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24.11.2008星期日）傍晚七时许，我赶到笨珍培群中学讲堂参加“救救新院”交流会。到了会场，人数约有十人左右，主要是在场负责工作的人员。我们几个朋友，还以为这次看起来反应应该很不理想吧！然而就在那半个小时内，参与群众陆陆续续赶到，一时间内就把会场挤满，可见笨珍华社和周围的华教支持者还是非常踊跃参于了。难怪在这么艰辛的经济基础上，笨珍培群中学还是不断成长，培育了不少华教中坚份子和领导人。

“救救新院”是华教历史上一个非常痛人又感人的事件。痛人是因为我们的华教领导出现非常大的意见分歧和组织领袖出现了素质上的问题；感人的是我们又看到一批生力军的华教中坚份子勇敢地站出来说话，表达了他们真诚的意见并互相交流。有的悲感交集、动情流泪。然而，这一切一切的付出和投入，已经展现新生代对华教的执著，并经历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瞭解和共识。

我在这里深深体会和领悟到，我们的华教领导必须在这个关键时刻深切瞭解组织的转型、权力下放和分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过去，我们的共识和团结是建立在共有的“压迫”和官方系统的欺负和刁难。然而，今日我们主导几十年的华教运动在准备和主流政治有所互动的时刻，该如何调适自己？强大自己？改革自己？而变得非常迫切和需要了！

我想今天中央领导人必须要站稳基本的立场和原则，继续巩固华教队伍的力量，吸纳新生代的思想和培训，改革我们的组织模式，分权分工，继续思考组织机制转型，培养和提升“非营利有限公司”的管理素质、职责和法治观念。同时加强我们的民主素养和管理手段，展开体制内民主的治理和会议规范，以便凝集新的民主化力量，继续为华教的千秋大业斗争到底。

如果我们一直秉持阳光的精神，光明磊落，不搞阴谋“鬼”计暗中出招，我想历史会有公平的裁决的。今天我们看到董总特别大会十对三的投票结果。那是第一层次华教领导人的民主表达，然而那并不代表拥有管理权和对聘用院长又绝对权利的新院董事会，已经经过合法程序会议议决呀！

本来针对这样一个重大的案件，会影响新院正常管理和操作的大事，不应该引用十对三的投票结果就可以解决的。我们似乎对民主裁决的过程太简单化了。我认为当我们的领袖在决策的过程中，其议案涉及到公共利益或群体的权益冲突时，本来是应该公开、公正地展开公听会，让涉及的双方有共同的平台来表述和理性辩论，让真理愈辩愈明，也让群众经历一个知识的洗礼和考验。这样才是民主的真谛，最后表决的票数多寡是量化的胜负表达而已。

“救救新院”运动真正目标也应该建立在以上的原则。负责人必须告诉群众或权益群体有关新院的学术自由和办学理念、华教使命、并培育具有民主精神素质的知识专业一代。这样更能取信于民，而得到更大的支持。因此，如果家捍会组织能够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收集到万人以上的签名，也就能够告诉华社和董总领导人“民意”是不能违的。

潘永忠教授是吧生滨华中学出身，想必是理科班吧。其实他是我的校友，我是1973年理科班毕业，他应该算是我的杰出学弟。我们的母校滨华独立中学在70年代是吧生一所相当出色的独立中学。因为滨中没有受到改制的冲击，我入学时校长是位非常有名望的学者。优秀的老师非常多，尤其理科老师，有李华联、黄恕仁、赖金合、颜文荣等；文科老师有陈金田、Madam Khoo、 Joseph、陈金沙、陈清填等都是当时的佼佼者。70年代滨中就拥有三所设备非常齐全的科学室、实验室，也造就了很多理科人材，在国外留学的校友特别多。

当我从报上得知潘永忠教授应聘为新纪元学院的院长时，身为校友的我很自然地感到很荣幸，然而那种荣誉感突然被一份莫名的担忧所淹没。在这样一个华教意见冲突的客观特别时刻，潘教授能够化解这样的危机吗？从学生时代，我本身便经历过学潮，如果一间学校校长的道德和学术感染力不能“取信于学”，学校的客观发展肯定受到“公信力”的影响，而裹足不前。因此，我在这里要向潘永忠教授进言，除非董总解决了它内部的问题，否则站在学校和道德至高点，你完全有权力和责任暂不当院长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