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六四前的1989年5月19日凌晨，权力就快被完全架空的中国No 1赵紫阳（左图中持麦克风者）亲临民情沸腾的天安门广场，拿着手提扩音机，语带呜咽地向示威逾月的学生说的那句经典名言：“同学们，我来晚了！”

事隔轰轰烈烈的六四接近廿年，形势大好，深怕来晚了当然不是人民总理，而是一个个嘴唇尖尖，肚子圆圆，吃相难看的红色资本家。因为条条后门通罗马，好酒喝了千千万，好菜吃了万万千；“什么样的酒都敢醉，什么样的女人都敢睡”。

不再是总理爱人民的年代。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有个调查还说，时代确实不不相同了。排在年轻一辈的中国人心中首位的考量是个人、事业和家庭。大地一片富爸爸左右不分地主张新生的思潮：乳酪和乳房，远比旗帜鲜明的语录重要。

难怪小学毕业生的离别赠言，也有“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愿你早日成为让鬼推磨的人”之酷语；难怪半生抗日半生反殖的战士，对新中国的新经济其实已经再“没什么话可说了”。

当年万里的长征万里的反扑为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记忆的河流之上，被岁月遗落的颤抖与焚烧，终于只能成为星河里传诵一时的风月：六四的昔日已旧，六四的人物已逝，六四的骸骨已寒，六四的感觉已远。

为何不能够到场亲切慰问?

重翻这些密封n年的蹊跷档案，要不是董总首席行政主任 邝其芳 耐人寻味地公开指责新纪元学生在搞“天安门六四事件”，有谁还会刻意记得这样封尘久远的陈年往事呢？

六四发生之际，邝其芳（左图）想必心里十分清楚，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孩子，若不是在保姆的摇篮里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他们当中有几个知道这段还没有完全解密的政治记忆？

退一步想，即便当前的自动自发的运动，确实等同“天安门六四事件”，那倒真是马来西亚学运的荣光。可是，邝其芳为何不能摆出0.01%或者0.02%的赵紫阳姿态，到场亲切慰问：“同学们，我来晚了！”

48通电话，约见就是没着落

没有，他和他们不是来晚了，而是他或他们根本没有来，甚至没有来的意思。尽管关心学员存亡的家长前后一共打了48通电话，约见就是没有着落。柯嘉逊博士不得不遗憾地说：

“董教总领导人和华社团体领袖一路以来遗憾我们没有机会见官、首相和教育部长。我们今天要见董总主席也是一样的 难度 。”

既然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还能说什么？

眼前这场静坐算得上什么 ？

邝其芳一定知道，比起六四的规模，眼前这场三三五五的静坐算得上什么？邝其芳为何怕得“声称学生已经阻碍董总办公室的进出”？要是满院皆空，没有学生；董总不存阻碍，可是董总还有存在的需要吗？

利用百姓义款大量寄发说辞

邝其芳当然知道答案，可是，要是这样，为何董教总教育中心借用百姓省吃俭用的输捐的义款大量寄发长达28页的《所谓“新纪元学院风波”的真相》及《对所谓〈再告社会大众书〉的评论》呢？

邝其芳不是赵紫阳，过去不曾是，现在亦不是，将来也不会是。这个地球不会再有赵紫阳的大时代了，一连串万家不安的说辞依然万家不安。同学们，他不是来晚了，他还没有来！

至于他最后来或不来，我们一点都没把握。等待的当儿，不如细读陈毅聪著《新游侠列传》第九章 〈功名不信由天〉 这幕：谢清发眯着眼，笑道：“我们都来晚了，好戏已经谢幕。恭喜你……。”赵紫阳一听，鼻子一酸，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