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要命”的正义系列昨天梳理了死刑存废的概况，同时直击司法前线工作者的观察。这一篇，我们将会直面死刑制度下“隐形的受害者”，亲身聆听死囚家属的心声，冀望为死刑存废的公共辩论，敞开鲜少触及的另一面。

大马国际特赦组织从去年开始接触何有华一案，发现柔佛警方在2005年逮捕被控贩毒的何有华时，曾涉嫌动用暴力逼他就范。经过多年的监禁和诉讼，法庭在2011年判他强制死刑。

后来，他两次上诉失败，2014年向柔佛苏丹寻求特赦，至今仍未有回音。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要等多久，即使收到特赦局的回复，信函上也只会简单地说特赦或拒绝，不会列明原因。现年34岁的他每天被囚禁在封闭的牢房里，度过了13个年头。他两次错过至亲的葬礼，自己却在牢里空等，生死未卜。

暴力逼供折腾程序

入狱那一年，1984年出生的他，刚满20岁，在柔佛工作。警方发现他拥有188.35克冰毒，立即逮捕他和女友。11岁辍学、在街边档口当头手的他，只懂说粤语和华语。录供时，他没有律师代表在场。警方为他提供翻译服务，可是他不理解翻译员的笔供，于是拒绝签字。

警察动用暴力打断他的手指，还威胁他若不配合，就转而对付他的女友。他只好乖乖就范，签字认罪。根据《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贩毒一旦罪成，就是死路一条。经过漫长的6年监禁和诉讼，法庭在2011年5月12日裁决他有罪。那一年，他26岁。

他从普通监狱，转到死囚监狱。那是封闭的监狱，必须单独囚禁，不得与其他囚犯交流，日夜受到狱卒的监视。为了给他打官司，家人已用尽所有积蓄，还四处向亲友贷款。法律赋予死囚两次上诉的机会，可以翻转自己的命运。可是，用何有华家人的话说，那时候他们已“山穷水尽”。

没钱上诉请愿宽赦

他们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用粤语说，“我们来自贫穷的家庭。我们将全部钱都用完，出去借的也借了，拿来打官司，全部都失败。我们请回来的律师，那个最主要的律师没有上庭，只是叫其他律师出庭，每次都不同的律师。到了上诉时，我们都已经山穷水尽了，根本没有能力再去请律师了。”

“没办法之下，我弟弟就说用政府律师。但是，用政府律师，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连什么时候上诉、什么时候结束了，他做着什么，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政府律师根本都没有找过我们商量什么。 ”

按照规定，政府将会委派律师给那些没有能力聘请私人律师的人，确保他们在诉讼过程中获得公平的审讯。不过，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正如前一篇文章所提，政府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会连带影响诉讼的品质。

何有华分别在2012、2013年上诉，出庭时也提到警方调查不公和动用暴力的问题。可是，法官还是维持原判。不过，他的家人对整个上诉过程毫不知情，直到有次到文冬猛巴卡监狱探望他时，才猛然得知他已用完了上诉的机会。

2014年，何有华向柔佛苏丹寻求特赦，至今仍没有下文。他的家人继续过着天旋地转的生活，平时忙碌工作之余，还得四处打听如何跟进特赦申请的进展。他们完全束手无策，不知道要怎么联络特赦局。

间中，他们在非政府组织觉之家的陪同下，趁前文冬国会议员兼前交通部长廖中莱到文冬的监狱出席新春团拜活动时与后者碰面，并要求协助宽赦事宜，却没有下落。几经转折，他们迟至去年10月才接触到大马国际特赦组织，并在全球展开请愿活动至今。

实际上，《当今大马》没有机会直接面访何有华家人，连照片也不易取得。在各种考量和压力下，他们选择通过他们信任的大马国际特赦组织，转交他们的采访录音。他们还希望以“何有华家人”具名，足见死刑存废争议和公愤下，隐形受害者的复杂。死囚和他们的家属所背负的污名，让他们和其他受害者在面对媒体与公共时，都得被迫面对那不可控的被再现、被代言的弱势位置。

不至于被判死刑

去年12月，前朝政府已在国会通过修正案，废除《2017年危险毒品法令》强制死刑条文，将死刑斟酌权交给法官。当时，死刑刑罚还是存在，但政府至少开始承认国际法的标准，认为贩毒并非最严重的罪刑，那是废死的第一步。今年10月10日，希盟新政府兑现竞选诺言，更进一步地拟在本季国会修法废除所有死刑，并以至少30年徒刑取而代之。

何有华年迈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惊喜交集。他的家属说，“幸好政府这次决定废除死刑，为我们家属带来很大的希望，尤其是我妈听到政府要废除死刑，真的是开心得不得了。”

至于何有华所面对的罪刑，他们则直言，“我们承认他真的有错，但是不至于要判他死刑。”

“我弟弟有华根本都没上完小学，就出来社会工作，未满21岁就被捕了。（可能）被人利用了，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因为他都没懂事。”

“作为被判死刑的家属，我们当然希望惩罚他之后，有机会让他从新做人的机会，而不是被判死刑。”

“我们认为，30年徒刑代比拿走一条人命好多了，因为这样（活着）才能继续忏悔所犯下的过误。”从死刑到可能转为徒刑，对他们来说已是天大的礼物。

两次错过至亲葬礼

何有华在没有充分法律支援下，从被捕、诉讼、定罪、上诉到等待特赦，在牢房里已度过了逾10年。他错过了很多事，其中包括两次至亲的葬礼。

他父亲过世时，喃呒佬开坛打斋，启灵招亡，准备送亡离位，掷筊问卜亡灵意愿时，一直不得应筊。何有华家人说，“打斋佬叫我们跪完又跪，都抛不到圣杯。我妈见状很伤心，接着就走前去，跟我爸爸说，‘我知道你最不放心就是有华，你安心上路吧，我们会照顾有华，会经常去探望他。我们会努力帮他获得特赦，等到他可以出回来’。”

“我们全部哭着叫我爸爸上路，又喊又叫，不要再挂着我弟弟，最后才求得圣杯。我们知道爸爸终于可以安心上路。”

又一次，最疼爱何有华的婆婆病重住院，倒数生命的尾声。“她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要求我们送她回家。老人家不喜欢在医院死去，她宁愿在家。”于是，家人把她接回家里。她戴着氧气罩躺在大厅，亲戚都赶来看她最后一面。那时候，“她已经意识不清楚了，但硬是要撑着一口气，就是希望可以见到我们的弟弟回来看她最后一眼。”

虽然明知不可能，婆婆一直撑着，希望她最疼爱的幺孙何有华能回去见他最后一眼。家人知道她还有牵挂，但为了不让她苦苦撑着，于是，“我们叫我的侄子冒充我弟弟，教他说：阿婆，我回来了。我是有华，我回来看你了，我回来看你了。”

“我们把侄子的手交到婆婆的手上。我婆婆觉得奇怪，问说为什么我弟弟会这么肥？她都还没等我们的回答，就已经离开了我们。”尽管已过了一段时间，家人还是内疚不已。“我们觉得自己很衰，明知她临死了，还要骗她。”婆婆过世时，何有华完全不知情，家人也无法通知他。

听着录音，何有华的家人原本谨慎地照稿念着一家人商量好的回应，惟说到这些死亡经历时，早已进入记忆，脱稿叙述，泣不成声。

大马国际特赦组织为何有华发起请愿活动的官网上，留着何有华的几句话：“我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我的朋友奢华度日，我想像他们一样。”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证明自己已经改变了。我想找一份正当的工作，用余生照顾我的母亲。”

如今，政府已暂缓执行死刑，直至在国会通过废除死刑修正法案后，死刑存废一事才能真正尘埃落定。易言之，何有华是否会被处死，或会否获得宽赦，仍是个未知数。

既有司法制度不完善，存在错判误杀的风险，而且死刑是否能够有效惩戒罪犯、防范罪案始终存疑，需要制度决策者、公民组织和公民理性地辩论，包括法治精神的终极意义。

无论从报复论者或修复论者或持其他立场者的角度来看，到底死刑这“要命”的正义，是要把国家制度和公民社会驯化成跟“凶手”一样的冷血无情，还是要更谨慎地限制国家机器主宰他人生死的权力，才有可能为更民主和友善的社会寻求出路？

【下一篇预告】在司法制度缺漏的情况下，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以命偿命”？抑或是受害者支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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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正义1： 废死与否的6件事
“要命”的正义2：司法前线的他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