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马70年代至今的除贫数据和表现良好，但经济学者提醒，如今人民的薪金涨幅普遍已停滞，政府应寻策介入协助贫户和可轻易陷入贫穷的高风险群。

经济学者莫哈末阿都卡立（Muhammed Abdul Khalid）引述官方数据说，大马至今只有区区0.6%的贫户（一户平均4.3成员），人数不算庞大。

“我们在数据上交出不错的表现，从70年代的49%减至现今的0.6%。近乎全部州属和族群的贫穷率均低于1%，除了沙巴高达4%。”

“这个成就获得国际的肯定和赞赏，但到底我们是怎么办到的？”

曾注入庞大拨款除贫

莫哈末阿都卡立点出，乡区的贫穷现象相对普遍，政府早期注入庞大的投资改善基本建设、教育和医疗服务。比如，众多学校是在独立后才落成，并非一般人印象中以为都是殖民政府留下的产物。

“基本建设的改善，则成功吸引外资而为本地人创造就业机会，包括女性。当然，薪金增加后，贫穷也随之减少。”

莫哈末阿都卡立也是国库控股研究院研究主任，他昨晚是以经济学者的身份出席人民之声槟城办事处举办的“挑战贫穷线2：低薪劳工怎么活？”颁奖及闭幕典礼时，分享他对于低薪制度和贫穷课题的看法。

莫哈末阿都卡立长期致力研究经济不平等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曾著有《不平等的颜色》（The Colour of Inequality），收集与分析大马贫富差距现象、趋势、起因与对策。

低收入且没失业保险

尽管上述数据亮丽，莫哈末阿都卡立点出，大马仍面对数项忧患和挑战，比如高达34%的半岛原住民仍活在赤贫中。基于交通等不利条件，只有少数原住民进入大学深造。

与此同时，沙巴及砂拉越土著的赤贫率分別为20%及7.3%。

除了以上群体，莫哈末阿都卡表示，低收入和缺乏失业保险也导致一些受薪者沦为贫困的高风险群体。平常没有储蓄的他们一旦患病就“手停口停”，生活几乎“完蛋”。

“我国的中位收入（median income）只有1600令吉。吉隆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跟韩国相同，但中位收入却低于3000令吉，槟城则低于1700令吉。而在这两个我国收入相对高的地方，过去两年的中位收入涨幅却近乎零。同时，研究显示，我国只有8%人口有能力在没有收入下过活6个月。”

贫穷不限于收入层面

莫哈末阿都卡立接着分析，乐龄人士也是贫穷的高风险群，他们很大程度只依赖孩子维生。统计显示，10名乐龄人士中只有4人享有足够的养老金，而5人之中就有1人的退休金低于1万令吉。

“幸亏，政府仍大量补贴我们的医疗服务。毕竟，这是影响乐长者生活素质的最大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他认为，隐性贫穷如营养不良的问题也值得关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贫穷将降低未来的儿童身高和导致他们营养失调，而此问题将在他们长大后带来后患。

“当然，我们也要关心不同层面的贫穷。比如，著名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提到，较低的收入等条件可能会导致人在面对社会时，感到羞耻和屈辱。除了收入，其他的层面的贫穷也包括了道德和教育等。”

民众不知有扶贫措施

至于有何对策，莫哈末阿都卡立表示，其实大马资源充裕，政府也有不少政策，奈何低下阶层者却不晓得扶贫政策和计划的存在，比如怎样申请一马援助金、登记“电子爱心” （E-Kasih）计划和寻求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的扶植等。

“政府其实投资了庞大的资金，值得赞扬的始终要给予肯定，但民众对相关计划不知情。”

此外，他认为，全面实行绩效制无助弱势群体脱贫，因为先天处于劣势的后者不具备条件竞争，就连新加坡也因此面对严重的社会矛盾。

“许多富家子弟每天有司机载送，享受营养早餐和上最好的补习班，但成功后却都说是凭自己的能力。政府为国立大专提供津贴，但其实可以向家庭富裕的学生征收全额学费，然后为穷子弟提供免费教育。”

从税制下手分配财富

莫哈末阿都卡立也认为，政府必须从税制下手处理财富分配的问题，而大马现今的税制相当偏袒富人，加深贫富悬殊的鸿沟。比如，投资股票和遗产继承者不需缴税，反观工作赚取收入的劳动阶级却要缴所得税。

他否认本身主张富人缴纳更多的税务，只是至少要公平。唯事实上，民众购买日常用品，如电器和普通汽车时缴付的利息，可能比购买豪华轿车的富豪来得高。

他接着也提出一些建议，如扩大为贫穷学子而设的免费早餐计划、为露宿者提供梳洗中心、延长退休年龄和推行失业保险等措施。

“一马援助金比只惠及中上阶级的津贴汽油好一百倍，但我们要如何去改善呢？现金援助只是一种政策工具，不能永久。你要在分发现款时设下条件，如确保受惠者把钱用在教育和医疗上。听说，槟政府有朝这个方向，但未知实行效果如何？”

接受大学教育人数低

莫哈末阿都卡立在问答环节受询及劳动市场的问题时表示，政府只让移工进入底薪劳动市场，却没开放高收入的领域。若可以提高最低薪金，相信一些长者愿意继续打工赚取收入。而且，我国年轻人的失业高达11%。

他也点出，教育虽然不是裁决定收入多寡的唯一因素，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唯在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地方如槟城，只有15%的人口接受大学教育，全国平均则更低而只有11%。

至于政府会否降低企业税来留住外资，他说，本区域的国家都在调低企业税，但那并非外资的最大考量。最关键的因素反而是劳工成本、英文能力、基本设施和政治的稳定性。

无论如何，他说，政府如今已使用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去了解贫穷问题。除了收入，生活素质如意医疗、教育、水供和垃圾回收等层面都被纳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