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罪犯关进监狱，然后呢？——专访林文蔚

专访

1999年愚人节这天，他阴差阳错当上了台湾泰源监狱管理员，转眼便是20年。

“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养他们？（他们）都人渣啊，最好就是全部枪毙就好了。”

访谈这天，身着波点衬衫、戴着迷彩色框眼镜的林文蔚回溯，初入行时是这么想的。小时候看新闻，他的父母都会指着罪犯大骂不该。爸爸还说，一颗子弹才多少钱，应快点拿去枪毙。林文蔚还真去查了一颗子弹的价钱，“才200块台币（大约26令吉50仙），就送他一颗嘛。”

直到某天早晨，林文蔚在看守所值班时，见两名同事押着一脸倦容的壮汉进来。他当时也没多想，就按一般程序处理后，让壮汉进房睡觉。后来经同事告知，才晓得壮汉原来是逃亡多时的养猪户杀人分尸案凶嫌。

壮汉静静地观察了林文蔚和其他凶嫌的互动，也知道他经常四处骑单车环岛，某天就突然开口说， “我很羡慕你，你有一个很棒的人生，”接着才娓娓道来自己的身世。

壮汉原来是个孤儿，自小在学校被排挤。小时候穷，买不起玩具，他见了同学的玩具便拿来把玩，结果人家说他偷东西。同学和老师都说他是坏孩子，他便把心一横，干脆当个坏孩子算了。出来社会后，他找工不顺，因而作案犯科被捕。自然，出狱后寻工就难上加难，他唯有自己想出路，向朋友借钱跑去养山猪。

被他杀的两人是偷猪贼，一连几次破坏围篱往猪群丢鞭炮，把猪吓跑至洞口再抓起来。有次，壮汉碰见二人偷猪，便警告他俩别再来，还说已抓的猪全当礼物送他们。谁知二人还来，壮汉遂请他们喝酒、谈判，不料谈判失败双方起了冲突。

壮汉告诉林文蔚，“你知道吗，那个当下我只有两只拳头，而他们有四只。如果我不拿刀子的话，我会被打死。”

犯罪背后的结构迷宫

随着接触的罪犯越来越多，林文蔚逐渐意识到原来世界与正义，不是从小所认知般的非黑即白，之间还搁着一道长长的灰色光谱。好比壮汉，仿佛被抛置在庞大的社会迷宫中，独个儿无意识地乱窜。走出来的结果好像是自己选的，但好像永远仍囿于迷宫之中。

单车环岛、上课增值——他的迷宫中找不到这样的选项。而先天的背景缺陷、重要角色的缺席、教育的未及、社会周遭的标签，尔后再将这些污名内化成自我的负面观感，犹如其成长迷宫中的隔墙——绕过这堵，再绕过那堵，最后越走越窄，也无法回头。

然而，人们看到的新闻只是迷宫的终点，甚至或夹着经媒体煽动的情绪。于是，人们往往认为犯罪是一种绝对的选择，而忽略背后复杂的社会脉络与结构问题。 

“……（过去）他所做的、遇到的，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可是，我们以不在那个情境之下的旁观者（视角）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不应该、这是可怕的。当然，那是一定的。只是说，或许在那个当下，他有的选择并不多。或者是说，他想到的选择大概就只有那样，”他说。

可是，将个人犯罪都归咎社会的错，会否遁入虚无而什么都做不了？访谈中，林文蔚不止一次强调，犯罪者仍旧必须为所为负责且接受刑罚。他也理解人们看见犯罪的发生会生气、会害怕、会批评，只是他希望人们的愤怒不止于问题的表面。“这是一个利己也是非常人性化的范例。但这也会让我们忽略一点：我们要回过头去思考，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罪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20年后的今天，眼前的林文蔚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高喊子弹比监禁便宜的狱卒，而是一名画家兼狱改倡议者。此次来马是受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与大马人民之声的邀请，于3月1日的《死刑座谈与展览》上展览其画作。

把一个好好的人关坏掉

2010年，林文蔚开始以钢笔画下狱中所见所闻，既是抒发工作压力，也是一种日常工作的记录。随着画作渐受关注，台湾监狱内的种种情况也逐渐摊于民众眼皮底下：管理制度老旧、收容人人权问题以及狱卒工作超量等等。有声音说：监狱就当如此恶劣，那才有警惕作用以阻绝犯罪。况且何必对监狱内的人渣这么好呢？

然而，监狱管理上的严苛真能杜绝犯罪吗？在泰源监狱待了一年后，林文蔚调回家乡宜兰的监狱工作。在宜兰，林文蔚遇到一个先前曾关在泰源的受刑人。受刑人说，泰源的监狱管理比较好，宜兰较民主自由，没有什么威吓性。林文蔚即反问：“那你讲的话就自相矛盾啊！你觉得那边非常不自由、非常不民主，可是你出去之后，你还是犯罪啊。”

林文蔚披露，监狱管理员采用权威恐吓的监狱管理方式，往往是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可是，贪图一时方便，反而容易让监狱跟原来的初衷背道而驰。1990年，一名台湾计程车司机把一名日本大学生杀了，学生的头颅至今未被寻获。由于司机患有严重精神疾患，监狱便把他单独监禁，这一禁便是25年。除了偶尔天气不错，让司机出来晒晒太阳，监狱并无为他安排辅导或精神治疗。

事实上，联合国早在2014年始，就已禁止监狱单独囚禁犯人超过15天，不过，台湾出于管理方便，仍施行无限期的单独囚禁。大众一般只想到，犯人入狱即为所犯之罪付出代价，对监狱的威吓管理，似乎也视为理所当然。

除此之外，林文蔚却还注意到人们所忽略的一点——这些罪犯有一天还是会重返社会的，不管是精神病患，还是一般罪犯。“……你把一个好好的人关坏掉，去了社会，你会觉得，他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吗？会让我们觉得更安全吗？”

如果监狱的存在不能杀鸡儆猴，起到杜绝犯罪，甚至没有真正协助罪犯重返社会的作用，那我们不禁要重新思考：作为司法程序末端、鲜为人所关注的监狱，其目的是什么？我们把犯人送进监狱，然后呢？

如何度量悔过？

以台湾为例，监狱行刑法第一条阐明，“徒刑、拘役之执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适应社会生活为目的”；而且，台湾的监狱称为“矫正署”，即以矫正罪犯，使他们改悔向上为目的。不过，林文蔚却认为，这种“改悔向上”的论调，以道德的眼光去批判罪犯，未免流于理想化。

 台湾判决刑罚时，会考虑加害人有否对受害人及其家属道歉。林文蔚却提到，曾遇过两个杀人犯，都没有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他们不但坦然认罪伏法，其中一个还放弃上诉。他遂直问，“你要怎么去评估一个受刑人悔不悔改？”

倘若加害者真向受害者道歉，民众往往质疑其为了减刑才这么做，心里非真诚悔改；可若不道歉，民众骂声更甚，指加害人死性不改。因此，加害者无论道歉与否，都难以直接跟悔不悔改画上等号。他认为，以道歉悔改与否、这种道德批判为前提的监狱理念，存在刑罚操作上的困难。

另外，林文蔚尖锐地批评，台湾监狱行刑法的第一条，假设受刑人不知悔改，无法适应社会。

譬如，台湾监狱规定受刑人坐牢之余必须参与各种劳作，而劳作工厂外，都会有一块牌子列明劳作目的，例如养成勤劳之习性或学习工作技能等。“它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假设）他们懒惰、没有生活技能、不适应社会，”他说。政府与民众似乎认为，让受刑人习得勤劳的习性与生存技艺，便能重返社会。可是，事实有那么容易吗？

对林文蔚而言，极少比例的犯罪源自犯人懒惰、不适应社会、无生存技巧等原因。反观，这些假设却反映出政府制定刑罚或刑事政策时，往往只是满足了大众对犯罪与正义不实的想象，包括受刑人如何重返社会的方法。

回顾先前所述之犯罪背后的复杂脉络，便能发现我们对监狱的制度策划与期待，往往与与犯罪的源头接不上轨，更没有参酌受刑人的意见。他忍不住反问，社会欲改变少数人，何以却询问多数人的意见呢？

狱改也是为了狱卒

有次，还未调回宜兰监狱前，林文蔚发现，监狱里一老翁藏有打火机。打火机是监狱的违禁品，他把老翁带出来做笔录，还依法扣分。没想到老翁一坐下来便开始老泪纵横，他原来被判无期徒刑，最近才开始申请假释，如今却因为一个小小的打火机，不但要被记过扣分，还要再多关两年。

事隔多年，林文蔚仍清晰记得，那一天是某月的最后一天。当时，他心里很愧疚难安——要不是他发现了打火机，那位老翁便不会被处分。学长见状，便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没错，还说不过是依法行政罢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就是司法制度里面的一个小小螺丝钉。”

起初，这种想法确实能安慰林文蔚，毕竟这也是群众对监狱工作人员，乃至司法制度里的工作人员所抱有的期待——尽量理智行事，除去个人情感色彩。可如今回过头去看，林文蔚却认为，这般“去人性化”的待遇，不见得对监狱管理员好，因为外界会越发不重视执法者与管理员的工作状况。

“其实，我们整个司法制度不仅对被执行者不友善，对我们这些管理人与执法人也不友善。”林文蔚感叹，台湾监狱管理员压力很大，除了上述“去人性化”的要求，监狱管理员还有可能因直接面对收容人而发生肢体冲突，甚至收容人自杀也算入基层管理员的账。又如执行枪决的法警，除了一封红包压压惊外，也没有安排事后的心理辅导。

事实上，又何止司法制度对执法者与管理员不友善呢？公众对监狱管理员也是不闻不问，总认为“吃哪行不能怨哪行”，忽略他们的劳动权益和身心健康了。

 此外，人们往往以为，犯人定罪便被投到监狱，与大众隔离后，问题已告一段落。身在司法程序末端的岗位，林文蔚却得面对问题之后续，好比单独监禁是否恰当、监狱制度可准备好让受刑人复归社会、将犯人不断投往监狱导致的监狱超收问题等等。

或许，这也是林文蔚接触犯罪边际、发现犯罪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之外，另一个让他诟病台湾监狱管理制度的原因。种种切身的问题使得他不得不回到源头去思考犯罪的因素，以致再从更宏大的角度，质疑与反思刑罚制度。倡议狱改，为的不仅仅收容人的福利，亦是从监狱管理人员的视角出发所及。

对林文蔚而言，监狱管理人与收容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对立的，甚至可以“合作共进”。他坦言，每每述及监狱管理人与收容人之间的“合作共进”，人们总联想负面之事，如协助收容人携带违禁品。

“我觉得合作是比如，他（受刑人）已经进来关了，其实就是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对大部分的受刑人都是如此。我们就陪他走完这个过程。他需要怎么样的帮助，（管理人）给予。他们想要的是终有一天要回家。那我来配合监狱里面的管理措施。这种合作的目的是，让他们更好，让他回到社会之后可以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对林文蔚而言，这种管理人与收容人的合力协作的关系，鼓励双方对管理给予回馈，并商讨可以怎么做才能更好，比威吓式的监狱管理所导致的管教上的冲突与对立来得好些。“我觉得这样子的合作应该会是很棒。”

狱外用画发声的义务

2013年，林文蔚的画作出版成书，书名取做《狱卒不画会死》。他也曾和台湾人本教育基金会合作，撰写专栏《监狱干我们屁事》，文字篇幅从原来的百字图文，扩展到千字以上的文章。2017年，他参与台湾总统府司法改革国是会议，成为座上委员，也是当时唯一的基层代表。林文蔚当时很紧张，一名警察同僚遂和他说，至少监狱方有代表，警察一个代表都没有呢。

随着他与各方的努力，台湾民众对监狱内部的关注渐高，惟矫正署对林文蔚的所为也抱着两极化的评价。认同者认为随着公开监狱内部情况，公众可以理解监狱里有些事确实做不来，需要外界的援手；反对者则批评，林文蔚揭监狱疮疤，否定先前的努力。甚至有声音说，关起来自己管不是更容易吗？

林文蔚认为，不管之前的司法程序如侦查、审判多么完美，来到执刑这一部分，若无法透明公开，会衍生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些人（受刑人）还是不断地回来关？监狱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或者是说这个刑罚的目的和执行，有没有符合大家的期待？”；“我觉得无论刑罚执行还是犯罪矫正，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公共议题，应该让外界知道。”

长年来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林文蔚和前者发展了互补的关系。一来，他的画作提供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的视角，让非政府组织借此窥探刑罚制度一端的优劣，进而调整行动策略；二来，他以实务的经验为司改的理论建设提供现实的基础。当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太遥远、与现实情况不符，林文蔚则有责任提供实务经验，以让非政府组织的目标更贴地、可行。

“人家有目标，如果人家走得比较远，对实务来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追得上；如果追不上，我们也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说那个是不可行的，要不要把它拉回来一点，让NGO的理论可以好好跟实务接轨。”

 除了非政府组织与一般民众，林文蔚了然矫正署亦频密关注他的动态。矫正署若有意推动狱改，有的时候亦会借用他所获得的认可，作为推动一些政策改革的正当性。此外，矫正署落实改革时，也会参酌司改会的论述。

“矫正署还是有弹性，他们还是会愿意（改革），尤其是后面再加上大法官释宪。有两个释宪案是跟监狱相关……这两个释宪一出来，矫正署就不得不跟上。也许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赞同司法会的倡议，国是会议毕竟没有强制性，是一个倡议型会议。"

"可是，当大法官释宪出来的时候，那个目标在那里，你不做就违宪的时候，矫正署当然要跟上。跟上的时候，它反而会拿我们决议里的意见去参酌。我就觉得说我们做倡议确实是有效的。”

对林文蔚而言，倡议狱改只是他作为纳税义务人为不公不义发声的责任，而非为任何一方代言。“我是纳税义务人呐，我缴了钱后，竟然看到这个监狱的成效是不彰的，这个司法制度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我在这个社会上反而是不安全的。那我为什么不能去质疑它？”

初为狱卒之时，林文蔚想着不会在这行干太久；如今他却常讲“监狱这个工作其实是很棒的。因为你如果真的用心，它其实是大有可为。”在狱里20年，见人所不见之景，当中或涉生死、正义忏悔与救赎。问林文蔚对生命有何看法，他笑言没有那么宏大的启发：

“在监狱里面可以看到受刑人非常真实的一面，（比如）对家人的思念，或者在接见窗和家人有亲情上的交流，甚至也可以看到冲突的画面。我回过头来看，他们因为他们做的选择而失去了（自由），也伤害了别人，实际上他们也伤害了自己跟自己的家人。”

“那我会特别珍惜我下班后的生活。还有绝对不要放弃喝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