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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马来西亚获得庇护、现今旅居澳洲的罗兴亚维权人士诺阿兹莎（Noor Azizah），在领取澳洲杂志年度女性奖时，点名批评马来西亚对待罗兴亚难民的方式。她称，目前仍有超过2000名罗兴亚儿童被关押在马来西亚的移民扣留中心，在铁栏后长大，而不是在课室里学习。

这段短影音在马来西亚社交媒体上迅速爆红。大部分人没聚焦讨论那2000个孩子。网民讨论的，是她凭什么说话，痛斥她忘恩负义。

许多人认为，马来西亚既不是《难民公约》缔约国，也非富裕国家，却数十年来容许大量罗兴亚难民居留与工作。如今有人站上国际舞台指责马来西亚，自然令人感到不平。

为何一句批评，会触动如此巨大的抵触情绪？

这种愤怒背后，恰恰反映了马来西亚社会对难民问题长年累积的不安与无力感。

恩赐与权利本就不对等

要理解这种愤怒，我们必须先理解我们站在社会的哪个位置。

马来西亚从未签署1951年《难民公约》，也没有任何本土的庇护立法。这意味着，罗兴亚人在法律上的身份，至今等同“非法入境者”。他们得以在这里生活，依靠的不是任何法律保障，而是政府一种非正式的默许，即收容是“我愿意”，驱逐也是“我说了算”。

在这个社会位置上，让罗兴亚人在大马更像是受恩者的身份，而不是权利持有者的身份。作为受恩者，你要心怀感谢，你不应该站上国际舞台，以这样的姿态批评施恩者。

所以当诺阿兹莎开口说话，大部分的网民不聚焦于她那群小孩正在面临什么，而是聚焦她为什么要批评收留她的国家。因此，她触怒的并不只是马来西亚人的情感，而是这个隐形的权力逻辑。她的“越界”不是她说了什么，而在于她竟然敢开口批评。

最讽刺的是，她能够开口，恰恰是因为她已经离开了马来西亚，去到了一个给予她公民身份的地方。而还留在这里的罗兴亚人，居留是随时可以被收回的，在法律上无法合法工作，无法受正规教育，无法累积任何在这个社会立足的资本。没有身份，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出路；想要出路，却又没有身份。因而一直陷入恶性循环。

看不见的委屈有了具体的宣泄对象

大马人对罗兴亚难民的反感，并非源于对族群的仇视，而是一种长期积压的不公感。作为公民，我们纳税，我们守法，我们依赖同一套公共医疗、教育和住房系统，而这些资源本来就不够用和充满争议。公立医院的等待时间、组屋区的人口压力、就业市场的竞争，这些都是在难民问题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结构问题。

于是，当罗兴亚人也出现在同一家诊所、同一片社区，那个不公感就自然形成：“我纳税，我守法，我还是得不到应有的，凭什么他们可以？”这句话的矛头，直指罗兴亚人，但真正的问题藏在前半句“我还是得不到应有的”。

这里必须做一个区分。

对公共资源分配的焦虑，是合理的政策关切。政府有多少能力承担持续增加的人口？现行的管理机制是否透明？UNHCR的补贴如何运作？难民登记制度究竟保障了谁？这些是可以被讨论、被追究、被要求改善的具体问题。

但当这种焦虑演变成“他们天生如此”、“全部赶走”的论述，它就不再是政策讨论，而是仇恨动员。两者被混为一谈，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反而让真正需要被追问的治理课题，沦为情绪宣泄的出口。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难民政策的长期不透明，加剧了这个问题。当官方没有清楚说明资源使用的实际情况，公众就会用想象填空。而想象，永远比现实更极端。五月底那场“驱逐罗兴亚人”的网路请愿在一周内累积逾22万个签名，后来被联署平台以涉及不实资讯为由下架。我们要警惕，假信息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蔓延，是因为它填补了官方资讯的真空。

难民危机成政治难题

面对这场民情反弹，现届政府在这个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操作空间。

第一条路，是遣返。

但缅甸内战持续，罗兴亚人在原居地依然面临系统性的歧视与安全威胁。强制遣返不仅引发人道争议，也将使马来西亚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

第二条路，第三国安置。

过去，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会接收部分在马来西亚登记的难民。然而近年全球反移民情绪升高，各国收容名额不断缩减，重新安置机制几近停滞。马来西亚作为收容国更加进退两难。

第三条路，永久居留或入籍。

对一个本身就围绕族群、宗教与资源分配建立政治平衡的国家而言，这几乎是任何执政者都不愿触碰的红线。

三条路似乎都存在，但三条路也几乎都走不通。结果，现在的政府表现出一种说不清楚立场的模糊状态：既不明确保障，也不公开放弃。而这种模糊，让每个人都感到不安。

无处可去的，不只是他们

 把“驱逐”当作解决方案的人，面对的是一个现实问题：驱逐到哪里？

缅甸政府不承认罗兴亚人的公民身份，罗兴亚人的原居地局势持续恶化，根本没有回去的条件。孟加拉的难民营早已人满为患，本身也面临严峻的资源压力。第三国安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需求。这已经不是一个愿不愿意走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无处可去的问题。

于是，我们维持第四种状态。即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工作，却始终不存在于法律与政治的想像之中。没有身份，没有保障，但也没有办法消失。我们仍然习惯把它描述成一个暂时的安排。仿佛只要再等等，问题总有一天会自行消失。

这也是为何“忘恩负义”四个字如此耐人寻味。因为它揭示的不只是情绪，而是一种权力关系。在这里，难民获得的并非明确法律保障，而更多是一种被容许的存在。既然是容许，便形成了施予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位置。

而马来西亚向来以多元共存为傲，但当“多元”的边界延伸到公民之外的人群时，我们是否仍然愿意实践同样的价值？

权利与恩惠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权利允许你发声，恩惠则要求你感恩。

恣意，性别研究硕士在籍生，关注性别、媒体与社会议题，相信书写不只是记录现实，也是在不同立场之间寻找理解与对话的可能。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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