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政府坚称,颁布紧急状态纯粹是为了抗疫,唯经济学者佐摩认为,国内历来颁布的紧急状态其实都“别有居心”,旨在满足执政者的特定利益。

佐摩(Jomo Kwame Sundaram)分析说,马来西亚过去5度实行紧急状态都不是“需求”所驱使,反而是为了当权者的特定利益。

他指出,英国政府1948年颁布紧急状态应对马共武装斗争,是为了保住其在本区域的殖民利益;1964年马印对抗之际颁布戒严则是要捍卫,其在马来西亚内的殖民地利益。

针对砂拉越的1966年紧急状态,他说,当局是为了剔除当时的砂拉越首长蒂芬卡隆宁甘(Stephen Kalong Ningkan)。

颁紧均非真正需要

至于1969年种族冲突后颁布的紧急状态,他解释,联盟政府当时未在大选赢得多数票,却凭着“自己的方式”继续在多州和联邦掌权。

他最后指出,吉兰丹的1978年紧急状态,是为了让国阵重新掌控该州政府。

“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紧急状态都‘别有居心’(terdapat udang di sebalik batu)。当权者颁布紧急状态是有特定的动机。不是真的因为需要,而是牵涉特定的利益。”

他是今天在终结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紧急状态和经济危害”记者会上,如此表示。出席者包括另外两名经济学家,即农沙里阿末(Nungsari Ahmad Radhi)和慕哈末阿都卡立(Muhammed Abdul Khalid),主持人为该委员会主席兼沙亚南国会议员卡立沙末(Khalid Samad)。

防疫措施伤害经济

佐摩接着批评,相对于2019冠病疫情的直接影响,政府的抗疫措施,如限行令和紧急状态其实更危害经济。

“如果我们看目前的状况,我们会发现,2019冠病疫情确实在2020年初就爆发。”

“我们发现,该疫情其实不怎么直接影响到经济。但间接的影响,即政府采取的措施才真的危害经济。”

除了紧急状态,佐摩也批评,限行令不是应对疫情的最佳方式,且严重破坏了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佐摩提到的6次紧急状态,马来西亚史上也曾颁布其它紧急状态,如1997年、2005年和2013年涉及特定地区的烟霾紧急状态,以及2020年为了避免在疫情期间举行三脚石补选的紧急状态。

目前实施中的紧急状态是于今年1月11日生效,进而冻结国会的运作。

2月24日,国家元首发文告强调,大马是民主国家,紧急状态下仍可召开国会,而元首将在首相的劝告下择订适当日期。

虽然朝野领袖均要求,政府聆听元首的御令重开国会,惟掌管法律与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指出,元首的意思仅是“如果”要开国会,须由内阁提出建议,而内阁的决议是紧急状态结束前都不开国会。

自认无法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农沙里阿末指出,政府颁布紧急状态其实否定了自己能如常运作的能力,并削减投资者,特别是国内投资者的信心。

毕竟,他说,信心是推动经济的最关键因素。

“随着颁布紧急状态,我们就是在说,我们平常执行政策、法律等的程序并不正确(不足够),所以我们才颁布紧急状态。”

“讽刺的是,颁紧本身最明显打击(经济和投资者的)信心。”

因此,他支持,马来西亚恢复全面依循宪法的施政系统,撤销紧急状态以让国会重新开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