立与议会监督
13 是否考虑政策的长期影响
14 在公共危机中是否采取理性政策
15 是否在政治决策中考虑整体社会利益

评分区间

60分-75分 公共责任型政治人物
45分-59分 协商型政治人物
30分-44分 动员型政治人物
0分-29分 高风险政治人物

吴振南，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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