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章钦质疑转型换汤不换药
翁诗杰批因大选才改革短视

他举例，尽管纳吉矢言展开政治转型推出《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但从吉隆坡市政厅和警方禁止绿黄大集会进入独立广场集会，纳吉的转型诚意就备受质疑。

虽然该法令限制人民在学校和宗教场合等敏感场地集会，没注明不可以在广场集会，但偏偏就阻止净选盟在独立广场办静坐抗议。

“只要民众可以自由出入，为什么要限制那个地方不可以？那个地方特别敏感吗？周围有特别敏感的东西吗？”

他指出，虽然吉隆坡市长阿末弗亚声称独立广场指可以用来办“国家级活动”和其他文化体育活动，为何允许直销公司在该广场办活动，而不准人民提出诉求？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看不出政府所谓的‘政治转型’是不是真正有诚意的，还是只是应付大选？”

邓章钦（左图）昨日在“当今大马，路在何方？”国事论坛上，如是表示。论坛的其余两名主讲人是马华班登国会议员翁诗杰与《当今大马》中文版主编杨凯斌。论坛主持人是时评人孙和声。这场假瓜拉冷岳福建会馆2楼冷气礼堂展开的论坛吸引近300人出席，全场爆满。

“执政当局和执法当局必须提供警力，不是去抓人，不是去放催泪弹，也不是放水炮，绝对不是去镇压，而是提供保护，不要让其他集团来砸场闹场。”

他强调，执政党不可以执政得失，来看待公民所提出的诉求，“你应该是看待，到底这个诉求是否真正来自人民百姓，这个才是重要的。”

痛批国会“冻结”时间

邓章钦也不满国会竟然“冻结”时间，来通过多项非常重要的法案和修正法案。

他指出，刚结束的国会会议超过1个月，国会议员花了很多时间争论许多“无所谓”的东西，那为何没给予更多时间让议员们辩论，这些涉及国家未来前途的重要事情？

“难道我们国会不能再延期吗？如果真的因为（议会）条文的关系不能再延期，我们也不用马上急促地要通过。”

他表示，这显示政府完全是以大选作为一切的考量，因为在2013年的5年任期结束前，国会至少还可以召开2至3次会议。

“这是很可悲了，证明我们没有尊重国会，继续让国会成为我们的橡皮章。”

国安法与内安法没差

邓章钦指出，尽管政府提出《2012年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案》来取代恶名昭彰的《1960年内安法令》，但国安法其中的重要条文，与内安法令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他举例，虽然国安法明文规定，任何人在这条法令下被扣28天后，就必须控上法庭，但直到案件审结为止，他不能保释外出。

“若这个审讯要（耗上）5年、10年怎么办，那不就是等于另外一个内安法令般的实施方式吗？从这个方面看来，我们的人权还是没获得保障。”

他表示，以大马过去的过去记录而言，这并不保证这种政治转型是符合人民所要求的。

他继称，虽然纳吉也提出经济转型计划，但仍保留种族固打制，因此不可能是个有效的转型计划。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强调，土著要有多少巴仙（的股份），在这种思维之下所制定的任何经济政策，不可能会逃出以前的旧框框。”

换制度比换政府重要

翁诗杰也同意邓章钦的看法，认为若改革只为确保大选胜算才展开，那是短视政客的所为。不过他强调，比起换政府，更重要的是换制度。

“中外历史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一个朝代被推翻了，新的统治阶层上来了，但是不久之后，所谓改革的成果被狼子野心的人骑劫掉，那就是我们现成最好的教训。”

他表示，政府的改革必须以民意为基础，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下，政府必须拥有透明度和效率。

“纳吉虽然通过政府转型计划尽可能搞好政府行政效率，但仍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翁诗杰表示，政府应赋予总稽查司制裁权，让总稽查司可对付那些在总稽查司报告中，涉及滥用公款的官员。此外，反贪污委员会也应直接向国会负责，并拥有提控权，而非交由总检察长来提控。他也强调，政府在制定任何法案或发展任何计划时，也都必须咨询民意。

国富民穷与新贫穷阶级

杨凯斌则点出，我国正面对“国富民穷”的问题，即官联企业有钱，但人民却没有钱。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的许多官联公司垄断市场，对股票市场举足轻重，虽然收费昂贵但是服务效率却不佳。

他进一步引述世界银行及美国中央情报局数据表示，我国的2012年的贫富悬殊指标即基尼系数为49%，属于全东南亚最高，也超过了中国的基尼系数46.9%。

此外，我国工人薪水过去10年只成长2%，但通膨率却介于3%至4%，导致薪水贬值。

至于刚毕业的大专生等虽从事白领工作，但必须承担沉重的车贷、房贷和高教贷款，形成所谓的“新贫穷阶级”。

他认为，提出马来西亚当前的改革之路，必须让民众参与制定国家的发展计划，而非通过聘请外国顾问专家草拟计划来解决。他表示，这些专家并不知道基层人民的生活实况，所草拟的发展计划也与现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