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当今大马》的一篇评论中提及“我们不太可能要求所有新闻从业员，或媒体领导人公开反对自己的老板或与老板唱反调，周泽南和黄义忠是异数，这种事很多评论人自己都做不到，所以最好不要强人所难或讥讽不做的人懦弱”，周泽南引用这句指“也有一些评论者如欧阳文风认为，要求所有新闻从业员向作为‘异数’的黄义忠和周泽南看齐，乃强人所难”。我必须说，这是不正确的解读，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我没有说我们不应向黄义忠和周泽南看齐。恰恰相反，我认为无论是黄或周，都是大马新闻工作者（甚至包括评论人）的典范，应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但向他们看齐不代表就批评或嘲讽所有做不到的人。我要强调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如此“造反”的勇气，或甚至条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公开反对自己的老板上司或与他们唱反调，不等于就一定不是好的新闻从业员。陈文贵是黄义忠的上司，他没有像黄义忠一样向他的上司“造反”，可我们能说他因此不是好的新闻从业员吗？我在该文主要要强调的是，评论人在评论新闻从业员的时候，不要忘记评论自己，自己做不到的事，最好不要强人所难，或讥讽做不到的人懦弱。

我上述被周文引述的话，其实亦是对评论人（包括自己）的提醒与批判。我发现太多评论人在评论别人的时候，自己不照镜子，只是为攻击别人而评论。举一个例子，9年前的528，我公开批评《星洲日报》，当时转贴转载我文章攻击《星洲日报》的大有人在，但真正相信我批判理念的，恐怕不多。因为有一回，当一名最常引用我文章与名字攻击《星洲日报》的人的下属也有样学样批评有关报馆时，反被他责难。其下属马上问“怎么欧阳做你就给予肯定与赞扬，我做就不行”，他说“因为欧阳不是《星活日报》雇员，而你是我们的雇员”。这种说词根本就是强词夺理，我当时的身份是《星洲日报》驻美特派员，我每月领的不是一般薪金，而是在美深造的奖学金，如果说雇员不能批评老板，我比任何一名《星洲日报》记者更不应批评《星洲日报》。但明显的人，有关以正义之名攻击《星洲日报》的人，自己又有多“正义”或到底有多相信“正义”，不言而喻。这种心态与文格，正是我该文批判要点之一。

《星洲日报》当然有该批判的地方，但不等于该报一无是处。刘鉴铨与萧依钊做为报社与世华媒体重要领导人，当然需要为其媒体的报导负责，世华媒体做得不公不正的地方，当然逃不过批判。但，他们同样也有老板和上司，还有恶法压顶，对他们的批判，我们是否也可以稍微有“人性”一点？对《星洲日报》的批评，是否也可以客观一些，而非大小事件，包括连一张照片，也要大作文章，一起骂？如此一来，连很多可能支持言论自由的沉默大多数也因为看不过眼这种漫骂而流失。这包括把《星洲日报》与《马来西亚前锋报》相提并论的不实言论，使到不少《星洲日报》与世华媒体内原本同情与支持迦玛和言论自由的新闻从业员也觉过份而反感。

大马还没有真正追求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运动，我们有的不过是活动。但也因为如此，唐南发与黄进发所推动和参与的“一个噤声大马”与倒读和快闪，就显得格外珍贵。我们应把握大是大非的课题，暂时放下细节和其它课题的歧见，在互相认同的目标上，一起努力。

诚如 唐南发 所说“有容乃大”，如果有共同目标的人已经不多，我们还要再分裂，怎么可能成就大事？当然，这绝不代表在“团结”的名字下，我们不能彼此批判，但所有的批判应该合情合理，批判的人在批判别人时不应强人所难，即不要去要求别人做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事。

唐文〈有容乃大〉有很重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把握的，但最后第二段落提及评论界有许多不同的人，包括“无神论者、有排斥基督教者”等等，由于这接下来的等等都不是甚么好东西（包括歧视回教、反对同性恋、迷信民族主义、男性霸权、认同巫统），我觉得把无神论者和排斥基督教者（甚至保守主义者）与其它霸权并列，相当不妥；唐文紧接下来指“谁敢说自己在种种社会议题上完全没有一丝偏见”，言下之意，似乎把以上例子都当作是源于偏见的霸权。但，无神论者不应是坏东西或偏见，至于排斥基督教者，也要看“排斥”为何意。如果唐的排斥是指歧视，我能认同这不对，但如果指的是拒绝或不能接受有关信仰，我则认为不应与其它的霸权相提并论，否则那是唐对无神论者与排斥基督教者存有偏见。唐南发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可他的行文却不幸有此意味。

我认为 黄业华 有一点说得对，即不少自诩争取民主、自由与开放的人，其实不是真正民主与进步人士。有人是源于无知，有人则是以“正义”或推动自由之名以逐私利。我见过太多基督徒评论人，反回教法时头头是道，可自己却仅能以诉诸圣经反同性恋，完全不愿理性思考问题。这些人和他们所批评的人到底有甚么不同？其实都不是真正开放与民主的进步之士。这些人无论是无知、迷信或恶意，我们都必须批判。

但互相批判与监督，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在大是大非的课题上一起携手合作。社会工作者必须要有海阔天空的胸襟，不应因被批评而悻悻，或由于误会而恚然，而是把握每一个可能和别人合作的机会，尽量公正客观。纵使是《前锋报》，只要在大是大非的课题上理想一致，我们都应该支持或合作，更何况是《星洲日报》或世华媒体？

有容乃大，如果我们的评论繁琐刻薄，有欠公正又不客观，只想赶尽杀绝，如此下去，强势者有一天都会惹人反感而变弱势，更何况本来已是弱势的评论人，岂非更难成就推动民主自由的大事业？

有容乃大，仅以此与评论界同道和朋友同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