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艺文:闯自由创作的路
大马文创(六)
这是一群“文化推手”的故事。“文艺”或是他们的本职或是他们的爱好,因为他们不约而同的守护、推广和创造,变得历久弥新、生动鲜活。
去年,台湾美学大师蒋勋分享其马来西亚之旅的感受时说,他觉得马来西亚的“黄金十年”即将开启。
本土推手们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在传达:马来西亚的“黄金十年”正在进行中。
( IV )独立篇
他们厌倦了主流的禁锢和体制的束缚,选择打破传统,自成一派。有人把他们归为“地下”,有人觉得他们“另类”,文创花园里,却恰恰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加多姿多彩。
大马文创(六)
这是一群“文化推手”的故事。“文艺”或是他们的本职或是他们的爱好,因为他们不约而同的守护、推广和创造,变得历久弥新、生动鲜活。
去年,台湾美学大师蒋勋分享其马来西亚之旅的感受时说,他觉得马来西亚的“黄金十年”即将开启。
本土推手们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在传达:马来西亚的“黄金十年”正在进行中。
( IV )独立篇
他们厌倦了主流的禁锢和体制的束缚,选择打破传统,自成一派。有人把他们归为“地下”,有人觉得他们“另类”,文创花园里,却恰恰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加多姿多彩。
(a)独立摇滚:因为独立,所以呐喊
音乐是时代的声音。1998年摇滚乐手麦伟豪创立马来西亚华文乐坛第一个独立音乐厂牌“黄火”的时候,是“烈火莫熄”的年代。
“马来西亚独立音乐的发展历程相当苍白,资源匮乏,所以我们必须要创造、记录中文独立音乐的发展史,与所谓‘虚伪’的主流乐团达成一个抗衡。”
麦伟豪当年脱离主流、另立门户,“因为看不下去,所以要反制度”。
打造理想音乐国度
在主流唱片公司把持通路的“制度”里,摇滚乐团仰赖公司资源,为了附和市场,不得不在创作上作出妥协。
“唱片公司可能会扭曲创作者的本意,这对独立乐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与摇滚精神背道而驰的。”
年轻气盛的麦伟豪选择与众不同,“通过自己的方式杀出一条血路”,打造一个无界限、无隔膜、无约束、无障碍的理想音乐国度。
2000年秋天,“黄火”自费旅行,走出国门,来到中国北京的“摇滚村”树村——当地地下摇滚音乐人的汇聚地。“黄火”乐队成员认为大马音乐环境太闭塞,必须走出去与外面的华语摇滚乐队交流。
据说,当时北京的主流和地下乐队加起来超过千支,要在酒吧露脸表演竞争何其激烈。“黄火”的两支乐队“魔旋”和“重阳”好不容易争取到了第一次演出机会,却以失败告终,除了环境适应不足,技术差距引发了乐手的深思和价值观的冲突。
回到马来西亚后不久,“黄火”就解散了。瓦解不能简单归为失败,因为乐手们找到了属于各自的方向。而马来西亚年轻导演林俐跟拍“黄火”异国地下生活的纪录片《乐会北京》,成为这支独立厂牌摸索前进的精神遗产。
改革火苗既已点燃,就不会沉寂。“重阳”、“魔旋”、KRMA等黄火旗下的“非主流”乐队以愤怒和咆哮展现自我,他们创造了一个过程,用汗水和激情为后来者构筑了一个更宽广的舞台。
音乐表现批判精神
2001年,麦伟豪创立新的独立摇滚厂牌“扩音版图”(Soundscape)。它并没有全然继承黄火的衣钵,而是奋力从尚未被全面开垦的音乐沃土中寻找新的生机,扶助“另类”的音乐幼苗生长,成立第二股独立力量。
“扩音版图给予音乐的创作自由度是百分百的,我们尽量在制作、发行、推广上配合乐队的特色。”
43岁的麦伟豪一头长发,流露出一个摇滚人的不羁。
他说,今天的扩音版图下面包含了朋克、HipPop等多元音乐风格,除了4、5支本地乐队之外,还签了几支海外乐队,比如日本乐队。
“现在的合作形式不像以前,不再是以时间长短为合约基准,而是以专辑为单位。从2001年到2013年,我们一共发了10张专辑。”
至于“扩音版图”这十几年参与的大小演出,也有两三百场。
34岁的叶年达白天是广告设计工作人员,晚上就化身“孬”乐队的主唱。当年受麦伟豪等人感染,“孬”乐队也加入了本地独立音乐的圈子,后签约扩音版图。
“孬,就是要质问什么是好的价值观、什么是不好的价值观?我们玩着在主流大众看起来‘不好’的音乐,有种反讽的意味。”
叶年达左手臂上,纹着乐队的名字。“孬”参与过的扩音版图主办的活动,包括反对美国侵占伊拉克的“和平的呼声”音乐演出。
在这十多年的探索期间,“孬”乐队尝试过暗黑音乐风格,后来发展了更多元的音乐类型,如Funk、Jazz、后摇滚等,但不变的是对社会带有批判性的主题。
“主流音乐逃避问题,容易经营;我们的价值在于,勇敢地把问题提出,批判也是一种爱。”叶年达说。
在麦伟豪看来,社会醒觉很重要。摇滚乐的起源,本身就与社会运动脱不了关系,是音乐人针对政治偏差、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发出呐喊。政治环境给予华人很多的束缚,种族问题又总是得不到很好的和解,所以音乐人诉诸摇滚,对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刻批判。
和“孬”的张扬相反,“扩音版图”下另一支乐队“雪糕公民”的乐手文智说,他们玩的更像是自赏音乐。
33岁的文智(右)本职工作也是创意设计,工作之余经营独立摇滚。“取名‘雪糕公民’,是想寻找一个平衡点——雪糕太冷、太硬或者太热都不好吃。”
文智不多言辞,却坚持着音乐理想。在他看来,肤浅的体制只偏袒有商业价值的音乐,而独立音乐的包容性在于让非主流的东西变成一种态度。
“现在听众厌倦了市场主流的声音。如果能透过生活表达自我,市场就会来,现在独立摇滚还未成功,说明生活冲击还不够大。”
缺乏专业音乐文化评论
与黄火年代不一样的是,如今独立音乐的发展随着网络发达而变得更加有优势,乐队素质和听众欣赏品味都在提高。但麦伟豪认为,和其他国家的独立音乐相比,本地的制度还不够完善,群众包容度尚欠缺,接受程度相对要慢一些。
另外,目前专业音乐文化评论的缺乏,以及音乐媒体的缺乏都使得本土乐队的声音不能让更多人听到。麦伟豪感叹,文化评论是最重要的一环,但往往被忽略,本土亟需专业的乐评人参与到文化构建中来。
扩音版图的未来构想是,一方面把海外成熟的乐队引进来,启蒙受众,让本地乐队可以学习巡演经验;另一方面本地乐队要进一步了解音乐产业,关注加强在制度上的知识,以及亚洲领域的交流合作。
独立音乐,一路颠簸,一路坚韧。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摇滚人树立起自己的风格,呐喊不停。
(b)FINDARS:独立空间越多,城市文化越精彩
FINDARS的新家位于茨厂街,这个混合了音乐工作室、咖啡馆、画廊展示等多重功能的独立艺术空间,连桌椅都有自己的个性,是主人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用木板、水管打造拼装起来的。
“本来新地址考虑过万挠,后来决定搬来这里,也是想用一种文化建设的方式入驻老街,对抗破坏。”
黄英隆挠了挠扎着小辫儿的头,“我们有很多新的想法希望在这个空间里实践,白天这里是咖啡馆或创作室,晚上可以变身聚会活动场所。”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黄良儒拿来一台iPad,播放展示FINDARS过去举办活动的影像资料。有音乐爱好者在街头玩打击乐器与路人互动,有视觉艺术家在黑暗的环境中用荧光棒和实验音乐营造奇幻的氛围,也有行为艺术家用自己的身体结合装置艺术表达奇特的理念……脑子里不由得蹦出两个词:酷,好玩!
黄英隆招呼林启顺和郑名智一起聊,黄敏立则在一旁用心地冲泡咖啡。
等所有人终于在高高低低的凳子上坐定,感觉就像是群30多岁的大顽童凑在一块儿。以满墙的画作为背景,FINDARS成员们回忆起独立空间的创办由来。
除了从事摄影工作的黄良儒(左)是后来加入,黄英隆、林启顺郑名智和黄敏立都是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的校友,林启顺主修插画,另外三人主修油画。
为画家提供更广阔空间
“这里的艺术家比较守旧,毕业后就一窝蜂地往一个路子跑,比如商业画廊等,但是要在传统市场体制下成为受商业认可的艺术家,往往得被动地等待,或者为了迎合买家趣味而创作。”
黄英隆说,他们就是无法认同这种体制,才想到要脱离主流轨道,在2008年初组团办了一个独立艺术空间,闯一条自由创作的路,“树立另外一个定位,给市场提供更多的选择”。
这群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艺术家给空间取名“FINDARS”,是Find(寻找)和Arts(艺术)的结合体,中文名“无限发掘”,意在彰显艺术家不停思考、发掘和创作的精神与态度。
相对于商业画廊的题材限定和抽佣形式,独立艺术空间为画家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存和思考空间,更多关注我要表达什么,而不是别人喜欢什么。
如林启顺所说:“我们把自己的性格投影在这个空间里,释放出来,创作理念全部由自己掌握。”
艺术家结合开放平台
宽松的环境孕育出风格独立、不按常理出牌的作品,反而让大众市场眼前一亮。
比如2011年,林启顺与郑名智携手举办了一个亚克力作品,主题叫《我坐在粪便上享用着蜜瓜炒蘑菇》。林启顺的解读是,在这个社会里,很多时候大家都被蹂躏却不自知,还觉得那是一种非一般的享受,就好像作品展的主题一样。通过画作,他保持着对社会的觉醒。
“我们坚持自己想要画的东西,不会受外力影响。”黄敏立说,反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来买画作的人是真正喜欢和懂得欣赏的人,创作者的路才可以走得更加长远。
FINDARS不单纯是绘画创作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与其他艺术家跨行交流,因此这里也融合了音乐、摄影、灯光、影像、剪纸等多种表现元素。
“我们不只是个表演和展览的空间,还是让艺术家结合的开放平台。”黄英隆说,他们常与其他艺术团体或空间合作,提供场地让大家尝试实验音乐、影像摄制等。
“一开始活动很小众很‘地下’,只有懂的人才会来。后来我们开始扩大受众群,加入乐队、摄影等,让志同道合者都能融入进来,在互动中激发灵感。”
展现艺术的力量
FINDARS的人爱玩,爱用好玩的方式反映生活。去年5月13日,FINDARS在吉隆坡发起了一场“Member-interbangsa love tour”的唱游会,号召艺术家们带着各自乐器,上街敲击表演欢呼,向路人分发写着“我们是大马儿女”、“跟种族主义说不”等字眼的黄色纸卡,以纪念那段令人不安的历史,传达种族和谐共存的讯息。
作为组织者之一的黄英隆说,马来西亚的街头集会很闷,缺乏活力,应该鼓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信息。选择用跟社会大众互动的快乐方式来提及“513”,体现跨种族的友谊和团结,这本身就是艺术的力量,“艺术只要投入时间,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FINDARS的“玩”其实是在思考。2011年,黄良儒、黄英隆等人制作了一个时长18分钟的纪录片,呈现当年7月9日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和平集会运动引发的冲突和争议:
“身处在一个看似发展良好、生活安逸的国度中,却因为一个以人民诉求为依归的一种集会游行而闹得满城风雨。本该属于每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的民主自由,为何被牢牢封锁了?当权者对于人权的诠释态度和不当的应对举措,人民是否应该深思国家的未来是否就此定型?我们希望声音被听见。”
“一个城市的独立艺术空间越多,城市文化就越精彩。”黄英隆说,马来西亚是个多元化国家,“创作表达更有挑战性”,可惜相比国外,目前大马本土活跃的独立艺术空间数量少,政府也没有什么补贴扶持政策。FINDARS成员都是一边打工赚钱,一边维持空间。
比如郑名智之前帮人搭过舞台、当过电话接线员、画过壁画、教过书……凑够了生活费,再回到FINDARS搞创作。但他不以为苦:“钱够用就好,我一直庆幸可以选择走艺术这条路,要是将来回想年轻时候未曾实践过梦想,那才会遗憾。”
(c)剧场人收容所:越是敏感,越要正视
2013年7月,剧场人收容所(Rumah Anak Teater,RAT)上演舞台剧《螺栓:嘶哑》以纪念赵明福逝世4周年,再度引起媒体和警方关注;一如此前一年他们推出剧作《明福》。
RAT关注的主题大多不是政府喜闻乐见的。
“我们涉及过的题材包括遗弃婴儿、死刑判决、多元种族相处等。”剧团经理人费沙·穆斯塔法(Faisal Mustaffa)列数着手里的CD,这是RAT剧团以往演出的录制,其中有公开表演过的,也有话题太过敏感而被当局禁的。
“这是作为公民的责任,我们要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关切,通过艺术来引起大众注意。艺术是最具有表达自由的。”
费沙说,艺术工作者本身不在解决问题的位子上,但是有义务提醒所有人当下正面对的问题,促使他们去听、去看、去想。
以《明福》为例,在赵明福去世2周年后,费沙觉得一些马来西亚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影响。为此,RAT采访了很多相关人士,筹备《明福》话剧,“我们不想忘却,也不希望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然而到了4周年的时候,警方拘留所里还是发生着有人莫名其妙死去的案例,情况并没有好转。
费沙是马来人,关注一个华人的悲剧,因为“马来西亚是个多种族的国家,不应该以种族为划分自顾自,赵明福事件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也不只是华人的事,而是大家都应该关注的问题。”在《明福》上演前,RAT受到过政府和警方的施压。
运用艺术表达自我
成立于2008年的非营利独立剧团RAT是个“松散”的团体,常驻司令是费沙,演员大多是“流水兵”。
“我们主要是为对表演有兴趣的人提供舞台,不管有没有表演经验,加入的人越多越好。”费沙说,有很多戏剧表演系学生拿着被学校“毙”掉的稿子来找RAT,“如果我们看下来觉得有吸引力,就会尽力帮他(她)达成。”
通常一个剧作项目要花3个月的时间排演打磨,有15到20人参与。有些高质量的作品会获得政府部门的公演许可,或者某些政党组织的资金帮助,有时候还会收到国际机构的演出邀请。
不少学生在RAT完成表演后,都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进行独立创作,这让费沙感到欣慰。“这个社会需要成熟的公民。民间有人受苦,而上面做得还不够。政治关乎生活,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不能依赖政客,我们自己需要奋斗。”
除了自己找上门的,费沙也会主动到外面去找“演员”,一般是在别人眼中不务正业的小混混、年轻的飙车党或者在外游荡的小青年。他把他们带到排练室,免费教授表演,带他们接触感受戏剧,“总比他们自己在外面瞎混或闯祸得强。”有些年轻人真的因此而对戏剧表演产生兴趣。
“我们表达的宗旨就是理解并尊重人权,给外面的人更多用艺术表达自我的机会。”
费沙说,“RAT不可能永远存在,我希望能有更多像RAT这样的剧团冒出来。不过难点也在于,艺术的报酬和付出不成正比,不是很多人都能坚持走很远。”许多好的剧本创意排成长队,可惜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付诸现实。
但是费沙坚信,独立声音可贵,未来是自己决定的。
后记:
去年10月,我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落地吉隆坡。首先跑去看的是地标建筑双子塔,在双峰下留影“到此一游”。在广场上仰望了10来分钟,没有上塔一探究竟。因为觉得双子塔之于吉隆坡,好像东方明珠或金茂大厦之于中国上海,游客如织,而本地人很少去想这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挂钩。
后来慕名走进茨厂街,头上红色灯笼高挂,两旁多由外劳看顾的摊铺堆满了各种仿冒名牌的鞋包衣帽、光碟手表。热闹归热闹,一路走完我却有些失望:仅此而已?商区后面黄色的、绿色的旧楼看上去倒是颇具南洋特色,可惜一副被遗弃的萧条状,一墙斑驳故事无人停下脚步来细想。我带走的是一碗老字号牛腩粉的记忆。
经过市中心的一座座大型购物中心,才知道原来“亚洲购物天堂”也是马来西亚的目标;去过几家博物馆,尤其被吉隆坡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里的藏品所惊艳;到了马六甲,听朋友讲述殖民者轮番进场的历史片段,也听他们感叹如今缺乏规划的商业开发埋没了古城的亮点;尝过巴生的肉骨茶、老夫妻开的娘惹菜馆……
一周后,带着浮光掠影式的旅游印象和对这个多元种族国家的粗浅了解,我暂别了马来西亚,心里有种感觉:马来西亚的“味道”不止是如此而已。
时隔两个月,当我再次走进吉隆坡,这个感觉得到了印证。在《当今大马》实习期间,有幸用大半个月走访接触了一群活跃在不同领域的人,借着他们的视角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和她的文化,呼吸到本地的人文气息。走过同样的路,竟踏出别样的精彩。
注:作者邵乐韵目前是香港大学硕士班学生,有在中国上海杂志工作5年的经验;这是她在去年底在《当今大马》实习时的作品。
大马文创系列
第一篇: 张吉安:做在地文化的守护人
第二篇: 云手:到处“点火”的人
第三篇: 月树:安静的“发声”者
第四篇: 紫藤:文创“串联手”
第五篇: 圆梦工程:繁星点点文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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