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事件完而未了？——从性别文学另辟蹊径

今年是513事件50周年，正当众人专注从政治或历史角度来讨论这次悲剧之际，学者苏颖欣点出，五一三文学作为官方史外的媒介，或比政治或究责式的诉求更有力量也更丰富。

“文学作为在官方历史之外，跟口述历史有点类似——怎么去补充历史的血肉、释放一些被压抑的声音还有身体？”

“小说建构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情感世界，把这些日常的缝隙给填满。”

“我们可以怎么谈五一三？文学、学术、口述历史等等叙述，可能比政治诉求更有力量。”

苏颖欣目前是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她指出，早在1970、1980年代，许多文学作家已撰文回应五一三，甚至还成为了马英和马华文学界人物出走或回归的历史分水岭。

她举例说，马英作家林玉玲（Shirley Lim Geok-lin）经历513骚乱后，从此抱着“不再回来”之心，远赴美国落地生根。

林玉玲说，“五一三以后，数以千计的马来西亚人和我一样，陷入集体忧郁……我没有国族理想可以想像。暴乱之后的文化狭隘主义，包括种族固打制、族群政治和种族本质化的分离主义文化，使我绝对厌恶。”

苏颖欣进一步指出，尔后，许多本地作家通过文学回应五一三，诗歌有林玉玲、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赛扎哈里（Said Zahari）和余长丰（Ee Tiang Hong）等。

至于小说，则有丁云1982年出版的《围乡》、叶贝思（Beth Yahp）1991年出版的《1969年》（In 1969），以及林玉玲2001年出版的《焚香金箔》（Joss and Gold）等。

通过文学翻转国家叙事

苏颖欣挑选了3部的五一三相关作品，即佩塔（Preeta Samarasan）2009出版的《漫长的下午》（Evening is the Whole Day）、黎紫書2010年出版的《告別的年代》，以及汉娜（Hanna Alkaf）今年甫面市的《天空之重》（The Weight of Our Sky），从国家与性别视角来剖析它们。

苏颖欣发现，书写513事件的小说家多为女性，而上述3本著作可说是女作家通过文学翻转了国家叙事，揭露女性如何遭排除在国家叙事之外。

她举例，《漫长的下午》中，作者通过小说男主角艾帕（Appa），讽刺熟谙英语的中产精英男性，如何在后五一三的国语化政策中遇挫；而向来不关心政治的艾玛（Amma）却在骚乱当天，在德士内生产，最终反而成为卷入513事件最深的人。

苏颖欣补充，513女性作家小说经常会出现女性待产或生产的情节，寓意新一代的诞生。

此外，它们几乎也无可避免地安排跨族群的爱情故事，仿佛以此为紧张的族群关系提供一种解药。不过，她遗憾地指出，在这些爱情故事中，大部分女性还是需要依赖一个“好”男人。

苏颖欣也是青年组织“业余者”的成员。她上周六（6月29日）受邀在业余者所主办的“五一三的历史幽灵：文学、记忆与情感”座谈会上主讲。

同场主讲人还有槟城理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傅向红、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小保与苏丹依德里教育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魏月萍。

国家叙事性别二元再现

苏颖欣说明，国家是有性别的，而性别化线性的国家叙事，则经常强化性别二元的角色和形象。

譬如，在国家叙事中，女性通常化为一个符号或图腾，如国家（mother country）、故乡（mother land）、语言（mother tongue）等；至于男性的形象则以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土地之子（bumiputera）为代表。

她指出，两者的差别在于，男性象征为国家的行动者，而女性仅作为被动的符号和标志，是维护传统的旗手，双方各自守据公私领域，不可互相干涉。

“所以，我们想象513事件时，大家的印象是什么？一想到街头暴乱，就是行动党的男性在示威、巫统的男性怎么样。”

所以，她续说，“我们想象的都是男性操作的513事件和叙事。”

另一主讲人傅向红也认同此说，并形容513事件与战争冲突的特质一样，恰如一场雄性暴力造成的冲突事件，是很性别化的历史，惟鲜少人从这个角度探析513事件。

盘踞不去的五一三幽灵

政党轮替后，513话题似乎随之解禁，不过，吴小保指出，曾经在野的执政党也以513事件为要挟，试图要求人们服从某些政治安排时，说明我们始终并未真正摆脱桎梏。

吴小保（见图）借用《共产党宣言》名句形容，513犹如盘踞不去的历史幽灵，朝野党派既忌讳五一三，却又不断召唤它，以服膺他们的政治利益。

“所有的当权派，甚至在野的派别都对它（幽灵）有一种很奇妙的想法，不断地召唤它，把它带进来现实生活中，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推动他的政治议程。”

他也提醒，五一三作为认识对象，除了513事件本身外，还包括了后五一三情境。

他指出，513骚乱事件后，马来西亚的精神面貌巨变，人人高举“团结和谐”的牌子，但其背后却恰恰地反映了对暴力和分裂的恐惧。

“高举团结的说法，早在建国时期就有了。我们提倡大家要团结，不要搞族群分裂。”

“但是在513之后，它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就好像在家里，你知道晚上睡觉要关门，你每天都关门，这是一回事。”

“但若有一天，你家里进贼了，你还被贼打了一顿，从此以后晚上睡觉务必关门，这（关门动作）对你来说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华社回应国家文化政策

吴小保指出，513事件后，其历史效应暧昧模糊，难以辨识，而且并不只限政策层面，还影响了华社的运作模式，甚至意识观念。

1969年冲突爆发后，马来统治精英在1970年初，推出新经济政策与国家文化政策，倡导马来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独尊地位，使其他文化与族群则客体化与边缘化。

“其实，国家文化政策是在1971年，一批精英在马来亚大学开会所决定的。所以，民间基本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相继12年后，全国15华团领导机构在1983年提呈《全国华团文化备忘录》以表异议，并开始推动各种文化节和活动，翼以多元文化的论述与实践，终结国家单元主义的政治议程。

他指出，尽管华团和华社主张多元文化论，不过，爱国主义的思路终究深刻地指引他们当年的回应。

五一三“完而未了”状态

吴小保表示，虽然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文化文学，不过，人们当年的想法并非如此。

“那个年代，大家没有这样的想法。大家会认同国家文化政策和国家文学也有正当性，只不过，它没有真正开放给大家参与。”

“因此，我们要积极参与制定国家文化政策，决定国家文学应该长什么样子。”

横跨1980与1990年代，华社的多元文化论述始终未能撼动国家的单元主义议程。不过，吴小保认为，当年那种“感时忧族”的情结，确实加强了华社的文史保育工作观念，如捍卫三保山运动。

但吴小保更关切的是，513事件“完而未了”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终结？

他认为，趁着50周年纪念，应该让更多人公开讨论513事件，包括跨语言讨论以打破禁忌，厘清罹难者家属所蒙受的创伤，包括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

“我们如果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方式去处理它的话，（我们）很可能有机会告别五一三。”

新大马下的“历史断裂”

另外，苏颖欣指出，509大选后，不少在朝政治人物开始倡导新马来西亚的概念，而这种新大马论调之“新”，反映一种见证和创造历史的欲望。

惟她认为，这种论述却掩盖了历史的连贯，进而忽略了如何看待与回忆历史记忆的问题。

她引述历史学者法力诺（Farish Noor）的说法指出，五一三并非族群冲突的结果，而是进一步激化种族和宗教极化的蓝图。

“若不谈历史，而强调我们处在一种新的状况，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

此外，有别于专注史料真伪的一般历史叙事，苏颖欣建议采纳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的“现在时的历史”概念，主张让情感的记忆承担复杂的历史内容。

依此，她说，回望513事件不能只把它当成固着于过去的事件，而是要看见其中的情感记忆，并接纳其为历史进行中的一部分。

换言之，直面513事件，意味着513叙事不再附庸于政治目的，而且也不再存在一个终极的真相，而是包含许许多多情感记忆的真相。

惟，苏颖欣直问，面对眼前的种种真相，我们是否有恰当的话语与空间来承载与叙述它？

“如果今天我做五一三研究，是因为我是华人，一个为国家历史忽略的社群，其实，你带着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那个结果在那边，你带着这个身份走进去，所以结论到最后是不会改变的。”

“把同一个事件在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揭开来之后，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够面对这样的真相？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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