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港马社运的抗争与记录

早上10点50分更新

香港的街头上，“释放刘霞”、“结束专政、勿忘六四”等标语竖立，陈景辉带领“六四”导赏团，向参与者解释“跑马地马场”曾在30年前聚集过百万港人的历史；夜间广场人潮汹涌，邹幸彤念着悼词纪念“六四”牺牲的学生，一边似在哽咽。

另一边厢，东马山区村落內，来自吉隆坡的侯雯诗，和峇南原住民一起反水坝而搁置升学，不料却就此与原住民结婚生小孩，在东西马两地延续原民抗争；新柔长堤的景色闪过，在新加坡工作的李成钢，孜孜不倦地往返马新长堤，除参与柔南黄色小组、不时也北上返乡，参与吉隆坡的各种民运。

他们都是《我们也许相遇》纪录片的主角。乍看之下，四人在不同时空背景耕耘，平行交错；但仔细一想，却有所连结——两地地景、抗争精神，通过这部纪录片跨域交融。

最近，反送中200万＋1人上街之际，香港导演江琼珠和卢敬华依旧按照原定计划赴约，带着最新出炉的纪录片到新马巡回。

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来马。2017年，他们俩的作品《我们在此相遇》，访问香港与大马五位社运分子，用镜头窥探他们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挣扎与抉择。今年，江琼珠和卢敬华再拍续篇。惟题名从“在此”相遇，转变为“也许”相遇，仿佛多了一份不确定性。

左翼和国际主义的情怀

江琼珠和卢敬华都是资深新闻工作者，年岁刚过一甲子，从事传统媒体数十年以后，近年拿起摄影机的目的，仍是记录社会上受打压的人、中坚的抗争者、坚守信念的小人物，关注的对象横跨香港、中国、马来西亚。

问起片中港马两地社运人的特质有什么差异时，他们俩反而先点出了被摄者之间相似之处——四位受访者的思想行为都偏向左翼，尽管彼此之间关注的议题和对象不全然一样。

“其实，他们四个都属于左翼。当然，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落差，但我觉得方向是一样的。”江琼珠语毕，卢敬华也随即认同，“他们的情怀差别不大，只不过抗争的对象和议题有不同而已。都是比较自由、人道主义的左翼，倾向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不是共产党的左翼。”

江琼珠直言，其实，他们也自认为是左派，但跟前一代情系中国的“老左”不同。“左派最大的意义就是，站在边缘群体这边，认为富人太富是不行的，但（我们）也不是要所有的财产都均分。”

除了站在鸡蛋那一边、反对贫富不均外，卢敬华进一步提到，人们还应有“国际主义”的情怀，关注自身以外世界的平等和抗争。在1970年代到加拿大念电影，从而接触左翼思潮的他，比较当年的国际氛围跟现在的香港，“左翼在加拿大也是小圈子，不过当时还是有比较多这些组织，关注的都是偏向国际的议题。”

“现在，香港对其他地方的关心没那么大，在1970、80年代，就算在香港读书的学生，对其他地方的关注比较多。”

在卢敬华眼中，两部纪录片主角的跨域抗争，“或多或少都有国际主义的情怀。”他也笑称，他俩若不也是个国际主义▼的信仰者，这些年也不会跨洋过海来马拍纪录片。

“反而，现在香港本土课题兴起，他们就只把目光聚焦在香港，”他说。

声援六四到本土意识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后，主张关注香港利益为先的本土派声势高涨，在香港政坛最大派别泛民派、建制派以外，劈出另一条路。

多数本土派旨在拥护香港价值和文化，期望加强港人身份认同，更在港中关系上立场鲜明。他们对抗港中融合及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治干预之余，也认为香港没有义务推动中国民主运动。

这与部分港人主张香港争取民主的同时，须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立场相异，同时也呼应了卢敬华的观点。他认为，香港本土派具有“排他性”，与他笃信的左翼价值、关注国际的信念不符，而且跟香港的历史背景也有瓜葛。

1989年，北京爆发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关注中国民主人权境况在香港一度是“全民运动▼”，他们俩也卷入时代洪流之中。

那一年，卢敬华甫从加拿大回港，辗转当上记者，也被派到北京现场，拍摄戒严前的天安门。而江琼珠则在伦敦游学，但人还没来得及“游”和“学”，她就在异乡筹办活动，声援远方的北京学生。

后来，他们成为自己口中的“左派”，持续以镜头关注中国维权人士、乃至跨洋拍摄至马来西亚社运圈。江琼珠解释，成长时期往外探索的渴望，或许和香港彼时的经济未起飞、港人未养成文化优越感有关。

“我们成长的年代没有这个优越感，总觉得要向外学习。”

“香港1970、80年代才经济起飞，之前，你觉得自己不那么高，所以要向外认识；1990年代、2000年后，香港经济起飞了，是所谓国际大城市。”

2000年后，香港经济繁荣昌盛，但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十数年，中国政权对港政府的干预增加，人们将时间投入不断冒现的本土问题。江琼珠认为，这反而进一步激发港人的文化优越感,“我们本来就有优越感，你来打压我们，我们就更内聚。”

“尤其是对中国大陆来的人，那种优越感更强，认为我比你文明。”

既然是政经因素的改变，促成了港人的文化优越及认同感，进而催生本土意识，那么，作为影像纪录者，会否也想拍摄这群与自己理念不同的人，或试图与之沟通？

对此，江琼珠答得直率，“我没有比80后更年轻的朋友，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过跟他们沟通。不过，我觉得不要勉强，一代人做一代人应做的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不会去拍（本土派领袖）梁天琦。虽然他很出名、有意思，去拍他可能（跟观众）很有共鸣，但你可能聊不到他心里的话。可能跟他的同辈去拍他，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不拍当红炸子鸡或主流大人物，江琼珠和卢敬华选择用独资小众的方式，记录小人物与边缘群体同在的姿态。片成之后，宣传和放映方式也老派而实在——片子不放到网路上，不追求收视量，为追求更本质的与观众交流，不惜自费带着片子到各地巡回放映。

像这次新马巡演，不仅两位导演到场，就连片中4主角，除了陈景辉以外，其它3位皆现身参与。其中，香港“支联会”副主席、执业大律师邹幸彤更为此片首次来马。

除了放映外，她也被“群议社”、“人民之声”（Suaram）等民间组织邀请演讲，与观众分享港中关系、及她素来关心的中国人权议题。

不一定是世代差异

来马短短数天，80后的她亦对关注港中议题的本地圈子有一些观察。除了讶异到处都能说粤语的文化亲切感，及观众掌握香港局势的熟悉程度，她也对马来西亚本土也有出现“大中华情意结”的现象感到意外。

“跟大家对话时会觉得，华人社群的凝聚力、认同感挺厉害的。”

不过，她说，“大家对中共的宣传好像没有太多免疫力。不知道是否因为缺乏有警觉心的相关组织做反向宣传。”

她解释，香港直接受到中共的影响，因此人们在接收媒体资讯时，会下意识思考，眼前所见是否是政权的宣传。

她认为，这样的“大中华情意结”，其实是将民族认同跟政权认同捆绑在一起，担心民众或会因此在接收资讯时，少了一层怀疑与思考。

另一方面，她发现不同族群语言圈，所关心的议题也会有所不同。在“人民之声”的那场座谈，她以西藏和新疆的人权情况为例，分享中国人权问题，因而看到相对于华社对香港社会的了解；本地穆斯林社群则较留意新疆维吾尔族的处境。

无论是对疆藏人权的了解，或对中国政权宣传的提防，都跟邹幸彤在港从事的中国民运脱不了关系。

1989年5月，香港百万人发起声援北京八九民运的大游行。那一年，她才4岁，也是她目前所属的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成立的一年。

过去30年，支联会立志推动“民主化中国”的纲领，每年主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纪念在天安门前牺牲的学生。不过，随着本土意识已经兴起，坚持“建设民主中国”纲领的支联会，逐渐无法吸引年轻新血加入。

2016年，她接任副主席的那一年，支联会的创会成员、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宣布退会。彼时，她在港关注中国民主人权，注定踏上与大多数同侪都不一样的道路。

虽然小学时期就曾被妈妈带到维园参与六四烛光晚会，但她真正踏入民间运动，反而是离乡背井到英国剑桥大学念书后。她先是在英国创办了名为“CUTS▼”的组织，专门关注中国跨族群人权，后来一路在剑桥大学地球物理系念到博二那年，渐渐看到自己未来方向与选读学科不符，而毅然选择肄业回港。

她最初是到启蒙组织支联会当义工，随后加入总部在香港、关心中国劳工问题的“中国劳动透视”。期间，她又因工作需求而报读法律课程，再花四年取得学位，自此成为执业大律师，随后接任支联会副主席。

询及她跟两位导演看待议题是否存有世代差异时，她反而提出自己与同辈本土青年间的不同。

“我想也不一定是世代间的问题，而是你所信守的价值观是什么。有时我反而跟本土的青年理念分歧更大，说到底就是一种左右的分歧。”

邹幸彤认为，香港本土派蔚为流行，与全球右翼思潮、保护主义的崛起息息相关。

“本土思潮跟着全球的右翼思潮兴起是同扣的，跟川普或欧洲的局势发展也好，是很保护自己的，譬如主张不要移民过来，移民就是来抢我们的东西。”

“虽然不是所有本土都这样，但香港现在的本土有这样的一面。”

她直言，“若是根本上歧视不同族群的人，是当不了朋友的。可以讨论的，更多是策略性的本土。”

“他们觉得民族主义的思想跟情感，是很好动员、很容易凝聚人的元素，认为这是香港（做社运）最好的途径，也确实是的。”

“但‘左胶’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不道德，认为那种族群划分背后没有原则。如果认同人人平等，怎么能用族群来划分你应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呢？”

不过，她坦承，所谓“左胶▼”的论述，也因为固守原则，无法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

“本土派就会觉得我们这种人天真嘛，毕竟你在面对现实问题，还执着这些原则干嘛，这就没办法啦，大家对现实的理解可以有不同。”

受访时，她数度以“左胶”自嘲，却不忘举例阐述恐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原则背后的逻辑。

“我听过本土派最荒谬的论述就是，（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该支持中国争取民主，因为中国民主化对香港不好，如果中国人民可以一人一票，肯定不会让香港有自由。”

“我觉得这很荒谬，一来民主不是这样定义的，二来就算这是事实，你要让一个国家的人不民主，来维持你的民主，这是不道德的呀。”

她认为，选择在香港关注中国人权，或许也是个性使然。

“香港的问题很多人关注，本土思潮那么流行，不差我一个了；而中国议题没人关注，而且很严峻，香港又是能做很多事情的地方，我既然站在这个位置，又能发挥点作用，宁可去做没那么多人关注的事。”

不过，这不代表邹幸彤与同路人不关心香港本土议题，“每个人有他专注的范围，反送中或雨伞的时候，我也有出来，只不过不是运动领头人而已。”而且，她说，支联会目前有个小组，专门跟进反送中游行中警察攻击群众案件。

赞反港独的第三条路？

本土派发展至今，其中最吸睛的论述，即是光谱中最激进的港独派，不仅国际媒体关心，也激起中港政府的注意。2016年，香港民族党成为首个公开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同年7月，其党主席陈浩天被取消参选香港立法会的资格。

然而，江、卢和邹仨人却跳脱赞同或反对港独的二元论述，进而提出第三种答案。

邹幸彤认为，左翼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国际大同、世界大同，“那我干嘛要划国界？”

“你说左翼反对港独吗？但没人说港独是不对的，只是觉得这不重要。我们要的是民主自由的社会，香港或者广东的独立，或整个中国还是个国家，其实没什么分别，只要他们活得好就行了。”

卢敬华也同样指出，自己对港独与否“不感兴趣”，原因在于对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不置可否。

“其实我本身不喜欢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以连兴趣都没有，所以也不去想赞成或不赞成。”

“我对国家这个概念没什么好感，现在香港在争取独立的人，多是所谓香港的民族主义，跟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样，都是排外、自我中心的，我不喜欢这样。”

“不管什么地方，中国或不是中国，我关注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大于国家。”

不过，他并不代表他同意香港政府打压港独人士的作法，“我支持言论自由，他们可以争取独立，我不反对，即使我对这个没有兴趣。”

至于江琼珠，则斩钉截铁地道，“我不赞成……目前为止不赞成，十年后我不知道，可能真的水深火热时，我也会改变思想。”

针对这个问题，她观察到自己跟时下年轻人的不同。无论港独条件存在与否，“年轻人是即便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

她也坦诚且磊落地说明，“我没有付出的勇气，你赞成，就要站到前线去，你不能说赞成，（却对别人说）你去吧你去吧。”

仨人对此议题的看法虽略有不同，但大方向大抵一致。正巧与《我们也许相遇》里的港马社运青年一样，即便抗争的形式、关注的主题不同，却对社会有相似的关怀。

《我们也许相遇》，不仅让两地青年在片里碰头，也让彼此社会中的复杂性，在现实中和观众“相遇”。虽然跨域交流后，人们终究要回到各自的所在，但相互汲取的养分，可能不会因分离而消失。

如同导演卢敬华在面子书专页上分享的，一名观众对纪录片名的感慨，“在生活中，在运动中也是如此，也许相遇，也许不相遇，最重要是各自投入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