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砂作响】

近十年来，解殖思潮在社会人文学科可说是继“后人类”和“科技与社会”之后的学术风潮。解殖，顾名思义就是审视西方过去一两百年在学术界所建立的理论与秩序，也就是审视无形中还在殖民知识界的遗绪。类似提倡在地观点和知识体系的学术著作在亚非等地并非新鲜事，只是近年才正式步入欧美主流的讨论范围。

其中，赛胡申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便是我国的佼佼者，早在70年代便完成代表作《懶惰土著的迷思》，打破西方学者建立于马来世界的“土著懒惰”论述，粉碎西方殖民统治的正当性。

除了打破欧美学者的知识霸权，解殖还着重于建立在地知识体系，鼓励书写、参考和翻译非英语和非法语的学术文章等等。然而，当“解殖”变得政治正确时，盲点和误区也会随之而来。

殖民不只是西方

解殖学者倾向于将殖民者等同于西方。姑且不论这“西方”在地理位置过于笼统，中南美洲并不符合“西方”的框架，海地学者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也因此倡议用“北大西洋”取代。

笔者有幸曾沉浸于台湾的学术氛围，深知殖民者并非单指西方。撇除二战期间，日本也曾模仿欧美霸权，长期殖民台湾、韩国、库页岛、满洲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然而，笔者去年才发现原来“日本作为殖民者”的事实，在英语主流学术圈竟是如此陌生。

事实上，过去的帝国主义并非只是局限在特定人种（白人）、地理区域（北大西洋）和宗教（基督宗教），如此的思潮也能成功“技术转移”到亚洲人身上（日本人/北太平洋/神道教）。打个比方，学界在讨论解殖人种学的时候，不应只是针对西方所建立的秩序，日本在台湾所建立的原住民族划分也应该纳入讨论。

后殖民的受害者

因为把殖民者简化成西方，部分穆斯林解殖学者更是容易堕入宗教二元对立的思维里。有鉴于英美长期干预西亚政局，尤其巴勒斯坦，这类学者的世界观总会不由自主地呈现“穆斯林总是受害者”的叙事。

川普政府最近霸道对付巴勒斯坦和伊朗的行径，更是为这类学者提供了绝佳素材。在讨论当代各类宗教的极端分子时，他们所提出的案例里，受害群体皆是穆斯林，比如巴勒斯坦（犹太教和基督宗教极端分子压迫穆斯林）、缅甸（佛教极端分子压迫穆斯林）和印度（兴都教极端分子压迫穆斯林）——我们深知各个宗教都有极端分子，受害者也不一定是穆斯林，如斯里兰卡的佛教霸权下，也有兴都教徒为主的迫害。

就连在呈现新加坡外籍劳工的处境时，笔者看到的研究也是以孟加拉劳工和印尼帮佣作为代表，而正好这两大群体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如此片面的呈现忽略了当地外劳的多元性，尤其少了来自南印度的兴都教徒，以及菲律宾天主教徒帮佣的声音。

这类穆斯林解殖学者，笔者姑且简单粗暴地称其为“反西方派”，他们有意或无意简化后殖民的处境，让穆斯林成了唯一的受害者，反而忽视了解殖思潮下所追求的复杂性，加深了所谓“西方世界/穆斯林世界”的对立。

更有趣的是，在如此解殖思潮下的宗教研究，伊斯兰经常作为受害者，被纳入与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对话。反而，兴都教、佛教等各族民间信仰都显得不足挂齿，甚至难以进入一神教所定义的标准宗教框架里头。笔者甚至认为，“西方世界/穆斯林世界”的解殖讨论，遮蔽了亚伯拉罕诸教作为世界宗教霸权的事实，进一步排挤了拥有超过20亿信徒的非亚伯拉罕诸教。

马来世界呢？

笔者最近参加的一场学术论坛，有的学者呈现了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国族主义的论述下，如何压迫原住民或非爪哇地区居民。他们讲述了马印两国的伊斯兰霸权，笔者姑且称其为“原住民派”。原住民派用了“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这一概念，激发了反西方派的讨论。

反西方派认为“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指控不实，发生在国族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应用资本主义或顶多是用“内部殖民”分析。这类讨论涉及各类殖民手段的定义，如定居者殖民主义、内部殖民、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掠夺性殖民主义、垦殖园殖民主义等等。

马印两国边缘地区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是否经历着定居者殖民主义？这需要回到定居者殖民主义里如何定义“外来定居者”。在印尼的框架，对加里曼丹或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住民而言，来自爪哇的穆斯林是否是外来的？在大马的框架，对东马和半岛原住民而言，来自西马的马来人是否也是外来的？然后，在马印的民主框架里头，少数群体的投票权和民主参与权是否远远超越英荷时期的权益？这恐怕是三言两语难以断定的。

两类解殖学者的理解

原住民派认为，反西方派否定“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指责，是因为不肯面对自身在马印两国所享有的特权，形同自己长久以来所批判的殖民者。原住民派为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发声，也是体现解殖思潮的复杂性。

反西方派则认为，原住民派借用“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为了凸显马印这类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做着当年与西方殖民者无异的事，这等同于转一圈告诉反西方派，“在批评西方的同时，也请反省自己”。然而，反西方派觉得马印国族主义者的压迫，称不上是殖民主义。他们认为原住民派的论述，是一个冠上“解殖思潮”名义的知识再殖民，目的是加深国族主义者的罪恶，减缓西方当年的罪名。

若沿用以上“知识再殖民”的操作，也可套用在马印以外的地区，比如说近年欧美学者提出，在19世纪之前，清朝和奥斯曼帝国也曾殖民邻近疆土的论述。以上讨论，孰是孰非，恐怕只能在类似学术论坛的再度争锋了。

自我反思

总归究底，笔者认为，解殖思潮最珍贵的精神在于自我反思。欧美和日本等殖民者能够自我反思过去所建立的霸权，马印国族主义者同样能够反思自身是否开创了新类型的殖民主义。

回归本专栏探讨沙砂权益的主旨，康奈尔大学去年出版了一本沙巴的历史专著《追逐群岛之梦：帝国终结之际沙巴的外国势力扩张（1945-1965年）》（Chasing Archipelagic Dreams: 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Influence in Sabah amid the End of Empire, 1945–1965）。

这本著作来头不小，获得了2026年美国亚洲协会的著作奖。作者桑德（David Saunders）更是在摘要明写，沙巴在1963年之后其实是陷入了另一场殖民式的治理。这也带出了一个疑问：沙巴和砂拉越当下的处境，应该符合哪一种形式的“殖民”？

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当下，是否透过否认立即落实立国之本（马来西亚协定）的手段，继续把东马和其资源纳入其治理底下？这种状态实在太诡异：否认立国之本义务的同时，却承认立国之本的利益。这虽然不是全球唯一，但应是十分罕见。这，符合什么类型的压迫，更应在解殖思潮下自我反省及公开讨论。

吴佳翰，南洋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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