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半世纪后，种族与财富鸿沟仍在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前空军技术员赛夫安（Safwan Salleh）开始兼职转售定制手表时，从没想过自己会在2016年创立自己的服饰品牌Petak。
这个品牌主打赛夫安的独家设计，原本只是在网络上销售，不过他很快便筹足资本在赛城开设一家实体店。
随着生意渐渐扩展，赛夫安原定计划在2020年年底另开三家分店，但一场2019冠病疫情突然来袭，使版图扩张计划沦为求存之战。
这名34岁的创业家为了维持生意，决定尝试向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TEKUN Nasional）申请贷款。
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是政府于1998年在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底下设立的机构，主要帮助土著企业发展。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前空军技术员赛夫安（Safwan Salleh）开始兼职转售定制手表时，从没想过自己会在2016年创立自己的服饰品牌Petak。
这个品牌主打赛夫安的独家设计，原本只是在网上销售，不过他很快便筹足资本在赛城开设一家实体店。
随着生意渐渐扩展，赛夫安原定计划在2020年底再开三家分店，但2019冠病疫情突然来袭，使他从雄心扩张的状态，顿时掉入挣扎求存的窘境。
这名34岁的创业家为了维持生意，决定尝试向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TEKUN Nasional）申请贷款。
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是政府于1998年，在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底下设立的机构，专责帮助土著企业发展。
这个机构可以提供最高5万令吉的贷款，但申请程序的“繁文缛节”，而且得动用“关系”（cable）为担保，争取两万令吉的贷款。这让赛夫安很不是滋味。
“这是今年3月的事……我公司的秘书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试试看。”
“那边真的是有太多繁文缛节了。我没有继续下一步行动，因为他们说我只符合两万令吉（贷款）的资格。”
赛夫安是后新经济政策的世代，他和很多土著企业家一样好奇：他们是否真的能从所谓的扶弱政策受惠？
回溯至50年前的今天，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在国会提呈，冀此降低国家整体贫穷率，重组种族分化的经济结构。这也是应1969年513暴乱事件而推出的政策。
虽然新经济政策在1990年正式结束，但它殿下基础，使其他各种的种族扶弱政策延续至今。
马来中产增长翻倍
多年以来，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往往突出全国贫穷率，尤其土著贫穷率的下降，乃这个政策成功的证明。
1970年，全国约有一半是贫穷人口。在三大种族之中，由马来人和原住民组成的土著人口是最贫穷的群体，占贫穷人口的65%。
1990年，来到新经济政策的尾声，贫穷人口降低至15%，而且仅五分之一的土著活在贫困中。
同一期间，马来中产阶级也在扩大，相较于1971年的12.7%，1990年时已增长至27%。
不过，对于像赛夫安这样的企业家来说，他认为自己像是“被遗忘的（土著）中产阶级”，因为土著之间的贫富悬殊似乎也在不断扩大。
“我们听到政府宣布发放大笔拨款（以援助土著企业家），但我们尝试申请时却又是另一回事。”
尽管新经济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确保“一代人之间”能够成为“国家经济体的全面伙伴”，但政策文件最终所设定的目标却是企业股权——小型土著企业家跟这完全沾不上边。
1976年，第三马来西亚计划推出完整版的新经济政策，并设定目标由土著掌握30%公司股权，非土著及外国人各占40%和30%。
土著企业股权在1970年的只有2%，因此30%是个远大的目标。专家们相信，至今为止，这个目标依然尚未全面实现。
事实上，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活安指出，这个数据在2011年来到23.4%的高峰，但2015年时已跌至16.2%。
根据李活安，这个数据包括土著个人和信托机构所持有的股权。（见下图表）
土著州属依然贫穷
另一方面，长期专研新经济政策的马来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哥美兹（Edmund Terence Gomez）表示，这么多年以来，这项政策不但没有真正缩小贫富差距，还制造出“空间不平等”（spatial inequalities）的问题，导致马来土著居多的州属拥有较高的贫穷率。
空间不平等意指，不同地区出现资源与服务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如卫健照护、福利、公部门服务、家庭收入和基础设施等。它经常与卫健和社会不平等有关，进而影响人口的健康。
哥美兹（下图）说，“你看看这个国家最穷的州属，有吉兰丹、登嘉楼、吉打和沙巴。这些都是土著占大多数的州属。”
“如果新经济政策还存在，那么它或类似的土著政策即已持续了50年。所以，为何最贫穷的州属依然是土著为主的州属？”
除了种族人口结构，国家经济活动也高度集中在雪隆地区。根据统计局2018年的数据，雪隆贡献了40%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土著主导的州属如吉打、吉兰丹、彭亨、沙巴和砂拉越都远远落在后头。
哥美兹将此数据归咎于资源分配不平等，即其他更为优势的人“骑劫”了原本配给穷人的资源，也就是所谓的“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那些需要援助的人得不到帮助，这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差距问题所在。”
政府推出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制定与新经济政策相似的国家议程时，坦承贪腐对土著议程的贻害。
政府在文件中点出，截至2015年的过去20年来，土著中小企业所获得的政府合约数量，与它们的经济贡献完全不成正比。
政府数据显示，从第七至第十大马计划，政府在发展、供应和服务采购方面花费了1.1兆令吉，其中超过50%的拨款分给了土著公司。
然而，在2015年，土著中小企业只贡献不到9%的国内生产总值。
哥美兹表示，政府的扶弱政策虽然在教育方面奏效，但土著在商业经济的参与却没有如此成绩，尤其大马排名前50的公司当中，只有一两家是知名的土著企业。
种族内相互剥夺感
另一方面，哥美兹表示，新经济政策似乎也未能实现其另一主要目标，即促进民族团结。
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种族政策，导致人们长期争论身份认同和权利的问题。
“社会里，某些阶层感觉自己被边缘。”
他补充，这种感受促使约300万名马来西亚人选择移居海外，其中大多是专业人士。
“有趣的是，一些离开（马来西亚）的人是富有和受过教育的，他们最终选择移居国外。”
他点出，这种被国家拒于门外的感觉，不止是出现在土著与非土著的种族之间，也存在于土著社群内部。
“在土著之间，他们感受到自己无法享受到原有的权利，反之还遭（其他人）骑劫，渐渐地土著之间甚至也出现了阶级差异。”
哥美兹表示，这种情况也导致跨种族之间的不信任及关系紧张。
他直言，滥用新经济政策进一步导致公共机构，如学校、大学和公家机构的衰落，导致穷人的选择更少，因为他们无法承担私立的替代方案。
转向需求为基政策
马大公共政策和管理（INPUMA）研究院执行董事莎琪拉（Shakila Parween Yacob，下图）受访时则表示，新经济政策推出50年后，国家依然缺乏“证据为基”的方式去衡量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包括种族扶弱政策。
她说明，这导致国家要废除种族政策和促进族群关系的努力变得更难。
她坦言，数十年来土著社群滥用扶弱政策，已经导致种族关系十分紧张，特别是每每受到政治利益鼓动的时候。
她认为，这个结果似乎与马来西亚建国先辈们所支持的包容愿景背道而驰。
“我相信，我们不能再提出全面种族政策。我们必须要有证据。”
“若有人问：为何我们要帮马来人？那我们可以说：你看这些数据，这就是瓜拉登嘉楼的情况。这样就能建立起种族群之间的信任。”
2019冠病疫情爆发后，莎琪拉也察觉到原有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收入较低的中产阶级家庭失去收入后，沦为B40低收入群体。
“这逆转了我们原本看到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成功，特别是马来社群。”
在新经济政策面对诸多批评下，国家政策从种族导向转为需求导向（needs-based），将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尤其新经济政策进一步边缘化非土著的情况。
社会主义党署理主席阿鲁仄万，长期在不同种族的边缘社区耕耘。他认为，马来西亚目前急需在不分种族背景之下，改以需求导向制定政策。
他认为，1971年推介新经济政策，以重组英殖民政府留下的不平等社会架构，是正确的做法。
他举例，很多非土著认为自己受大学招生固打制伤害，使他们难以进入大学，但实际上，固打制帮助了不少贫困的印裔学生。
“如果当时纯粹以绩效为入学标准，大部分的主流学额都会给华裔学生拿到（因为当时他们的财务能力较好），而大部分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吃亏。”
不过，阿鲁仄万认为，既然国家如今已独立逾60年，政府是时候摒弃种族政策，以确保需要援助的群体取得援助。
“这将能确保援助帮到大部分的马来土著同时，印裔、华裔和其他种族社群也能在不受排除的情况下，共享同一块蛋糕。”
阿鲁直言，这个做法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然而种族政治仍根深蒂固，而种族政党更依然是政治舞台的主角。
固打制需要清晰目标
新经济政策的另一目标是消除特定种族集中特定行业和经济部门的现象。换言之，马来人不是注定要成为渔夫或农夫，而是可以选择任何想要的职业。
基于此，各行各业包括教育和商业领域都设定了种族固打。
到了今天，类似的种族固打制要如何用来消除特定行业与特定种族身份挂钩的单一情况抑或，固打制如何能确保其他领域反映出多元代表？
经济学家慕哈末阿都卡立（Muhammed Abdul Khalid）认为，反对使用种族固打加强土著在特定领域的参与度，如土著女性在职场的固打，是“虚伪”的立场。
马来季刊杂志《Svara》报道，他表示，同样的论调一样可以套用在非土著身上，以确保非土著在其他领域有一定的参与额度，如目前由大部分土著主导的公务领域。
2016年，阿都卡立在国库控股研究中心联合执行的一份研究显示，73%的土著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生活比父母过得更好。这些受访者都是出身于家庭收入最底层20%的群体。
这可能表示，亲土著的扶弱政策没有完全受到精英阶级垄断，某程度上也协助了最底层的群体。
无论如何，这份研究也显示，同样底层家庭出身的印裔，生活比上一代过得更好的比例却较低。
阿都卡立（下图）表示，为了确保所有人可以得到公平结果，固打制应该有所改进，包括不分种族，向所有穷人提供奖学金，并禁止向富有的土著提供奖学金。
他也倡议，政府必须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确保政府合约不会颁发给“阿里巴巴”公司，即马来人公司取得政府的工程合约后，再分包给非马来人的公司。
展望未来10年的2030共享繁荣愿景也有一个众人熟悉的目标，即重组经济，确保财富公平分配。
这个愿景也放眼中小型土著企业，能够在2030年贡献多达20%的国内生产总值。
就如新经济政策在1970年代设下的股权目标，这也是个远大的目标，毕竟在2015年，中小型土著企业只占了9%的国内生产总值。
不过，对于像是赛夫安这样的土著企业家，或是他的小本生意Petak，2030年似乎过于遥远。
他也与其他的土著和非土著中小企业一样，只希望能安然撑过这个漫长的疫情。
