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运菜鸟到妇女力量领导，葛若琳不懈争取平权

刊载: Mar 8, 2021 9:22 AM

【2021妇女节】

维权组织“妇女力量”（Tenaganita）执行长葛若琳（Glorene Das）原本想要当一名歌手或警察，但或许是命运使然，她的哥哥在1999年12月推荐她查看这个移工与妇女权益组织的空缺，从此让她踏上一条完全意想不到的道路。

那一年她27岁。回首参与社运廿年，葛若琳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说，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走在这条路上，其动力是来自那些谦卑又坚毅的幸存者。

"我相信，是这些人们让我坚定地选择这条路——种植园里淳朴的当地妇女、谦卑的移工、勇敢的性工作者、坚强存活的艾滋病患者、顽强抵抗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寻求归属的无国籍儿童和坚守希望的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或幸存者。

"他们是我在这个组织继续工作的动力。多年来，他们努力争取平权和尊严，令我变得谦卑。"

对人权概念一无所知

葛若琳原本是社会运动圈的菜鸟。她第一次踏进妇女力量办公室时，对人权概念一无所知，从未接触过移民工和难民、艾滋病患者、劳工和其他边缘化群体。

【2021妇女节】

"他们是我在这个组织继续工作的动力。多年来，他们努力争取平权和尊严，令我变得谦卑。"

对人权概念一无所知

“我到办公室的第一周，一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爬梳资料，学习人权的含义。”

起初，她是妇女力量移民权利项目职员，此后致力于人权、移民、性别和人口贩运等课题，2010年晋升为项目主任。

4年以后，妇女力量创办人艾琳（Irene Fernandez）突然去世，葛若琳即出任执行长职，肩负起领导组织的任务，以建立公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

“ 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人生而平等，享受着尊严和权利，”但她直言，在推动社会运动与民主的过程中，难免经常会落入那种“进一步退两步”的窘境。

“但了解和肯认了我们个人和团体所具备的权力，是可以通过组织工作，尤其是跟社会底层合作，改变人们的命运时，这给了我无限的能量。"

回想当初，葛若琳虽然未必准备好接下执行长的重担，但她知道自己必须勇敢起来。这跟组织内的两个灵魂人物有莫大关联。她们是促使她不断前进的精神导师，也是她特别感谢的人。

"我必须感谢（妇女力量前执行长）艾吉尔（Aegile Fernandez）给我机会，成为妇女力量的一员，并把我介绍给已故的艾琳。”

艾琳是艾吉尔的姐姐，是马来西亚人权斗争的灵魂人物，曾赢得有“另类诺贝尔奖”之城的名誉生活权利奖项。她曾因揭发大马政府扣留所不人道对待无证移民，而在1996年面对“恶意刊载假新闻”的起诉。案件经过7年审讯后，她在2003年被判罪成，判处监禁1年，直至2008年上诉得直后，才获判无罪释放。

在葛若琳眼中，艾琳是个充满激情的领导者，也是个能言善辩的人，时时为无声群体发声。“所以，即使工作上碰到瓶颈，我也会和了不起的战友们继续经营妇女力量这支团队。”

“即使前路非常狭窄、陡峭和坎坷，带领这样的组织经常会鞭策我采取另类的做事方法，绝不牺牲任何人的权益和尊严。”

"最重要的是，我最大的动力来自艾琳她本人。她不仅仅是我的精神导师，更是我非常怀念的朋友、同志和伙伴。在我相信自己之前，她已坚定地相信我可以成功。她给了我成长的空间，让我发现自己内心的潜力。”

葛若琳和伙伴们的工作，难免经常要与他人对立，如要求对付人运贩子和罪犯，或是点名羞辱某些行业，进而受到各种威胁和恐惧。不过，她说，“每次面对这种情况，我总会想起艾琳教我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害怕说真话"。这是我一生的口头禅！"

当然，除了艾琳和艾吉尔两姐妹外，已故的WAKE创办人卡特琳（Catherine Arumugam），以及妇女援助组织（WAO）创始人艾薇（Ivy Josiah）都是为她鼓舞打气的重要人物。

一度昏迷不醒的小米拉

对葛若琳而言，那些她所接触过的幸存者，不仅仅是她要倾全力支援的“案主”，还是彼此成为对方人生路上的见证者。譬如，米拉（Mila，化名）。

那一年，小米拉才14岁，为了想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只身从孟加拉来马当家庭帮用。工作不到数周，她就受到雇主夫妇严重的虐待和殴打，人生突然跌倒低谷，掀开了最暗黑的篇章。

葛若琳说，“她躺在医院好几个月。当我去看她时，她处于昏迷状态，我甚至一度以为她会死掉，但她在3周后恢复意识。我们接下了她的案子，鼓励她起诉雇主进。她出院后，我们负责为她安排庇护所。"

几周后，米拉转移到政府庇护所。由于之前受到严重虐待，她的结肠和肠子需要接受治疗，但政府并没有提供完善的跟进。结果，米拉无法正常排泄，肚上还必须挂个结肠造口袋（colostomy bag ）。

葛若琳提到，“一名官员在政府庇护所看见米拉的情况后，拒绝将她遣返，直到她接受适当的治疗。他把米拉转介给妇女力量，因为他知道我们有能力处理她的医疗个案，并为她所遭遇的种种不公讨回公道。"

米拉住进妇女力量庇护所时，她们一边筹募手术经费，一边等待法庭过堂。

就在这段期间，葛若琳和米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她叫我 "妈妈"。我们和妇女力量的朋友们、鹰阁医院（Gleneagles Hospital）和瑞士政府联手，为她筹集到了手术资金。”

那是一场9小时长的手术，她们在手术期间和之后轮流陪着米拉，而葛若琳照顾她整整两天。米拉术后进展不错，医生说，那是她近5年后，终于第一次可以尝试排便。

"我陪了她一整夜。我非常害怕，但她很勇敢，还告诉我不要担心。她很坚强，可以忍受任何痛苦。”

葛若琳记得米拉用马来语对她说，“妈妈，我经历过地狱般的痛苦，别担心，这种痛苦我也能承受，没问题”。不到5分钟，米拉冲到她跟前，喊道，”妈妈，我可以上厕所了！"

作为社运组织者的她，虽然需要毫无畏惧地善用谋略，替外来的弱势者争取权益和本地资源。但是，葛若琳叙述的经历却恰恰告诉我们，这个漫长的声援过程中，脆弱的“受害者/幸存者”却有可能是赋予组织者能量的重要支柱。

"对我来说，米拉是个活生生的奇迹，正是像她这样的女孩才有可能将痛苦转化为力量。”

现在，葛若琳仍和米拉保持联络，而且，数周前，她还收到米拉结婚的好消息。“当她说自己要结婚的时候，我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人口贩运的幸存女孩

另一个令人心碎但励志的案例，是在人口贩卖中，幸存下来的越南女孩。

葛若琳回想道，”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完全木无表情，一动不动地。两个多星期以来，我一直在等她放下戒心。她受到人贩子和顾客的严重虐待、强暴和折磨，身心灵饱受创伤。”

她亟需接受心理治疗，但由于她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很难到任何一家医疗部门或医院诊所接受治疗。

“有一天早上，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她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当时的她脊柱骨折，服用重剂量的药物，但依然缓缓地走近葛若琳，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她把我那多色卷发握在手指里，再按不同颜色分开，在手指上转来转去，玩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把脸埋在我的头发里，紧紧地抱着我。当时我一直叮嘱自己——千万不要在她面前泪崩！”

这个美丽坚强的女孩在满身创伤、心绪紊乱的状态下，肯认了葛若琳的存在和援助，令葛若琳永生难忘。

"感谢上帝，这个女孩总算对重生萌起了兴趣，愿意紧紧抓住着我这根绳索。”

女孩康复后，安全地回到越南。虽然现在仍需接受治疗，但她过得快乐幸福，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妇女力量团队一次又一次地，得面对各种各样令人心碎的案例。“这些男男女女和孩子们是如此的破碎，甚至生命几乎遭人夺走，一度放弃所有存活的希望。但我为自己能够和最优秀的人们并肩作战感到自豪。他们从未放弃努力修补伤口，重建生活。”

土生土长吉隆坡人

葛若琳是个在吉隆坡土生土长的典型城市女性。父母在小康之家，抚养他们七个兄弟姐妹长大。后来，父亲在2000年过世，他们也相继各自成家。

父母亲的善良和无私奉献，形塑葛若琳的工作态度；现在，她主要透过侄子侄女，了解Z世代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

"坦白说，跟他们在一起很有趣。我的家庭和我们的价值观，总是让我抱着敦厚的心态生活。”

“虽然他们很担心我的安危，但还是非常支持我。他们一直鼓励我，推动我把工作做到最好。”

虽然葛若琳后来没有实现她的歌星梦，但依然对音乐充满热诚，那也是她舒缓工作紧张的管道。

她一直都在改变放松自己的方式。每次独处时，她会边听音乐和阅读，边让毛小孩“库柏”先生在腿上玩耍。有时候则是涂涂心灵艺术书，或是睡前闭上眼睛冥想，从内心寻获平静。

她喜欢妈妈的菜，也喜欢自己在周末探索新的食谱，还学会做很棒的红酱意大利面。

从简奥斯汀（Jane Auste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到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伊丽莎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及奧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都是她非常喜欢的英国文学作家，她甚至读过詹姆斯奥古斯丁（James Joyce ）的全部作品集。

现在，葛若琳希望自己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于选择自己的道路，包括投入社运。

"我相信女孩长大后会成为伟大的女性! 所以，我会鼓励她们全力以赴地工作，让视野变得宽阔，为自己敞开许多可能性，展开很棒的冒险旅程。即使过程中会有起有落，但这一切只会让她们变得更强大、大胆、自信。”

“当她相信自己，就会开始看到自己内心拥有改变生命和处境的力量。我也会提醒她与别人分享她所发现的力量。那是建立人生的好方法! "

突然幻灭的改革之梦

2018年大选，希盟击退巫统/国阵，结束了马来西亚数十年来一党独大的僵局，惟过了22个月后，“喜来登政变”爆发，希盟又匆匆下台。

葛若琳坦承，目前的政治局面并不是她几年前所料想到的。

“虽然希盟政府刚开始成立时并不完美，由我自1990年代起就从不相信的领袖引领，但是过去那三年还是促成了许多变革。”

“但是，后门政府去年掌权后，上演了一幕接一幕的政治剧码，击碎了每个希望和梦想，随后又碰上了疫情。如今，他们只是继续沿用分而治之的概念执政，促使劳工阶级按出身、种族和肤色划分。”

此外，她认为，社会对边缘群体的仇外心理也越演越烈。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种权力游戏一直演变至今，人民仍然不清楚当前的政治议程。目前，我对民主的希望已经幻灭了，但这也意味着若要实践人民民主，仍然有许多功夫等待着我们去做。“

虽然过去有很多人试着说服她，但从政从来就不在她的人生蓝图里。

“我非常清楚自己不会从政。我觉得我跟妇女力量和其他盟友可以做得更多，组织人民和边缘社群抵抗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