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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参与,十张面容<br>——“回到2007” 专题(中)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十年前,你在哪里?

2007年三场社运,非但是大马政治分水岭,还成了不少人生命中的转捩点:有人意外卷入时代漩涡,从此心系社运;有者从学生领袖,一跃成为“海啸议员”,体制内外身份交错;一些坚守岗位,十年耕耘未曾远去。

我们访问了10位集会出席者,以口述历史方式,从十个小故事,回顾十年大时代。每一个平静的文字,背后是惊心动魄的经历。

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一)巴拉克里斯南(K Balakrishnan)
59岁,曾参加兴权会集会

2007年:退役军人
2017年:前兴权会理事,打理罗里生意,武吉加里尔园丘居民行动委员会

经历:2007年一场汇报会开启十年社运人生:跟随兴权会全国奔波,更在兴权会集会首尝催泪弹、出席各种大小集会……不过最终因不满领导层,毅然退出兴权会,如今积极筹组公民组织。

“我曾在军队为国服役,为何印裔却在这个国家无法享有权利?”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2007年国庆日两周前,我接获短信,得知兴权会在隆雪华堂举办汇报会。我在那里看见他们展示幻灯片,诉说兴都庙被强拆、房屋逼迁、土生土长的印裔难获身份证等……我看后深感伤心:我曾在军队为国服役,为何印裔却在这个国家无法享有这些权利?

因此,我决定争取我们的权益。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集会前夕,吉隆坡设有大量路障,人们无法进入。当时我从黑风洞开往蒲种的家,看到镇暴队朝黑风洞开去,我回到家后,接到电话说镇暴队已在黑风洞了,我就直接到Ampang Point,凌晨1点多已看到许多人,有的来自槟城、有的来自吉打,约有500人。

一般在这个时间点,吉隆坡是相当安静的,但当时许多人聚在那里。

早上7点50分,联邦镇暴队在Ampang Point开始发射催泪弹,我人在现场,第一次尝到催泪弹。我以前在军队服役,未曾示威,尝到催泪弹时感到愤怒,惊慌失措,无法呼吸,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只能逃离烟幕。接着我们全跑到双峰塔。双峰塔前有拒马,我们席地而坐,避免阻挡交通。

镇暴队难控局面,驱散了这里,那里又来了人。大家不认识,但自动自发帮忙。催泪弹发射时,一些人带了盐巴,给旁人辅助,一些示威者还动用路锥,接过催泪弹后再把它盖住。警队射催泪弹时,并不是往上空发射,而是直接射向示威者。催泪弹一直发射到中午12点为止。

我问人们,为何你们会出席,他们各个都说“每次我们去政府部门,提出的要求总会被驳回。现在有人提出这些课题,我们最好跟随。”

《半岛电视台》在场访问人们,示威者非常愤怒。他们只是来呈交备忘录,也不是外来者,为何这样对待我们?如果警方不发射催泪弹,邀请数名代表递交备忘录,情况就不至如此混乱,就连英国大使馆也要接受备忘录,但警方却反应过激,还归咎示威者。我们不知会有镇压,以为只是集会和呈交备忘录。大部分印裔都来了,甚至包括国大党成员。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无论是净选盟1.0、2.0或兴权会集会,警方发射催泪弹时,示威者多不会逃走,而是扯开衣服忍受催泪弹。现在,我在净选盟3.0、4.0、5.0发现,人们很欢乐地集会,政府也知道人们集会后,喊几句口号就回家。

其实,集会应该展示自己的力量,集会者应该要知道,他们想要的集会是怎样的。

若你要改变,人人须团结一致。2008年的改变从哪里来?每个人站出来,改变就开始发生了。当我在军队时,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我现在加入了公民社会,了解到他们的诉求是为人民好。我此前虽在兴权会,但无论什么人权活动,我都会参与。


(二)峇达鲁丁(Badaruddin Ismail)
72岁,曾参加净选盟1.0与兴权会

2007年:退休人士
2017年:退休人士

经历:年届七旬的他,在社运界人称Pak Din,自诩投身社运50载,是职业抗争者,从不缺席任何示威。他的格言是“我的精神是默迪卡精神,我的思想无法被殖民”。

“我的职业是抗争者。我坚持默迪卡精神,思想不容被殖民。”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我的职业是抗争者(rebel)。60年代末,工人组织起工会,一旦有工会成员“被辞职”,其他人就发起罢工。他们没钱,我就送饼干给他们。到了70年代末,我就投入社运。

我从媒体知道净选盟办集会。净选盟1.0集会前,我曾是人民之声秘书处成员,在安华被捕后加入,之后在2004至2005年左右离开。

2001年4月,我与蔡添强、希山慕丁等人在内安法令下被捕。我们是抗争者,政府对我们的指控是暴力推翻政府。我没被送有去甘文丁扣留营,而是被扣41天。基本上,政府要“钓鱼”,搜集信息。不过,我们对这种威胁是免疫的。

我一直没参加政党,我拒绝受人指挥。我坚持默迪卡精神(Jiwa saya jiwa merdeka),思想不容被殖民(Permikiran saya tidak boleh dijajah),无法跟大队,不想待在大型组织。易言之,我不能参加任何组织。谁不对,我就批评。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净选盟1.0

我当时不认识玛丽亚陈这些人,但我是与公正党蔡添强一起去。我是从SOGO出发,看到不少警察与便衣警察。我常参加示威,知道这些是便衣警察。

我没法记得细节,但当天下起雨来,我还记得自己内穿黄衣,外则披上黄色雨衣。我们早已预料当局会不顾一切,镇压阻止这场集会,于是我们在SOGO抗议后,朋友驾了摩哆,载我直达皇宫。

我们抵达皇宫时,雨势渐小,已有将近千人同时抵达。现场群众太多,我看不清楚所有领袖的脸,但在远距离看到安华等人呈交了备忘录。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政党一起到达,他们很团结,(可惜)现在则不是。

净选盟集会,我是在傍晚6点半左右离开。我对出席人数非常震惊,因为不容易有那么多人。1998年9月,安华被革除后,在国家清真寺外演讲集会,人数非常多,之后规模同样大的,就是净选盟集会了。

(当时)大多数人(对集会)是有恐惧的,他们还没打破恐惧的高墙,一旦你打破恐惧的高墙,就会去了。

兴权会

我是马来人的异数。万人印裔集会者中(罕见)的一名马来人。

我与兴权会领袖乌达雅古玛(P Uthayakumar)相识,在烈火莫熄时代,社运分子被控上庭时,他担任律师。虽然他没亲自邀请我出席,而且兴权会有自己的目标,(但)我觉得支持他们是我的公民责任。

早在当天6点半,我从安邦开车出发,沿途经过朝圣基金局,看到许多示威者,他们井然有序。警方在6点45分左右开始发射催泪弹,上空还有直升机,气氛非常紧张,但群众继续向双峰塔挺进。

我抵达双峰塔时,把车停在那里,加入人群。(其实)局势只是在上午9点多前紧张,之后就还好。双峰塔前有人演讲,群众人数又太多,警方难以镇压。

我没有呼喊口号Makkal Sakti(人民力量),偶尔有鼓掌。当时像猫捉老鼠,我还看到几个人被捕。

警方没料到群众数量如此之多,示威者从四面八方出来,从富都、十五碑、安邦等地方过来,非常有秩序,数量很大。我经验老道,知道如何游走,没有挨催泪弹。不过,我在净选盟2.0集会在富都挨催泪弹,记忆犹新。

在我人生中,1998年9月21日是我第一次尝到催泪弹。我当天早上在SOGO被警方暴力对待,晚上则在甘榜巴鲁被警方打,头上缝了针。当时有800多人被捕,百多人被控,包括我。

我曾参加乌达雅古玛等人举办的监督警察组织(Police Watch),关注扣留所死亡,因此认识兴权会的一些成员。我是千万印度人里头的一名马来人,但他们不感到惊讶,只是平常对待我。他们知道我不是来自政治局的。

我在早上十点多离开双峰塔,到对面澳洲大使馆喝茶,近中午12点才离开。当我离开时,群众开始散去。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你亲爱的人,包括父母、妻子、孩子担心你被捕,会阻止你的行动。但这是一场斗争,若你要改变,则须牺牲,就那么简单。

我打破恐惧的高墙多年了,无论任何事情发生,家人都很支持我。若我被捕,甚至被杀,他们会接受。这就是命运。这不单是我的斗争,而是我们这代人的斗争。

你或许不能明白,若是一个社运分子,你就不能停滞在低潮,要迈步前进,要支持改变力量。这就是我从不缺席示威的原因。

2007年,我的分析是,1998年9月到2007年,示威处于低潮。但到了2007年,净选盟重新吸引群众。这是经历了很长的低潮。

对于想要在大选投弃票的人,他们必须看大局,我们的目标是换政府,撤除纳吉。他们必须格局放大点。

是的,现状难以改变,是因为恐惧还在。你必须打破恐惧的高墙。我的建议是,人们必须经济独立,自给自足。斗争的绊脚石,就是你亲爱的人。

普通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早上起来想着如何谋生。你如何唤起沉默大众?他们并非沉默,他们也意识到问题,但经济不好,须兼职,做Uber司机、卖保险、摆夜市,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哪有时间像我们这样闲聊?

我已老矣,可能看不到改变。如何改变呢?这些人忙着挣钱生存,抽不出十分钟分析政治局势,要如何改变呢?

这十年来有所改变,但不够。司法、法律略有改变,不过不够,应有全盘改进。我仍然相信,若你要改变,你必须去示威,像阿拉伯之春。

马来西亚就像非洲一类第三世界国家,改变很难。政党、司法、警察、选委会、公务员都站在他们那里,怎么赢?唯有上街示威。


(三)颜贝倪
36岁,曾参加公正之行与净选盟1.0

2007年:蔡添强助理
2017年:公正党万饶州议员

经历:毕业后成为烈火莫熄“街头战士”的助理,乘着政治大海啸,不过三十即一跃当选万挠州议员,乃海啸议员之一。

“每次集会后,大家都会很激情,希望下次集会更多人会参与,但集会后我们会回到各自岗位。我们要把握时机,把集会者组织起来,深化组织工作,各自在社区保持这股力量,扮演改革的推动者,以让有更多人参与下次的集会。”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2004年,我在理科大学毕业后,(不久)遇上全国大选,蔡添强在峇都国席竞选,我们学运决定壮大多元政治这一块,于是我当起蔡添强的助理。

那时首相是阿都拉,他上台口号是Mr. Clean(廉洁先生),但林甘短片曝露了司法体制的舞弊,我们看了非常震撼和愤怒,(发现)法庭原来已非公平之地。律师公会发起公正之行后,我们觉得应该一起参与。

净选盟1.0集会时,主要由在野党领导。大家觉得大选快到,大选前应改变选制。集会前几个月,政党就开始动员,以凝聚集会当天的出席人数。

在此之前,我们有零零散散参加降油价集会,也曾出席反战集会,在美国大使馆前抗议伊拉克战争,看到镇暴队,人生第一次经历催泪弹,跟着学长、朋友到处跑。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公正之行

我们参加集会,习惯拉布条,但律师说他们要主导,要站在前面,要自己拉布条,要人们看到律师公会主导。我觉得非常具历史意义。律师大部分在法庭,很少看到他们上街抗议。

通常我们去一般集会,穿上T恤,但那天集会都是律师,都穿大衣,非常热,他们冒着炎热上街,当天后来还下起雨。

我们向来较少看到那么多律师聚在一起,那时安美嘉领导,还说“ 当律师上街,一定有不妥”。律师抗议方式不一样,有自己的表达管道,很少上街跟首相呛声,很多人以为他们会保持沉默,但律师这次上街,让人大开眼界。

那时候氛围不一样:律师很多,如果有事情的话,有律师帮忙担保,现场也没有看到镇暴队或警队,不像净选盟集会。我们开始举办降油价集会时,朋友会开玩笑说,集会来来去去就这几个人,但公正之行来了很多人,不同社区、族群和领域的人都增加了。

净选盟1.0

动员时,人数目标已锁在1、2万人群,但实际人数超出我们的想象与预设目标。当时乡村过来的朋友,是不容易的,要搭巴士,准备很多。集会前一晚,吉兰丹等比较远地方来的,我们还会办活动凝聚大家。

当天我跟一班社运和政党朋友,看到马来群众非常多。伊党动员浩大,所以马来人比较多。我们从独立广场走去皇宫时淋雨,在皇宫前还是淋雨,但尽管湿透了,我们还是很激情。镇暴队在那里拦路,我们还是钻到那里。

我们在不同据点,朝向同样目标时,不知各个地方的人群有多少,但我们到了汇聚点,看到那么多人时,感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我们几个年轻朋友一起手牵手,喊口号,说要喊出对这个国家的什么改变,感觉非常好。大家喊bersih、bersih pilihanraya,当然还有reformasi。喊口号到没有力气时,就让其他人接,以保持大家的士气。

我的老板是蔡添强,每次集会他都会被捉,我的家人因此很担心我的人身安全。被捕是一回事,坐牢也会影响我的人生。

我会告诉他们,集会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朋友,如果被捉还有法律援助。他们看到这些,会比较放心,看到我那么坚持,也拿我没办法。后来,我弟弟也跟我一起参与集会,帮忙宣传。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十年以来,尤其是08年的改变,是过去社运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最重要是基层工作。

每次集会后,大家都会很激情,希望下次集会更多人会参与,但集会后我们会回到各自岗位。我们要把握时机,把集会者组织起来,深化组织工作,各自在社区保持这股力量,扮演改革的推动者,以让有更多人参与下次的集会。

净选盟做得不错,集会后有些人会做培训,与政党配合做监票员,有些人捐钱。我们需要这些组织工作,以免在集会后出现没有方向、无力感的情况。

有了社交媒体,比较传统方式如讲座、派传单,资讯传达更快,尤其是在城镇。现在做的组织工作,可以更创意、多元。

近几年出现不同群体、不同的议题,会发动各自的集会,像绿色联盟,这是一个好现象。毕竟在民主社会,我们需要有活力的民间团体。以前我们很少看到原住民出来参与,但近几年有看到他们出来。


(四)刘镇东
40岁,曾参加公正之行与净选盟1.0

2007年:净选盟秘书处,行动党秘书长选举策略顾问
2017年:居銮国会议员,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

经历:生为烈火莫熄时代,先是负笈澳洲研究伊斯兰政治,后以青年学者之姿参选,在行动党攻克槟州政权与南下柔州时,先后扮演“操盘手”要角。

“净选盟1.0到4.0,正是历史吊诡之处:从华人害怕上街,到那么多人参与。净选盟4.0集会,就是你能想象到的华裔都到了。”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1991年2月,马哈迪提出2020年宏愿,到2005年希山慕丁举剑之间,马来西亚的族群摩擦很低,主要是前面半段经济大好,后面是马哈迪需要华人票。当马哈迪需要敌人时,都是犹太人、欧洲人等,但在国内很少有假想敌,至多是诉求和宏愿学校。

2005年7月,马来西亚出现政治交叉点,就是希山慕丁在巫统大会第一次举剑。同一个大会,代表要重新翻炒新经济政策。

2005年是一个分水岭。就在那个巫统大会时期,公正党、行动党、伊党派10个领袖,在波德申密会,谈了3天,要怎么面对后2004年大选的残局。

当时阿都拉上台,掌控9成国席,公正党甚至只剩1个国席,那是在野党最凄惨的时候。于是,三党坐下来讨论。

2005年党选,开明派大胜,开始影响伊党,希望扭转伊党的形象。当时行动党与伊党公开合作是很难的,但因为有了净选盟,每次开完净选盟会议后,宵夜就讨论议席分配。

在这安排下,公正党西华拉沙、行动党郭素沁、伊党赛阿兹曼几个人讨论,如何把三党招来密会,以改变格局。谈了之后,就说要在最低纲领合作。当时行动党与伊党难以合作,安华刚出狱,但在美国。

净选盟的功能是在野党非正式结盟。三党尝试寻找最低共同议程,就是选举改革。

2006年11月23日,三党在国会推介净选盟,由大马职工会主席赛沙里尔当联合主席,但实际是三党的合作平台。

三党合作,成功找到共同合作议题,也把其他人招进来,把2007年定为选举年。我们当时见了选委会主席很多次,但感觉东西没什么改变。

2007年依约补选,警方派出骑马的骑兵巡逻,选举像是战场一样。大家觉得若持续下去,就冲不出这个格局。于是,我们在7月启动半年的运动,决定在同年11月10日下午3点大集会。

我们在秘书处主要做文告、开会协调、联系媒体,还与黄进发等人做选举培训,向记者、部落客等人介绍选举。当时末沙布领导,在全国巡回谈净选盟,之后就有愈来愈多有关选举的课题。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公正之行

律师不满,律师站出来是前所未有的。律师来了很多,至少一半是律师。

净选盟1.0

10月开始,我们准备净选盟集会,当时我的办公室申请警察准证,后来被警方驳回。我们还印了100万张传单。

当时有秘书处成员观察,办公室楼下多了一档卖炸香蕉的,后来还多了一个擦鞋档,我们也不知是否来自政治部。净选盟1.0集会两周前,我们办公室就关掉了。

集会前夕,也就是巫统大会最后一天,当时阿都拉在最后演讲时,说“我讨厌被挑战”。整个气氛很炽热。

11月10日当天,不到下午两点,开始下起大雨。我在中央艺术访集合,但没到下午2点,公正党佐哈里阿都就叫4个据点的人潮转去皇宫。当时3000个警察驻守在独立广场,那里反而变成集会者设给警方的诱饵。

我抵达皇宫时,雨停了,前面只有一排警察,几辆警车,几匹马。除了占美清真寺的示威者被困,其他人全部走得过来。

从2000年至2007年,确有零星集会,但大型的、过万人的动员是没有的。我转回头的时候,后面全是示威者,达几万人之多,很是感动。

当时学校假期,很多伊党支持者怕无法进城,前几天就进来了,至少有1万人。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2007年净选盟1.0集会时,我早已准备参选,因此对我个人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从2005年至2008年,我们在最不可能、最低潮的时候,把在野党的非正式联盟架设起来,是一项奇迹。

它打破好一些东西,既打破大集会冰冷潮,也打破政治僵局。突然间,大家看到这个焖焗打破了,06、07年很多人不满,但没有出口,突然间整个力量大家看到原来那么多人。

它也打破非马来人的参与。净选盟1.0到4.0,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从华人害怕上街,到那么多人参与。净选盟4.0集会,就是你能想象到的华裔都到了。

兴权会对2008年大选也是至关重要的。回首那几年,有几个点是关键的。2005年希山慕丁举剑,公正之行、净选盟、兴权会,这整个变化,直接冲击2008年大选。

2008年2月13日是年初七,人日,国会解散。

2月10日,年初四,我跟林吉祥等人吃饭,他在席上说,为前所未有之境做好准备,包括筹组槟州政府(Be prepare for the unthinkable, including forming Penang government)。 当时没人相信他,觉得不可能。他当时提出一个论据,即从来没看过印裔选民如此不顾一切反政府。

巫统分裂,马来选民不满阿布拉、有华裔不满,也有印裔的反风。在大选不到1年前,国阵拿80%印裔票,不到1年后,城市印裔票就没有一半了。

308大选,我去投票站巡视,国大党的拉票员把我拉一边,和我说投了你。马来人也是有的。一名穿着国阵衣服的马来人,拉起衣服来是安华的头像。

2008年是很多因素,一次来。现在其实也是有许多因素,但它没有串起来。现在纳吉肯定是害怕大型集会,因为一个不小心,闷局遇上一个因子,牵动整个东西,整盘局就不一样。

现在的挑战,跟2007年是不一样的。2007年是“反”而已,就是一个宣泄,找一个出口而已。2013年,不只是要找一个宣泄口,还有重建。这一块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五)云大舜
43岁,曾参加公正之行、净选盟1.0、兴权会

2007年:律师公会成员
2017年: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ICHR)大马代表

经历: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宪法委员会主席、年轻律师委员会主席、法律组织Loyarburok创办人……他自诩为烈火莫熄一代,在97年开始协助社运人士被捕的案件,往后大小集会,只要有人被逮捕,他与同伴都会挺身而出。不过,他在雪州大臣风波担任卡立律师,导致他与一些同道人出现分歧。

“纯粹示威取乐,会弄巧反拙的。倦怠会乘虚而入。身为示威者,符合“反叛者”的角色,但也须有“改革者”、“社会改变行动者”的人配合。若无法彻底了解集会功能,人们就会轻易言弃。这也是我们今日看到的。”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三场集会,我都在场。我是公正之行的筹办小组成员;净选盟1.0示威者;兴权会担任律师公会观察员。

是律师公会驱使我出席。就公正之行而言,我们知道必须上街行动。林甘短片中的证据确凿,发表文告是不够的。我们要人们聆听我们的心声。我参加并非为了影响大选成绩。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三场集会的气氛振奋人心。人们深感愤怒,但足够理性,知道不可动用武力。人们当时已经做好准备,面对警方强行镇压。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我从不后悔参加社运,它塑造现在的我。若我只是从事法律工作,而没有介入人权,则不会获得许多这方面的观点与洞见。参与社运让我更好了解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它给我很多机会反躬自省,对我今日的工作与生活有用。

我们许多人自烈火莫熄时期投入社运,是烈火莫熄一代。我大部分朋友成了政治人物,一些则留在公民组织。不过,所有人殊途同归: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自豪称之为“家”的国土。

2007年,我们必须挑战固有体制,当局开始接受集会这个现实,即集会权利是基本人权。我们不可倒退。警方也需要学乖。尽管面对挑战与威胁,我们别无他选,只可前进。

最终,我们达致目标:在和平集会法下,集会只需通知当局,替代了须获批准的要求。这时候,当局开始表现谨慎,对抗降低,而愈来愈多集会出现。

集会数量增加,示威的神圣开始降低。大型示威的影响,不如90年代末期一般。集会愈来愈多,也意味着影响愈来愈少。则正是我们今日所看到的。

早在2012年至2013年,当愈来愈多集会发起,以达到政治目标,我们即预视会出现低潮的问题。马来西亚人须明白,自己参与社运时的角色:为何参与?如何参与?以什么行动?

纯粹示威取乐,会弄巧反拙的。倦怠会乘虚而入。身为示威者,符合“反叛者”的角色,但也须有“改革者”、“社会改变行动者”的人配合。若无法彻底了解集会功能,人们就会轻易言弃。这也是我们今日看到的。

非政党运动须时时站在道德制高点,而不可偏颇政党,在某个课题导向政党,另一个课题则反之。我们看到许多人要做事,但缺乏专注,因为他们没有正确贯彻社运的“法则”。

就当下政局而言,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界限日渐模糊,人们摒弃他们原应扮演的角色。不过,我们看到愈来愈多觉醒的公民,准备捍卫自身权利。

【延伸阅读】

今时线:十年社运大事纪

十年,民主转型安在?——“回到2007”专题引言

三场集会,十年承启——“回到2007”专题(上)

十年参与,十张面容——“回到2007” 专题(中)

十年参与,十张面容——“回到2007” 专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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