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一窝蜂”投资中国风潮中，各大中文报纸上“某某公司在中国投资多少多少千万，多少多少亿”的消息铺天盖地，其中的真假虚实到了6年多后的今天，才渐渐浮出水面。是真实的谎言，还是“美丽的误会”，败多成少的事实自会给出答案。

马中经贸总商会前任会长颜清文告诉《当今大马》一则真实的故事：

前首相马哈迪在1993年包了一架747的专机，带领一个连官员和商人在内，共百多个人的代表团赴中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商家在宾馆签署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合作备忘录。当时我们的首相和另一个中国官员就站在签字台后面看商家一个一个上台签署。代表团离开宾馆后，服务员收拾房间时发现抽屉里有很多签好的备忘录，他们以为是代表团忘记带走，便马上报告宾馆经理部，后者立即报告马来西亚外交部……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有意不要带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认真的，完全是取巧的心态。

海鸥集团董事长陈凯希指出，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投资于1993年6月达到高峰，当时首相马哈迪组成由金狮集团（钢铁、百货）、云顶（博采、娱乐）、成功集团（基建、博采、电讯）、国油（石油）、大众银行（金融）和玲珑（基建）等的代表团赴中国探掘商机，一共签署了36项合作意向书。

泡沫退潮，成功例子不多

颜清文回忆说：“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投资是一窝蜂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多中国招商团来招商，我们的报纸吵得很热闹，一会儿说要在长江造大桥，一会儿又要去云南开赌场。我看到消息的时候自己心里想，这些都在吹牛。马来西亚的公司要搞一些形象包装，就吹自己到中国某地去投资几百万几千万，然后和中国的某一个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事实上最终落实的不到10%。”

如果说当年的“盛世”有泡沫之嫌，那么那些真正投资中国的人中，究竟有几家欢喜，又有几家忧？

隆雪华堂署理会长陈友信告诉《当今大马》，1990之前马来西亚和中国经商以贸易为主。1990开始，随着中马两国关系逐步好转，来往两地越来越便宜方便，因此马来西亚人开始在中国的各个领域进行投资。 “大马商人和中国搞贸易的时候比较顺利，但是1990后投资失败的例子不少，成功的例子不多。”

因家乡“情意结”而松懈

陈友信不无怜惜地说，很多马来西亚人是怀着对中国的“情意结”去中国投资的。他们常常觉得“家乡人”亲切，所以在做生意的时候比较放松，结果偏偏就是吃了“乡亲”的亏，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

颜清文已在中国走动多年，他总结大马商人投资中国失败比较多，而欧美国家商人投资成功率高：“欧美国家的人去中国投资往往会请顾问公司，前期工作做得很充分，但很多大马商家自以为去中国每个地方都畅通无阻，于是照搬马来西亚商场上的一套运作方式，结果马失前蹄。”他自我检讨说：“当年我本身就是自以为懂，结果吃了很多亏。”

“自以为是”导致失败

颜清文于是举自己投资失败的例子，指出“同文同宗”变成“自以为是”，是大马人投资中国失败率高的主要原因。

比如税收问题。他打入中国市场前了解到当地所得税33%，这和马来西亚当时的30%差不多，于是就开始写预算报告。但是等到缴税的时候才发现，中国除了国税还有地方税，后者累计可以高达二十多巴仙。

“这些问题欧美国家商家去之前可能都了解清楚、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太自以为是。”

颜清文介绍说，自己曾分别在上海、沈阳和长春分别开了不干胶厂。上海那个厂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但是沈阳和长春的厂却以失败告终。当时各项程序都已到位，化学师也检测过说“没问题”，似乎万事俱备了。但是最后生产出的货品进入市场后却不能用。

“原来我们的不干胶制作配方只适合热带、温带使用，是我们自以为是啊”，颜清文自嘲似的笑着解释道：“由于冬天中国北方室内有暖气，化学师在室内检测产品时没有出问题，但是拿到室外就不管用了。”

由于更换配方还需要高价购买，他最后只能关闭沈阳和长春的工厂。而上海那家厂在正常经营了几年之后，理念就被其他商家模仿。颜清文感到竞争者对自己的威胁很大，所以最终决定卖掉该厂。

“中国人太聪明了”成了颜清文撤资，以及很多富商不前往中国投资的重要原因。

法制不健全，地方政府权力过大

在中国走动了那么多年之后，颜清文最后决定在成都和贵阳投资房地产。但是在成都动工当天的经历再一次让他觉得，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深入，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

“马来西亚地方权力不大，而中国地方官权利太大，所以中国各个地方投资时候所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经济好的地方，政府不需要向商家收取各种各样的税，而地方政府经济能力比较弱的时候，就会收一些不知名的税。”

他回忆说，“几年前，我们在成都，二十多道手续都完成了，全部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我们当地的经理说‘没问题，明天动工’。第二天承包商刚准备动工，街道办事处的人突然来大吵大闹，说‘你们有什么权力动工？我这一关有没有问过？这个街道属于我管的。’”

虽然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但是颜清文却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地感叹道：“他们竟然说‘这个街道是我管的’，原来中国还有‘街道办事处’。”然后他似乎已经见怪不怪地说：“这种情况只要‘应酬’一下就可以了，这些小官主要是要显示他们的权力罢了。”

但是他补充道，“中国太大了，每个地方情况都不同。比如在上海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当地文化层次比较高，行政办事透明度高，官员有礼貌有素质。相对的，有些内陆地区的官还保留着一些封建思想，比较讲求自己的权利。”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官员告诉《当今大马》，街道是政府的派生机构，对地区有监督、协调和管理的作用，而没有行政许可权。“所有建设项目应该由行政许可部门来操作，一个项目所有手续齐全的话，街道是没有权利阻止的。”另外，中国有行政许可法，如果政府部门滥用权力，受害者可以上诉。

他也指出，由于中国的法制尚不够健全，用“红包”打通各行政部门关系以方便办理行政手续的现象仍然存在。

陈凯希认为，中国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加紧订立法律，以与世界接轨。虽然法律齐备，但由于无知和忽视，导致在交易和投资引发复杂的状况，甚至上面说没有问题，但下面没有配合，误会日深，因此造成投资困难。

点击下一篇报导： “投资中国：三思而后行，大马商家进军神州挑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