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2026年3月2日，政府宣布将莱纳斯在马来西亚的营业执照延长10年，至2036年3月2日为止。科学、工艺及创新部长郑立慷表示，这项决策建基于专业技术评估、合规审查、国家战略利益以及企业承诺等考量。

问题在于：这真的是一个更严格、且更合理的决策方案吗？还是这其实是一种基于现实压力下的政策退让？

回顾过去，“反莱纳斯”曾是当年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之一；十多年后，在当年高呼“反莱纳斯”的政治阵营执政下，莱纳斯经营执照却被延长。这不禁引人深思：当环境安全和政治口号，与国家发展和战略布局发生冲突时，政府究竟该如何取舍？

莱纳斯争议的前世今生

表面上，这场争议看起来是环保与发展的对立。但如果细究此议题，它更像一场三角拉扯：一边是环境安全，希望风险越低越好，且尽可能不背离过往的政治承诺；另一边是国家发展，希望促进投资、就业与产业机会；最后则是我国位于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布局，尤其在稀土这种关键资源上，谁掌握了生产与加工能力，谁便握有一定的战略筹码。

而要深入理解今天的争议，就必须把时间线拉长分析。

我国莱纳斯项目早在2011年就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评估，相关报告指出莱纳斯项目并未发现违反国际辐射安全标准的情况，同时也提出11项改进建议，包括必须在投产前提交完整的长期废料管理方案、加强监管流程与独立性，以及提升透明度与公众沟通等。

2012年2月，时任纳吉政府给莱纳斯颁发了临时执照，在彭亨关丹格宾开始运作。随后，莱纳斯逐渐发展为如今中国以外最重要的稀土分离设施之一。但与此同时，莱纳斯在我国的运营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抗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由民间组织发起的“绿色盛会”。

当时，近万人在关丹参与绿色盛会，抗议莱纳斯工厂可能带来的放射性风险，并获得当时在野政党联盟的积极响应。2013年大选前，民联（成员包括公正党、行动党、伊斯兰党）在竞选宣言中更明确提出要终止莱纳斯彭亨厂的运作，以捍卫我国的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但到了2018年，希盟的竞选宣言不再涵盖莱纳斯相关议题。时任能源、科技、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杨美盈后来解释，当时莱纳斯在我国已运作多年，希盟内部对于稀土课题没有共识。希盟2022年的竞选宣言也不再提出关闭莱纳斯的主张，在环境议题上转而聚焦于减碳政策与可再生能源发展。

许多人记忆中对于关闭莱纳斯的政治承诺，其实更接近2013年时在野阵线的主张，而不是2018与2022年希盟的竞选宣言。因此，如今部分民众认为政府背信，并非毫无根据，但依据文本，要说现任政府违背了竞选承诺，也不完全准确。

是否续牌的关键争议

2018年实现政党轮替后，希盟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莱纳斯问题，同年成立检讨委员会，并在年底发布了报告：一方面强调必须解决放射性废料的长期处置问题，另一方面也承认莱纳斯带来的经济与战略价值，其中包括数十亿令吉外资与上千个就业机会。

时任政府最关键的决策之一，便是将“所有WLP放射性废料必须运出国”设为莱纳斯执照更新的前提条件。然而，后来由于澳洲政府拒绝接收相关废料，且时任内阁对外资信心受损有所顾虑，这一条件在执行上遭遇重大阻力而被迫调整。

最终，时任希盟政府采取了一项折中的更新方案，延长莱纳斯执照至2023年：不再强制莱纳斯把既有的WLP放射性废料运至国外，而是要求莱纳斯在四年内将裂解与浸出工序迁返澳洲，未来不再在本地生产新的放射性废料；与此同时，对于已经产生及过渡期间持续累积的放射性废料，政府则要求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永久废料储存槽掩埋处理。

后来，莱纳斯于2023年再次获得执照更新。当年10月，国家原子能执照局（AELB）进一步修改莱纳斯营运执照条件，取消原本要求莱纳斯将裂解与浸出工序迁出马来西亚的规定——这一工序正是产生WLP放射性废料的源头，因此该调整被视为一项关键的政策转向。

郑立慷当时解释，此次转向源于莱纳斯提出了从废料中抽离钍元素的技术方案。根据该方案，透过抽离钍，原本具有放射性的WLP废料，其放射性水平可被降低至1Bq/g，从而转为一般受管制的工业废料。同时，被抽离出的钍则可作为核燃料出售予使用核能的国家。

政府当时给予莱纳斯两年时间，将该技术从试点阶段提升至商业规模。在此期间，相关废料仍需储存在我国的永久废料储存槽中。

2026年3月，莱纳斯一举获得长达10年的执照延长。此次延长规定莱纳斯必须在2031年前全面停止在马来西亚境内产生WLP放射性废料，并在此过渡期内，将已产生及未来数年内累积的废料，通过“钍抽离”等技术，将其放射性降至国际安全标准。与此同时，政府也规定不得再兴建新的永久废料储存槽，现有废料必须在既定设施中处理。

绿色盛会主席黄德对此批评道，此举导致国家被当成放射性废料的倾倒场，而人民更被当成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他强调，此次延长莱纳斯执照，主要依赖的技术并未获得大规模的验证。

同时他指出，政府对莱纳斯的应对，总是依循着“先设下严格条件之后取消”的模式：2018年的条件是把放射性废料运出国外；到了2019年，这个条件便被取消并以新的条件取代，即把裂解与浸出活动迁出马来西亚；到了2023年，这个条件又再次取消并改成中和放射性废料，并在2026年获得延续。

马来西亚自然之友（SAM）也提出相似质疑：第一，他们认为放射性废料不应留在马来西亚，最安全与负责任的做法，始终是将废料运回原产地澳洲，否则等同于把长期风险留给本地社会与后代；第二，他们指出政府所提出的钍抽离技术方案，缺乏已验证且达到工业级规模的成功案例背书；第三，他们重点强调对政府监管轨迹的不信任，认为政府过往的政策总是重复性地从看似严格的条件，退让到对现实的妥协。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新执照附带着看似极其严格的条件，他们也不认为这些条件最终会被执行，反而可能如过往一样雷声大而雨点小，在临近执照更新时，被随意取消并以其它条件取代。

时局改变，还是政策失信？

无独有偶，类似的环境政策转向，并不只发生在马来西亚。

台湾近期也出现类似情况。长期主张“非核家园”的民进党，在能源压力与产业需求下，宣布重新评估核能延用，引起不少支持者的不满。台湾政府在面对能源安全、产业用电挑战与国际局势冲击时，不得不软化过去的强硬立场。这和马来西亚稀土政策的现实主义转向，其实是同一类的政治与经济逻辑。

类似的政策回摆不只发生在台湾。比利时原本计划在2025年前退出核电，但在俄乌战争冲击欧洲能源战略后，国会通过表决放弃淘汰核能，转而允许兴建新的核能反应炉。美国加州原订让魔鬼谷核电厂于2025年关闭，但州议会为了支撑电网稳定与减碳目标，在2022年将其延役5年。日本则是在福岛事故后长期压抑核电发展，但近年也逐步转向，以能源安全与降低化石燃料依赖为由，恢复核能发电厂的运作。

这些国际经验或许也能给马来西亚政府一些启发：政策转向可以理解，但程序失信只会摧毁公众信任。

如果是为了国家战略利益，莱纳斯必须续牌，那政府就务必把所谓的“战略利益”解释得更完整：到底马来西亚从中换来了什么？是技术转移？是更多高端制造产业的落地？是更高标准的环境治理？还是只是让我国继续承担大量储存放射性废弃物的风险，却把真正的高附加值环节留给其它国家？

回顾政府过去在莱纳斯课题上的决策，更可以发现一个结构性问题：政府的政策与宣传重心长期倾向于侧重当下是否继续允许生产、与如何处置废料这两个层面，却相对忽略了新兴技术在未来中长期可能带来的改变。换句话说，相关政策的制定就像是在当下便把路线定死了：放射性废料要么外运、要么掩埋，却没有为未来可能的技术进步留下空间。

结果，当如今出现“引进钍抽离技术”这样的新方案时，政策便显得极其突兀地迅速转向，难免让人觉得前后逻辑跳跃，甚至可能令公众怀疑最新的决策，也不过是有如“狼来了”的故事般虚晃一枪，在未来又可能随时再次转向。

这也是为什么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处理高风险产业与环境议题时，会采用更具弹性的动态监管框架。例如法国与芬兰在核废料管理上，通常不会过早锁定单一技术路线，而是保留多种可能性，并设定分阶段评估机制，根据技术成熟度与风险评估结果逐步调整政策。

这种做法的核心便在于承认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并将其纳入制度设计之中。我国未来若要提升政策的前后一致性与公众信任度，或可考虑在类似议题中引入更系统化且灵活的技术评估框架，例如在初期即纳入不同的潜在技术路径分析，并强化专家审查与信息透明度。如此一来，政策在未来的调整将不至于过度被动，而更像是一种基于专业框架下的渐进式优化过程。

此外，马来西亚社会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一旦某件公共课题出现争议，不少人会倾向于直接把所有责任推回给政府，并期待政府给出一个绝对安全或绝对正确的答案。但问题是，这类像稀土产业这样高度技术性、涉及辐射标准、前沿科研领域与全球复杂供应链的议题，本来就不可能有简单的非黑即白的答案。

或许也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公众高喊莱纳斯要更安全与更透明的同时，有多少人认真去了解了什么是WLP废料？什么是1Bq/g的放射性标准？稀土分离技术又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个人认为，如果公众对公共议题的思考只停留在情绪化的判断上，却缺乏主动深入理解相关课题的意愿与行动，那再多的政策讨论，恐怕也只会流于表面而不触及实处。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只是要求政府要更负责任，也需要公民本身愿意去深入理解各种复杂问题，且不是把所有问题的解方都只外包给政治。

归根结底，莱纳斯争议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环保或招商议题。它考验的是：公民社会是否愿意走出情绪与口号，尽己之力理解复杂的科技风险与利益权衡？公众又能否在监督政府的同时，保持理性议政的能力，且提出具建设性的改进方案？

此外，它更考验着一个民主政府，能否在追求战略产业发展的同时，不让社区成为长期风险的承受者？能否在承认现实约束的同时，不把现实当作程序不透明的借口？同时能否在政策转向时，诚实面对并让公众信服政策为什么需要改变，且改变后政府又将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

若昌明政府希望这次的莱纳斯争议不被历史记为一次对公众的政治背信，那它接下来要做的，绝不是不断重复“续牌条件很严格”这句话，而是拿出一套不再看起来总是突然转向的治理结构。只有这样，马来西亚才有可能真正走出莱纳斯式争议，在发展稀土产业的同时，守住了环境安全，更守住了政策信誉。

董明玮，欧盟新能源产业协会认证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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