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阵自我边缘，民联抢占中道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中道马来西亚”的口号，虽非什么新鲜创见，但对于行动党，以致整个人民联盟，却是一次颇为重要的战略定调。

说这个口号不新鲜，因为早在2002年，因应马哈迪宣布马来西亚为回教国、巫统与回教党在回教国和回教法议题上激烈竞争的政治局势，行动党就曾公开呼吁，大马应该走出超越巫统和回教党的“第三条道路”。

所谓“第三条道路”，根据丘光耀的说法，就是“中间道路”。丘氏谓：行动党将巫统主导的国阵所代表的“第一条道路”，看成是“打压民主的种族政治”；而对回教党主导的替阵所代表的“第二条道路”，视为是“威胁世俗的神权政治”；若要走出超越两者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必须是世俗和民主兼顾，公正和自由兼得。（丘光耀，《超越教条与务实——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

得中道者得天下是大马政治铁律

“得中道者得天下”，这是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铁律；换言之，欲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国家执掌中央政权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必须在政治光谱中占据中道位置，具体归纳起来，就是秉持中庸之道、靠拢中间路线、争取中间选民、掌握混合选区，四个基本原则。从原来的联盟到后来的国阵，之所以能够稳坐江山超过半个世纪，除了仰赖庞大的执政资源和不公平的选举机制，“得中道”是一个关键的秘诀。

这就是王国璋所说的：“…在族群对峙气氛浓厚的社会里，尤其是如马来西亚早期的双族群社会，界限一画，族群性政党却都会很自然的各走偏锋，诉求族群自身的最大权益，以致政策趋异，立场分歧逾拉愈大。联盟的出现，占据了当时结构里的中道位置，虽面对来自两端的侧翼政党攻击，却因其相对兼容、温和的政治立场而获多数选民青睐，并得以稳住政局。”（王国璋，“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局限与前瞻”，《风云五十年》）

赓续联盟血脉的国阵，在513事件后成功收编大部分在野党势力，基本上继承了联盟“中道位置”的遗产，虽也有论者指国阵的“中道”实已沦为“假中道”，但即便是行动党的刘镇东也不得不承认：“扣除划选区、买票、施恩政治等等，独立以来联盟/国阵政权还是有其长期生存的基本的‘道’和‘理’在于在利益复杂、身份认同争议繁多的多元族群社会中，占据政治光谱的中间位置，在回教议题上不比回教党激进，在华教议题上只做在野党要求的一半等等…”（刘镇东，“ 国阵的窘境 ”）

从“第三条道路”到“决战中间”

因此，行动党过去固然可以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路线图，但在308之前，中道位置始终是由国阵所牢牢占据着。可是308大选改变了这一切，由于巫统种族主义的持续膨胀、嚣狂和官僚体制贪腐现象的无可救药，国阵从中道位置自我放逐，与中间路线渐行渐远，而留下的那片中道的空白，恰好为公正党、行动党和回教党所夺取，终于造就了308的政治海啸。

丘光耀和刘镇东都（曾）是行动党的重要智囊人员，明白行动党要迈向中央执政，舍“中道”而外别无他途，从丘氏的“第三条道路”到刘氏的“ 决战中间 ”，行动党最高决策层谋划的正是通往布城之路。也正是如此，在综合从“第三条道路”到“决战中间”的脉络以及在后308的政治格局下，林冠英重新抬出“中间道路”，实有几个重要意义：

一、308前后，从行动党的“大马人优先”、公正党的“人民主权”到回教党的福利国宣言、“全民回教党”等政治诉求或选战策略取向，基本思路就是要向中间路线靠拢，进而抢占国阵/巫统所抛弃的中道位置；但中间道路的总方向、总诉求并没有马上被民联所定调和确认，这就是为什么在308后，从民联三党内部到民联执政的州属，不间断的发生一些脱轨凸槌事件。

所谓“大马人优先”、“人民主权”或“全民回教党”，实际上都是模棱两可的政治口号，它们固然提供了政客两面讨好、鼓吹民粹的模糊地带，但也容易造成两头不着岸的局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回教党一方面高喊“全民回教党”，一方面又强调建立回教国、实施回教法，这种试图两面讨好的做法最终将作茧自缚，让自己两面受敌。而将“中间道路”定调、确认为行动党，以致民联的共识，有望减少这类脱轨事件的发生，但这又无可避免的要求着民联盟党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与让步。

从“否定现在”到“承认现在”

二、无论是行动党或回教党，要向中间路线靠拢，就必须放弃一些原则，哪怕是一些核心的原则，也就是两党必须割舍掉一定的基本盘，从政治光谱的两端向中间移动，才能正式进驻中道位置。从早前的《民联纲领》来看，行动党放弃的是她早年“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中要求完全取消土著非土著之分的斗争，转而突出本身同样尊重马来人特别地位、国语地位和回教作为官方宗教的地位，回教党妥协的则是不把建立回教国的目标放入纲领内。到林冠英提出“中间道路”，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些妥协和让步是无可避免，也是必要的。

进一步而言，这些妥协与让步所显示的，乃是行动党从过去“否定现在”到如今“承认现在”的斗争路线的转折。如同回教党“否定既存宪政体制的正当性，宣称人拟定的宪法不能是一国的最高法，只有《可兰经》才能享有最高原则的地位”（曾剑鸣，“ 族群宗教威权损民主，转型应重塑多元共识 ”，《独立新闻在线》），行动党政治斗争的关键动员工具，同样是对“现在”的否定，对“未来”的营造——否定现有宪法的划分土著与非土著，营造一个取消土著非土著之分的未来愿景。在回教党的个案则是，她否定的是“现在”的世俗国宪政体制，营造的是“未来”的回教国图像。

这种动员手法符合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里关于群众运动本质的论述：“（在一个群众运动）‘现在’会被视为不洁之物，与可憎的‘过去’受到同等对待。至此，‘过去’和‘现在’被当成一伙，战线另一边的是‘未来’。…一个群众运动不只会把‘现在’形容为卑劣惨淡的，它还会刻意把‘现在’塑造成那样。…所有群众运动都会贬低‘现在’，把现在说成只是通向光荣未来的初阶，进入千禧年门槛的踏垫。”

但显然的，行动党和回教党各别所否定的“现在”和要营造的“未来”，不仅南辕北辙，而且还严重冲突。因此“中间道路”的提出，除了确认民联盟党在某些诉求和斗争上的妥协与让步，最主要的战略考量更在于试图将两党的政治动员导向从“否定现在”转为“承认现在”——事实上，也只有在承认“现在”之后才能获得改变和修正“现在”的切入点——从而规避两党最核心的理念分歧与冲突；而更大的图景来看，则是民联斗争阶段的一个重要进程。

从激情动员到平淡无味的论述

三、依据埃里克霍弗的理论，群众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大体而言：第一个阶段的主角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言论和文章批判当权者，为群众运动铺设理论和舆论的准备；第二阶段的主角是狂热者，也就是群众运动的领袖，他们直接引爆并领导群众运动；第三阶段的主角则是务实的行动人，他们的任务是维系和操作群众运动的成果，把这些成果制度化、体系化。如果把民联的政治斗争视为一场群众运动，那么它的第一阶段就是308之前，在那个阶段扮演要角的是广大的时评人和在野党人，他们对国阵展开密集、广泛、严苛的批判，成功瓦解国阵的权威与法统；第二阶段的关键人物是安华，以及三个在野党的重要领袖，308大选就是这场群众运动的集中爆发。

当民联的斗争来到群众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后，他们需要的是更务实的考量和行动。他们必须收敛甚至摈弃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斗争中，那些爆发式但总是短暂的、民主与民粹往往混淆不清的、总是诉诸激情与热情的群众动员手法，转而制定或采纳更具体的、更务实的、更可持续的，也更具有现实操作性，但往往也相对平淡无奇、不咸不淡的论述和路线；他们还必须把308的成果加以制度化和固定化，把群众运动的激情与热血化约到建制中，尤其是化约到他们的政党体制以至辖下州属的行政体系内，唯有如此，斗争才能持久不辍。

这就是为什么，激情而空洞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人民主权”、“全民回教党”和“916变天”，如今已鲜少被提起，取而代之的是平淡无味的《民联纲领》和“中道马来西亚”；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人们已越来越少听见民联华裔领袖抨击马华、民政等国阵成员党所谓“越协越伤”的协商政治，因为来到斗争的第三阶段的他们，也开始体会必须在协商与争取之间寻求平衡的政治现实，因为政治本来就是一门协商的艺术。

或者用最直接、最简单的话语来说，所谓“中道马来西亚”，实际上就是一条铺向中央政权的道路，在本质上，可谓与“916变天”琴瑟相和；只是，这阙布城进行曲似乎有点曲高和寡，兴趣缺缺的行动党代表们，看来还端详不出箇中奥妙。

注：作者部落格 http://musailec.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