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命名即记忆控制，论者冀重视底层声音
513事件爆发至今已逾半世纪，主要浮现两种论述，一是官方版本的种族骚乱论，其二是民间学者的巫统统治阶级权斗论。不过，论者认为，这两种论调皆将事件符号化和种族化，无视亲历者的声音。
槟城理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傅向红说，“这两个论述里面，我看不见当年亲历者，亲身经历那一场骚乱的人的故事、生命在哪里？”
她认为，这两种论述都倾向于打造固定的历史结论，认为513事件是马来西亚的历史伤口和国族分裂的象征。
她说明，种族冲突论要求人们禁止挑战马来人特权，而巫统宫廷内斗论则主张要多元族群和谐团结，两者都压抑了多元论述的可能。
513事件爆发至今已逾半世纪，主要浮现两种论述，一是官方版本的种族骚乱论，其二是民间学者的巫统统治阶级权斗论。不过，论者认为，这两种论调皆将事件符号化和种族化，无视亲历者的声音。
槟城理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傅向红说，“这两个论述里面，我看不见当年亲历者，亲身经历那一场骚乱的人的故事、生命在哪里？”
她认为，这两种论述都倾向于打造固定的历史结论，认为513事件是马来西亚的历史伤口和国族分裂的象征。
她说明，种族冲突论要求人们禁止挑战马来人特权，而巫统宫廷内斗论则主张要多元族群和谐团结，两者都压抑了多元论述的可能。
因此，民间虽然要求政府解密513机密档案，还513事件一个历史真相，不过，她提醒，官方文件并不代表513历史的全部。
“513历史不止在官方的档案而已。我们不可能只期待官方的档案来理解513事件。这样的观念很狭隘。”
傅向红（见图）是“五一三的历史幽灵：文学、记忆与情感”座谈会的主讲人。这场座谈会是由青年组织业余者，上周六（6月29日）在吉隆坡中山大楼的亚答屋84号图书馆举办。
同场主讲人还有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苏颖欣、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小保与苏丹依德里教育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魏月萍。
513的命名即政治
而且，傅向红点出，513事件的命名本身，就是一场记忆政治，进而控制记忆的过程，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她举例，早在513事件发生不久后，纽西兰籍东南亚史学者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以“吉隆坡骚乱”（KL Riot）呼之，定调其为区域骚乱。
不过，直至官方报告于1969年10月出炉后，即以日期命名，513事件则跃为全国性骚乱。至于“种族骚乱”是我们后来常见的论述。
“这些命名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它影响着我们怎样去理解这场历史事件。”
【延伸阅读】513暴乱：笼罩大马半世纪的阴影
另外，513事件的根源要追溯至什么时候，也是充满政治角力的过程。
她列举，华社一般会追溯至1969年选举前夕，劳工党党员林顺成丧礼游行；而马来社群则会追溯至1969年4月25日，一名巫统党员在槟城大路后（Jalan Perak）被杀事件。
甚至，她补充，也有人会将513事件的根源，推至1967年货币贬值所引发的槟城大罢市（Hartal）事件，或自二战以来复杂的族群关系。
她说明，这些不同时间点的历史定调，都会形成的不同记忆，同时在不同族群之间留下了不同的历史遗绪。
并非为弥补史料不足
近年，傅向红在偶然机缘下，与数名友人展开513事件口述历史计划，到处收集513事件罹难者家属和亲历者的故事，并计划出版成书。
她认为，口述历史的价值不是为了弥补种族冲突论和巫统内斗论的不足，而是让底层社会现身说法，为历史提供截然不同的视角。
她说明，口述历史的特质在于让亲历者亲身叙说有血有肉的故事，让他们从叙事者化为行动者，使人们重回历史现场。
“它（口述史）让这些亲历者说故事，你不再依赖官方的资料，官方的资料不再是主要的参考对象。”
“你可以让那个故事更多元，（让）不同的视角进来，也把这些血肉之躯带入历史的现场，你也可以知道口述者本身的情感情绪。这些在官方资料里面是不可能有的。”
叙说本身具疗愈功能
不过，正当口述历史逐渐成为民间采集故事时，热衷采用的手法之际，她提醒，即使这些边缘课题极具正当性和急迫性，都不可以罔顾研究伦理。
她指出，除了受访者的受访意愿外，就连对方在受访后是否同意将经历公开、其姓名或访谈中提及的人物、照片使用权、研究者如何截录访问等，都必须经过考量，再三获得受访者的同意。
“不要小看这些事情。你实际上考量的时候，都要想得比别人多一点。”
虽然改朝换代以后，513事件的谈论看起来越趋明朗，但傅向红认为，至今仍有受访者分享亲身经历前后，都有多重疑虑。
她忆述，曾在513墓园遇到一位前来祭拜罹难者家属的阿嫲，对方一边担心会惹祸上身，而要求她不要把故事写出，一边又止不住地哭着向她倾诉经历。
过程中，陪同在旁的孙子才发现，自己一直对阿嫲的这段往事全然不知。
因此，她认为，口述史其实是在慢慢地打开叙述空间，也有助罹难者家属的疗愈。
不过，她说，家属的恐惧也说明了社会尚未提供安全的空间，让他们放心谈论这个禁忌议题。
“述说是一个很疗愈的事情，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创伤、生命中的巨变。能够述说是一个很疗愈的事，但是需要一个免于恐惧的空间。”
恐惧记忆传承自长辈
众多关于513的记忆陆续浮现竞争，官方与民间各自表述，不过，魏月萍（见下图）却更为关切记忆的叙事本身。
她认为，人们孜孜于513的真相，恰恰反映出这起历史事件在人们心中，逐渐形成一种历史暴力和创伤，而且仍存在许多模糊与神秘的部分。
她进一步指出，这种历史的模糊，传承自上一代人静默的恐惧记忆。
“我们对513事件的了解，或者说对513事件的知识，其实也来自我们的父母代的记忆，形成了我们的个人记忆。”
她以旅台学者、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林开忠为例，提到对方有次到砂拉越内陆进行田野研究时，因被秘密警察跟踪而恐惧不已。
后来，林开忠反省，其恐惧心理的渊源，实则承继自其父母对513事件的恐惧记忆。
她认为，长而久之，这种对历史暴力创伤的静默恐惧，便沉淀成了一个族群的集体情绪与记忆。
因此，她不禁问，“当我们自觉记忆可以通过恐惧来承传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这当中有一种记忆的教育方式？”
洞察族群本位的叙事
魏月萍提到，记忆叙事除了关乎孰真孰假之外，记忆的构成和其条件或许更为关键。
她说明，不同的回忆主体如何回忆513事件，包括他们如何辨别与谈论涉事者，往往牵涉到回忆主体的心理空间、所处的现实条件与政治氛围。
她以《星洲日报》专栏作者无涯的《大华戏院五一三50周年祭》和历史工作者阿都拉曼（Abdul Rahman Ibrahim）的专书为例，说明两名不同种族身份的作者，分别提到在大华戏院和奥迪戏院（Odeon Theater）的经历时，都会自然地从族群本位出发，提到513肇事者来自另一种族，而自身的族群是受害者。
尽管这确实是忆述者的真实经验，但她强调，“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超越族群的框架来看待各不同的主体身份如何去记忆，而且他们在记忆当中说了什么、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除了族群自我观念外，记忆的媒介如口述、文字、艺术等如何回忆，并进一步形塑513的集体记忆、官方与民间表述，也是研究者必须意识与超越的框架。
筑起记忆的防火墙
魏月萍说，面对种种记忆叙事的另一挑战，是人们面对历史创伤时，极易生成的记忆防火墙。
她解释，记忆防火墙如事实遮蔽、心理恐惧、高举和谐、强迫失忆等，犹如一种安全机制，关乎忆述者认为何种回忆方式，对自己而言是最安全的。
他们认为重提历史创伤会破坏族群和谐，进而会形成一种反记忆的力量，甚至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因此，她提出，记忆防火墙的力量，反而会让“历史中的谣言”，成为更清楚且更安全的事件记忆。
换言之，若要直面513的“历史真相”，我们除了会面对官方欲控制社会集体的记忆外，她说，个人内在的恐惧和不安，或才是构建起记忆防火墙的关键。
“当我们谈很多记忆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记忆当中扭曲失真的部分？”
“记忆当中已经有凝缩的部分，甚至我们面对一些记忆、受访者，我们可能通过多方的资料了解到，可能这个记忆当中是有一种二次修饰的部分，那我们要如何面对记忆修饰的局面？”
由此看来，她强调，记忆并非过去式的，而是进行式的，与我们目前所处的各种条件紧密相连。
为底层社会记忆建档
随着越来越多关于513事件的记忆浮现，她直问，作为非亲历者的后513世代，应该如何诠释513事件？
而且，社会要如何为这些记忆建档，并将其知识化？
“当我们开始面对不断涌现的记忆、不同的媒介、不同的主体的身份、不同的传承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把握？”
她提到印度后殖民学者南地（Ashis Nandy）在《记忆之工》所提到的研究关怀，所着重的不是回忆方式本身，而是严谨观察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
她引述南地所言，理解记忆叙事的构成，不是为了形塑和服务民族国家，而是协助发掘那些长期被边缘和消音的底层声音。
她续称，记忆建档和知识化的工作，是为了开拓一片能让底层社会自主发声的净土，形成不受意识形态侵犯的共享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