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半世纪｜如何走出黑暗史，迈向和解共生？
【前言】
今天是1969年513暴乱事件的50周年纪念。
经过漫长的半世纪后，513暴乱仍是马来西亚的历史疮疤。它不仅是人们不愿多谈的禁忌话题，更是政客经常操弄的白色恐怖。
1969年10月，国家行动理事会发表了《513悲剧报告书》，不过，关于事发经过、死伤人数、责任归属，仍旧存在许多谜团和争议。
为此，《当今大马》制作“513半世纪”系列专题，透过官方报告及相关书籍重现事发经过，搜集目击者及罹难者家属的口述历史，以及探析学者和社运分子对族群和解和转型正义的观点。
惟有直面多重叙事的历史事实，人们才有可能从社会集体记忆和创伤出走。
本系列文章含有当年致命骚乱的细节，但并非所有资讯都可独立验证。
1969年5月13日，第3届大选落幕的数天后，首都吉隆坡在傍晚时分爆发流血冲突。暴徒挥着巴冷刀砍杀路人，纵火焚烧车和店屋，造成重大人命伤亡。50年后的今天，恐惧和阴影仍旧沉藏在目击者及受害者心中。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执政者也经常重提及深化这份恐惧，以图维系政权。
过度恐惧的人，经常会出现僵直放空的状态。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国家，这份巨大的恐惧也同样让我们僵直了半个世纪，在追寻转型正义及国民和解的道路上难以往前。
历史的伤痕，究竟要如何才能抚平？幸运也不幸地，马来西亚并不是上唯一面对历史创伤的国家。513事件50周年之际，当我们思考这个难题时，或许可以他国经验作为参照。透过理解他国的经验，再回头检视马来西亚在这条追寻和解之路的当前位置， 从而找到可能前进的方向。
【前言】
今天是1969年513暴乱事件的50周年纪念。
经过漫长的半世纪后，513暴乱仍是马来西亚的历史疮疤。它不仅是人们不愿多谈的禁忌话题，更是政客经常操弄的白色恐怖。
1969年10月，国家行动理事会发表了《513悲剧报告书》，不过，关于事发经过、死伤人数、责任归属，仍旧存在许多谜团和争议。
为此，《当今大马》制作“513半世纪”系列专题，透过官方报告及相关书籍重现事发经过，搜集目击者及罹难者家属的口述历史，以及探析学者和社运分子对族群和解和转型正义的观点。
惟有直面多重叙事的历史事实，人们才有可能从社会集体记忆和创伤出走。
本系列文章含有当年致命骚乱的细节，但并非所有资讯都可独立验证。
1969年5月13日，第3届大选落幕的数天后，首都吉隆坡在傍晚时分爆发流血冲突。暴徒挥着巴冷刀砍杀路人，纵火焚烧车和店屋，造成重大人命伤亡。50年后的今天，恐惧和阴影仍旧沉藏在目击者及受害者心中。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执政者也经常重提及深化这份恐惧，以图维系政权。
过度恐惧的人，经常会出现僵直放空的状态。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国家，这份巨大的恐惧也同样让我们僵直了半个世纪，在追寻转型正义及国民和解的道路上难以往前。
历史的伤痕，究竟要如何才能抚平？幸运也不幸地，马来西亚并不是上唯一面对历史创伤的国家。513事件50周年之际，当我们思考这个难题时，或许可以他国经验作为参照。透过理解他国的经验，再回头检视马来西亚在这条追寻和解之路的当前位置， 从而找到可能前进的方向。
走出种族隔离的南非
南非在1950年代经历超过40年的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不同肤色人种在居住地、公共设施、教育系统皆有所区隔，甚至剥夺有色人种的选举投票权。
经过多年的武装对抗，加上国内外的抗议行动施压，国民党（ National Party, NP）政府与反对势力展开谈判，黑人领袖曼德拉在1990年出狱重获自由。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隔年南非政府在1995年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 ）,处理种族隔离政策的转型正义。
曼德拉相信，惟有完整揭露及记录历史真相，才能真正避免重蹈覆辙。不过，迫害事件时代久远，部分物证及档案可能已被销毁。南非政府以特赦作为交换条件，以此为诱因让加害者现身揭露凌虐的事件细节，并且在特定条件和门槛下给予特赦或不清算报复。
短短数年之内，真和会在南非各地举办听证会，累积了超过数千份案件证词，并在1998年出版厚达超过2700页最终报告书。真和会也搜集受害者自身遭遇的叙述，并收录在真和会报告书 ，同时推动补偿及修复措施。
南非追求转型正义的模式可理解为一种“和平优先”，强调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的途径。社会集体透过诉说、理解真相、合理的赔偿道歉以及忠实的历史记载来修复社会关系。
塑造能够公开诉说伤痛的社会氛围，受害者或家属的遭遇和伤痛得以透过媒体传播，更广泛地被社会看见及肯认，这也是社会和个人疗愈自身的重要历程。
以理解优先于报复
不过，南非的转型正义模式也并非完美。这种以特赦加害者来换取真相的做法，曾被质疑牺牲了受害者家属的法律诉讼权利，而且有人入禀法院挑战南非政府特赦加害者的做法违反宪法。
当时，南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玛霍麦德 （Mahomed DP）释宪
玛霍麦德也提到，南非政府希望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让遭受折磨、伤害及精神创伤的家属能够获得赋权（empowered），而那些犯罪者也得以放下多年来背负着愧疚及焦虑的重担。
“国家在这条漫长却必要的疗愈之路上，应化愤怒及悲痛转为成熟的理解；在情感上及结构上，应创建社会的和解及重塑。”霍麦德释宪时强调，南非过渡宪法以理解优先于复仇，以补偿修复优先于寻求报复，我们应追求人性（Ubuntu, 南非祖鲁语）而非迫害。
以审判清算德国纳粹
相较于南非强调修复式正义的途径，德国针对纳粹德国的转型正义则偏向采取“应报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强调透过严格的法治来清算纳粹以“伸张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大规模迫害及屠杀近600万人，其中以犹太人居多，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系统性种族清洗。纳粹德国兴建数万个集中营，关押受害者并将他们当作奴隶劳工，甚至利用集中营的毒气室杀害人命。
1945年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投降后，同盟国占领德国，展开“去纳粹政策”。1946年，在纽伦堡（ Nuremberg）所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公开审判战犯，而纳粹德国多名军政首脑被判死罪及无期徒刑，史称“纽伦堡大审判”（Nuremberg Trials）。
冷战期间，西德总检察长鲍尔（Fritz Bauer）在1963年促成“法兰克福大审判”，制裁超过750名中下阶层的集中营管理者。
1979年，西德联邦法院也取消了谋杀案件的追溯期限，让德国能够无限期地咎责纳粹德国的罪行。德国透过司法途径来探寻历史真相及“伸张正义”的方式也并非完美。
比方说，大屠杀所涉及到人数众多，国家如何设定追究刑事责任的门槛也是一项难题。此外，国家在追究历史责任的过程中，也有可能造成族群关系变得比以往更恶劣，甚至酿成悲剧重演。
情境不同无法直接移植
事实上，各国处理自身黑暗历史事件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模式，与国家内部及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氛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外国的经验和策略有其社会脉络，马来西亚也无法直接移植使用。
双威大学政治学者黄进发（见图）受访时指出，德国之所以能够“清算”纳粹，包括政府体制的人事聘用落实“除垢”（Lustration）制，根本条件是德国当时是战败国。
“国民也都接受国家犯下了罪行，清算过去是要建立不同的未来，被清算者完全没有正当性和实力抗拒。”
至于南非，黄进发指出，新政府能为旧政权的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基本条件在于，种族隔离遭到世界痛恨，即使白人也难以为它辩护，而受害的黑人乃至其他有色人种在人口上是绝大多数。
“强硬的清算将延续黑白之间的族群矛盾，如其邻国津巴布韦（ Republic of Zimbabwe）。曼德拉的新政权选择柔性的转型正义，正是要避免此路。”
咎责与和解未必同行
黄进发进一步点出，转型正义和国民和解不一定同行，世界上一些国家虽然有过历史的不义，但未必积极落实转型正义。
他举例，日本在二战末期对琉球（冲绳）岛民的迫害至今也没有转型正义，因为日本整体上不愿意面对和检讨二战历史。他也以邻国印尼为例，指1965年的反共反华大屠杀所涉及的矛盾太深，追究这段历史可能“动摇国本”，因此印尼至今不愿面对历史不义。
“转型正义强调追究责任，让受害者或家属觉得正义得到伸张；而和解是解决怨气，让大家愿意为了未来而放下过去。如果没有转型正义，受害者或其家属一方无法放下，当然没有全面的和解。然而，如果转型正义让另一方强烈反弹，也无法和解。”
“转型正义能否与和解同行，和解与转型正义何者先行，可能取决于两个重点：第一、社会对争议事项有无一定的共识；第二、两方的实力有多悬殊。单一文化社会通常比多元文化社会（或分裂社会）更容易谈转型正义，而受害方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也更容易谈转型正义。”
回看马来西亚，他解释说，“不管是跨国或本国比较，马来西亚的513事件的伤亡人数以人口比例来说很低，但是它塑造了后1969年的体制。”
他接着点出，许多非马来人认为，重新检视513事件，能解除1969年体制的正当性，而这是推翻这种体制的关键手段；同时，对多数马来人而言，后1969年体制是族群、宗教存亡所系的国本，必须不计一切代价捍卫，即便是淹没或扭曲真相，都可以是必须之恶。
“如果双方都是项庄舞剑，那么检视513事件只会离国民和解更远。然而，若要遗忘513，不但对受害者和遗属不公（很多已届高龄），也不利于清理513事件对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我们如果不以“否定现有体制”为出发点，就可以开放地去理解历史。“我们应该去聆听、审视，而不是急于批判和否定，让社会一部分人害怕面对真相。”
“当务之急，第一是尽量记录口述历史，因为当事人即将老去、凋零。第二是爬梳历史档案，一些外国档案会因为保密期限结束而公开。做这两样的工作，最需要要投入资源，而不是摆高姿态。”
破除恐惧探寻真相
513事件今年迈入半个世纪，经历这段历史的长者已逐渐迈入高年或已离世；年轻人则在模糊而莫名的恐惧诉求下成长，历史课本里找不到513事件的细节，长辈也经常不允许过问。
马来西亚在2008年见证了槟城及雪州变天，在2018年首次和平转换联邦政权，而种族冲突并没有如政治人物和老一辈所警告的那般重演，这份恐惧似乎已悄然不攻自破。
大马人权委员约瑟（Jerald Joseph，见图）受访时指出，惟有马来西亚能够面对历史事实，而非避而不谈，才是跨出和解的第一步。
“和解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摆脱猜疑、误解和错误的讯息，迈向真正的互相尊重。我们必须要铭记这场悲剧中的受害者，并确保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如果这段历史不能碰，不能谈论，这代表我们还没有成长，我们并未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我认为，今日的历史课本必须揭露清楚和基本的事实，说明谁参与其中和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十几年前，若踏入国家档案馆，尝试搜寻513事件相关历史资料，或许只能找到国家行动理事会报告，甚至1969年的旧报纸全都宣称已损坏。
撰写专题期间，记者走访国家档案馆时发现，多份旧报纸及数张关于1969年全国大选、选举前夕劳工党党员林顺成丧礼游行、513事发后难民聚集体育馆等相关照片，都已在2001至2015年之间建档，并可供公众查找。
此外，一些非官方出版的513事件相关书籍、口述历史逐字稿都已收录在国家档案馆。不过，部分的旧报纸并无数位化及妥善保存。当每一次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报纸，黄褐色的薄薄纸片就片片剥落。
时隔50年，513事件的历史事实至今仍有模糊地带。1969年10月，全国行动理事会发布《513悲剧报告书》官方报告指出，暴动是以华裔为主的在野党支持者，为庆祝在1969年大选成绩上街游行，挑衅失利的马来人及巫统所偶然引发。
不过，社会学者柯嘉逊2007年出版的《五一三：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引述英国驻马官员的观察报告、外国通讯记者所撰写的新闻报告等文件，归结指出513暴动是一场“策划性的政变”，以图推翻时任首相东故阿都拉曼。
时任巫青执委阿末慕斯达法哈山（Ahmad Mustapha Hassan）曾揭露，当时的原任雪州大臣哈伦住处预先准备好武器和头带，这与官方宣称513事件是种族情绪高涨偶发酿成惨祸之论述，也有所矛盾。
至于死亡人数，官方报告宣称死者共有196人，但外国特派记者及观察家估计死者人数超过800人。不过，确切的死亡人数如今已难以考证。另外，由于官方记载的死者之中，带有枪伤的华裔死者人数众多，这也引发另一种揣测认为，马来人主导的军队在暴乱中执法偏颇。
理解真相不等于报复
约瑟认为，南非在种族隔离结束的初期就展开真相探寻与和解之路，乃是非常勇敢之举；而马来西亚在时隔半世纪后，也是时候坦诚梳理这段历史。
“我认为，我们可以采取类似南非的模式，开放地让人们分享他们的经历，但绝不是以政治化的方式。所有事情都已过去，今天没有任何人要宣战。我们需要让这个历史章节画上句点，那么今后就没有人再敢拿513来恐吓马来西亚人。”
约瑟也分享说，他数年前任职于非政府组织社区传播中心（KOMAS）时，曾经举办多场“反歧视工作坊”，让不同群体的人们各自倾诉内心对其他族群的看法，甚至是猜忌和恐惧。
“过程中，有的人说着说着就哭了，所有人在活动最后互相拥抱，大家开始展开了讨论。这也是一种族群之间的和解。这些年来，民间团体已有不少的实践，我认为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也是时候迈向和解。”
不过，国民大学荣誉教授阿都拉曼恩蓬（Abdul Rahman Embong，见图）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马来西亚当前重要的并不是追究历史细节，而是找到各族群在21世纪“共同往前”的新论述。
“当你挖掘过去的事情时，必然会有利也有弊，特别是这种极为敏感的过往。如果说要探寻真相，你要怎么验证真相呢？你可以接受的真相，未必是另一方可以接受的。”
“我们为什么要回头？我们必须向前。我们过去确实曾经犯错，但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未来。如果事情才刚刚发生，那么就另当别论，但这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当然，如果有历史学家可以找到确定的事实或证据，那当然没问题。”阿都拉曼恩蓬表明，他对于追问历史事实的方法和目的有所保留。
社会已变暴乱难重演
国民大学研究员陈穆红（Helen Ting，见图）则点出，虽然首次政权转移后，人们对513事件的恐惧已减少，但希盟新政府仍然“脆弱”，在面对巫统及伊党频频挑起族群课题之际，她认为，现在还没到追问513事件历史真相的正确时机。
“我认为，未来有一天，这个国家应该要承认经历这些人是受害者，而且他们是无辜的。但，什么时候才是对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问题。我不认为现在是适合的时间。”
陈穆红在国民大学大马及国际研究院（IKMAS）任职，多年来专研国族认同、社会关系、多元文化及历史教育等领域。
她认为，513课题至今仍是个族群敏感的课题，而当前并非讨论此事的正确时机。若在野党变得更民主进步，或希盟新政府有了更稳定的步伐，陈穆红认为那或将是更适合的时机。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机，因为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准备好。尤其是现在的执政党有自己的弱点，在推动签署ICERD、承认统考这些有争议的课题时，准备和过程不周全，总是被动地退缩。希盟刚刚执政，内部还是有一些权力斗争，党与党之间也未必融洽。我不知道这（讨论513课题）是不是会变成一个议题，被在野党利用来攻击执政党。”
“我们现在提出来，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其实马哈迪也是那一辈的人，而且他就是当年的那群少壮派 之一。也许我们应该至少等他下台，安华上台后，经济情况也比较稳定后，情况或许会比较适合（谈论513的历史）。”
她也指出，种族暴乱并非“随机自发”（spontaneous），也不是族群分化的必然发展。她引述美国学者霍洛维兹（Donald L. Horowitz）的理论说，若能够确保执法公正，并控制假消息或夸大的谣言的散播，即能避免这样的流血冲突再度重演。
陈穆红说，513事件对马来西亚的影响在政策制度及公共领域较为显著，而1971年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即是最明显的例子。她续说，50年后，马来中产阶级的比例已大大提高，社会经济情况与1960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马来都市中产阶级已经增加很多，而他们也不会希望族群冲突的历史重演，因为这会影响国家经济，进而也影响到他们。”
建立新的国家叙事
阿都拉曼恩蓬受访时也提出与陈穆红相似的看法。他认为，513事件的发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局势息息相关，而2019年的政经局势与1969年已截然不同。
“我们要摆脱513事件的恐惧，酿成513事件的背景条件如今已经改变了。现在的政治经济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城市里的人口结构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1960年代，吉隆坡大部分是华人，而现在则是各种群体都有。”
他认为，如今马来西亚人在日常生活场域中，各族之间相处融洽。惟他感叹，虽然马来西亚已经迈入不同的阶段，但仍然有人喋喋不休地重提种族课题和513事件。
“我想，我们应该发展或建构一套新的马来西亚论述，而马来社群作为马来西亚的主要群体，若有什么担忧或考量当然也会被纳入其中。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讨论。”
阿都拉曼恩蓬认为，既然政府已设有国家团结咨询理事会 （National Unity Consultative Council , NUCC），那么此委员会应当积极倾听民意，透过对话沟通的方式搜集民间意见，为马来西亚形塑新的社会共识，建立21世纪的新国家叙事。
“这个新的马来西亚叙事，是一个能让马来人与其他族群的人共同前进的论述。至于要如何做到，这需要经过众人的讨论。”
扶弱应以需求为主
513事件爆发的两年后，国会恢复正常。1971年阿都拉萨出任首相并推动新经济政策，希望透过制度改革的方式，提高马来土著的股权持有比率，促进及维持国家团结以避免悲剧重演。
半个世纪之后，土著经济政策至今仍旧存在。随着社会变迁，约瑟、陈穆红及阿都拉曼恩蓬三人都认为，马来西亚的经济政策应从“种族为本的扶弱政策”（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转向“需求为本的扶弱政策”（need-based affirmative action），以更准确地协助有需要者。
约瑟坦言：“513事件爆发后，政府落实新经济政策并没有任何错。因为当时有必要透过这样的扶弱政策来纠正失衡的情况。不过，种族为本的扶弱政策若没有明确的截止时间，则并非好事，因为这将会制度化种族歧视。”
阿都拉曼恩蓬则点出，如今马来西亚的B40低收入群体其实仍旧以马来人居多，因此希盟若转向“需求为本的扶弱政策”，真正有需要被协助的马来人也不需要害怕担忧。
针对制度改革的面向，黄进发则认为，体制的存废应交由“现在的民意”决定，而非纯以历史对错定夺。他也提醒，当我们面对历史或当前体制的问题时，都应该戴上“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不以自身利益的考量来蒙蔽自己对公平正义的认知。“在审判之前，我们应该先理解和同理。”
“无知之幕”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概念，意指讨论有关公平正义、权力与资源分配的问题时，人们应将想象自己在一种“原初的状态”，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毫无认知，不知道自己的种族、阶级、是否天资聪明等等。
换句话说，黄进发建议，当我们讨论历史及制度规划是否“正义”时，人们不应从自己在社会中现有的位置或自身群体的利益出发，而应该假想自己可能随机位于社会中的任何位置，包括最弱势的位置。
【我们的513故事】《当今大马》希望收集并公开这些民间的513经历与叙事。无论你是否亲身经历这场悲剧，我们都乐意听到你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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