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是国际移工日。数名移工申诉在大马遭遇许多困难，以致劳工权利受损。有菲律宾移工申诉，在本地工作长达七个月，但至今分文不获，而最大的期盼就是在圣诞节前返乡，并与家人共庆佳节。

为移工争取权益的妇女力量（Tenaganita）昨天在该组织的八打灵再也总部召开记者，邀请数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移工分享在大马工作的经历。为保护当事人，移工的名字都是化名。

莎拉与佐依（化名）是一对表姐妹，今年是她们首次在异国庆祝圣诞节。她们20几岁时已持有大学文凭，听朋友承诺说，可到大马任职更高薪的神职人员，便毅然辞去菲律宾某学院的教师工作。

她们通过中介于5月抵达吉隆坡，不久后便发现无缘担当之前被允诺的职位。尽管她们已工作长达七个月，但迄今分文未获，而且也未像中介所允诺那样，可获得合法工作证件。

莎拉说：“我仍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前返回菲律宾。”

“我想与我的表亲一同返乡，并与家人共庆圣诞节。”

“12月24日是我母亲的生日。我们之前都是一同庆祝的。”

经由妇女力量的协助，莎拉与佐依的案件已提呈到大马劳工部。不过，她们的案件不大可能在下个星期的圣诞节前获得解决。

护照被雇主扣押

佐依说，在菲律宾被告知需缴付500令吉给当地中介，以充作申请大马工作准证的手续费。

“我们抵达这里时，我们被带到本查阿南（Puncak Alam）的办公室（工作）。两个月后，我们被迁移至布城。”

她也指，中介从一开始便已扣押她们的护照。

佐依说，尽管之前已被允诺出任办公室秘书一职，但她们过后也被迫在雇主另份契约下担任接待员、收银员及服务员。

“三个月后，我们迁移至新山。这是因为我们的雇主说‘身在新山的雇主持有你们的工作准证，所以你们必须到那里提供指纹（指身份扫描）。’”

“我们在新山待了三个月，期间也没有任何事发生，所以我们向雇主索取薪资。”

“他答应我们将在‘明天’缴付（薪水），但过了三天后仍没发生。”

她们事后联络身在香港的阿姨，而后者将她们的案件提交到妇女力量。

遭受差别待遇

达乌德是孟加拉人，已在某间餐厅当厨房助手长达三年。他每天需从早上7时工作至晚上8时。虽然如此，他每工作20小时才能获得60令吉的薪资。

他也抱怨移工的差别待遇，如本地员工在公共假期工作能获取薪金，出示病单可豁免缴付医药费及享有较长的休息时间，但移工却无法享有这种权益。

达乌德曾为此事向雇主投诉，以便移工享有同等待遇，但却遭到痛打。

“他（雇主）显现出非常不宽容的一面，并痛打我。”

达乌德目前居住在妇女力量提供的住宿，以寻求庇护，并计划明年返乡。

雇主拖欠薪资

诺娜是印尼人，已在大马担任家庭女佣长达四年半。她的日常事务便是操劳长达12个小时，包括身兼商店助手。

诺娜说，当她还未从其家乡东巽他群岛省会首都古邦出发时，某个中介答应将每个月缴付700令吉月薪，但最终薪金减为每月550令吉，而且至今仍未领取全数。

她说，截至目前已共收获9000令吉的薪资，并寄放到家人的银行户口。

“我（第一次）询问时，他们（雇主）发送6000令吉。在第二次时，我要求（索取）5000令吉，但他们最终只发放3000令吉。”

“我从头到尾在这里工作便只收取9000令吉。”

诺娜说，第三次索取其余薪资被拒绝时，便开始打算“自救”，并向妇女力量寻求协助。

她说，原本拒绝来到大马工作，但中介要她父母亲说服她改变主意。

她说，家乡里的年轻女性，甚至是小女孩，多数被引诱到大马当家庭女佣，这已是非常普遍的事。

妇女力量执行长葛若琳（Glorene A Das）向《当今大马》表示，目前仍未了解诺娜的雇主将其薪水转汇至另个家人的真正原因。

“她（诺娜）并不知道原因，但根据我们以往的案例，这可能是中介与她的家人所达成的协议。”

葛若琳也表示，与诺娜雇主谈判失败后，其组织已协助诺娜将案件提呈予劳工局。

今年较早前由印尼《TEMPO》与《当今大马》联合调查所揭发的马印女佣交易非法路，便是从诺娜的家乡东巽他群岛连接到大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